郭沫若的《女神》以惊世骇俗的思想和绝端自由的形式,开一代诗风。其出场与经典地位的确立,原 因错综复杂,既有域外思想的冲击,亦有个人情感生活的刺激,更有五四新文化的激荡、作用。学 界充分挖掘、论析了这些因素对于其出场和经典生成的意义,提出了诸多创见。然而,在论述中却 相当程度地忽略了现代传媒所起的作用,或者说传播作为一个重要维度,往往在政治意识、阶级观 念乃至人学建构的统摄性言说中被遮蔽。其实,《女神》的出场离不开现代传媒,是现代传播使它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确立起经典地位的。一、现代传媒与诗人及其《女神》的出场文学 发生牵涉诸多因素,刊物发表、编辑出版作为文本、媒体与读者传播机制中的重要环节,无疑是诸 多元素中极具活力者。郭沫若在中国诗坛的出现,以至成为中国新诗的一座丰碑,编辑出版功不可 没。它不仅为其诗歌提供了出场的机会与舞台,而且激发了他的诗歌创作激情。早在1916年留 日期间,郭沫若便开始白话诗创作。1919年,因偶然机缘在《学灯》上读到康白情的《送慕韩 往欧洲,》他十分惊讶:“这就是中国的新诗吗?那么我从前作过的一些诗也未尝不可发表了。< ”1>(P56)于是,他将《鹭鹚》、《抱和儿在博多湾海浴》两首新诗投向《学灯,》并获刊 载,这强化了郭沫若“作诗的兴会<”2>(P143)。接着,他又陆续发表《夜》、《死的诱 惑》、《新月与白云》等诗,并得到宗白华的赏识和如此鼓励:“很希望《学灯》栏中每天发表你 一篇新诗。<”3>(P4)那段时间,他每投必登。新诗的成功发表,不仅引起国内读者以及日 本文艺界关注的目光,更重要的是使郭沫若的创作热情极度高涨。1919年12月《学灯》进行 重大改版,在《新文艺》之外开设“新诗”专栏,持续大量地发表郭沫若诗歌,新诗栏几乎成为其 个人专属。其中“《凤凰涅》的篇幅整整占了两天,《学灯》要算是辟出了一个新记录<”2>( P143)。新诗实验阵地的快速扩张和日渐鹊起的诗名,促使郭沫若进入一个创作的“爆发期, ”“好像一座作诗的工厂一样,诗一有销路,诗的生产便愈加旺盛起来<1”>(P59),并由 此在新诗坛脱颖而出,成为一颗耀眼的新星。由于“商品价值还不坏<”1>(P85),受上海 泰东书局老板赵南公邀请,1921年春,郭沫若回国,历时五月余,完成了戏剧诗歌集《女神》 的编定工作,1921年8月2日正式出版。犹如异军突起,《女神》风行一时,激起社会、尤其 是青年读者的极大反响,郭沫若的诗坛地位迅速提高。如果说上述报刊的成功发表,为郭沫若新诗 出场提供了舞台,提升了其新诗创作的自信心,那么《女神》的结集出版,则在公共阅读与社会传 播中,整体性地传达了诗人对人生、社会的历史审视,以及对诗歌的独特想象与创造,诗人的公众 形象与地位得到了全面的历史性呈现与提升。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后来一个时期,郭沫若诗 歌创作热情的消减乃至停笔,固然与新文化思潮的消退有关,同时,与作品出版发表的具体情况亦 有着较密切的联系。宗白华1920年5月赴德国留学,《学灯》编辑易人,每每给郭沫若不公平 待遇,常将其诗排在最后,一次甚至把他的诗放在另一抄袭之作后面。他说,“这件微细的事不知 怎的就像当头淋了我一盆冷水。我以后便再没有为《学灯》写诗,更把那和狂涛暴涨一样的写诗欲 望冷了下去。<”2>(P144)这里虽有诗人个性使然,反过来也恰恰证明,当日的发表、编 辑出版与读者阅读对于“中国抒情天才”的特殊意义与价值。他自己曾说,如果他当时没有看到《 学灯,》没有读到康白情的诗,没有遇到宗白华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编辑,或许他的“创作欲的发 动还要迟些,甚至永不见发动也说不定<”1>(P56)。显然,某种程度上是现代刊物、出版 等传播媒介决定了郭沫若及其诗集《女神》的历史出场。二、阅读与文本意义生成文学的阅读与鉴 赏实质上是接受者对文本所传导的文化信息的历史整合。通过阅读,具有某种集体经验的主客体在 文化的共享空间中举行集体心理仪式,赋予文本以大众性品格与经典性地位。《女神》成为中国新 诗的奠基作,相当程度上是它所彰显的时代文化心理、现代意识与大众阅读期待互动的结果。诗歌 满足了读者的审美期待心理,读者审美阅读活动反过来使诗歌意义不断生成、传播,获得更广泛的 认同,逐步向经典转化。作为中国新诗的重要里程碑,《女神》是对早期白话诗“模仿”表现的终 结。它不再单纯停留在语言形式的革新层面,而是深入到观念与想象方式领域,以自我为话语中心 ,在创造的情感与情绪中表现出“20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4>(P354),具有强烈 的民主思想与平民旨趣。在《女神》中,郭沫若呼唤“开辟鸿荒的大我,”追崇“我自由创造,自 由地表现我自己(”《湘累)》,在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中,勃发出前所未有的“人的解放”的强 度与广度。他歌颂一切创造与毁坏的“力,”希望“提起全身的力量来要把地球推倒,”“不断的 毁坏,不断的创造(”《立在地球边上放号)》,在“一切的一,和谐,一的一切,和谐(”《凤 凰涅)》的历史想象中,洋溢着庶民胜利的狂欢之情。他赞美敢于反抗,富于革命精神的古今中外 的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匪徒们”(《匪徒颂)》,渴望“我是个偶像破 坏者(”《我是个偶像崇拜者)》,将一切的权威与偶像都打倒,体现出对一切旧事物彻底否定的 无所畏惧的平民叛逆精神。他宣称“我是个无产阶级者,”号召人们“为自由而战哟!为人道而战 哟!为正义而战哟!(”《巨炮之教训)》,表现了对“自由地、自主地、随分地、健康地享受着 他们的赋生(”《地球,我的母亲)》的乌托邦式理想王国的平民化追求与向往,集中反映出五四 青年崇尚个性解放,努力社会革命的独特精神风采,《女神》亦因此成为现代平民革命的诗性化政 治寓言。郭沫若主张艺术是自我的表现,认为真诗、好诗应是“我们心中的诗意诗境之纯真的表现 ,”“生之颤动,灵的喊叫<”5>(P205),注重主观自我,强调感情的自由抒发。在《女 神》中,诗人以男性雄壮的抒情与天马行空的想象,将新诗从传统的“温柔敦厚,怨而不怒,哀而 不伤”的审美价值取向中解放出来。激情四溢的生命的尖叫,青春的愤激与焦灼,自我个性的张扬 ,在无节制的情感的痛快泛滥与宣泄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与抒写,具有鲜明的青春人格色彩与平 民化特征,成为五四时代的典型的话语方式。如《凤凰涅》、《天狗》、《地球,我的母亲》、《 立在地球边上放号》、《梅花树下醉歌》等都骚荡着青春的激情,在个人情绪、精神的抒情表现中 折射着时代的光影,与五四青年的普遍心理和追求相契合。与个人情绪的狂欢相适应,《女神》诗 体上追求“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3>(P49),彻底颠覆古典诗词的均衡、精致与圆满 。语言上更以情绪的自然消长组织诗歌,突破传统诗学的格律限制,在酣畅淋漓或雄放不羁的形式 中,生动地传达抒情主体飞扬的开放意识、破坏与创造的精神,形成一种昂扬雄浑、狂暴粗糙的特 性,鲜明地体现了现代的平民自由精神。如果说《女神》的平民意识的青春表达是其文学经典叙事 的内在基础,那么,五四时期的特定历史情境与文化心理所形成的阅读期待视野,则是《女神》迅 速成为新诗代表作的重要外部传播环境。五四时期,新旧交替。一方面,广大青年以一种强烈的破 坏与创造精神,努力寻求社会、思想、文化、个性的全面民主与解放;另一方面,社会的黑暗与沉 闷如一重厚厚的壁垒,青年们的“烦恼悲哀真像火一样烧着,潮一样涌着,他们觉得这‘冷酷如铁 ’、‘黑暗如漆’、‘腥秽如血’的宇宙真一秒钟也羁留不得了。……他们的心里只塞满了叫不出 的苦,喊不尽的哀。他们的心快要塞破了<”6>,渴望自由与创造,期盼毁灭与新生,成为一种 普遍的社会心理与阅读期待。正是在这世界呈现出死的岑寂的时刻,《女神》的出现,犹如“忽地 一个人用海涛底单调,雷霆底声响替他们全盘唱出来了<”6>,一下子将五四众多青年的“心弦 拨动,”“智光点燃,”“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每日有若干年青人为那些 热情的句子使心跳跃,使血奔窜<”7>(P147)。因此,《女神》虽然在思想内容上不够深 沉,艺术表现也较粗糙,但其狂飙突进的思想解放之光,暴躁凌厉之气,平民追求之趣,却热烈地 感动了读者,使青年们“从麻木、屈闷中跳出,充满着奋斗,冒险<”8>(P17),极大地释 放了五四青年长期郁积的社会压抑心理,满足了他们自我精神与情感的需要。不仅如此,《女神》 还极大地唤醒和激发了五四青年对未来新生活的美好向往。受其鼓舞和引导,他们纷纷走向社会, 走向叛逆,在火的涅中实现自我再生。可以说,正是在诗人郭沫若和众多读者特别是热血青年的共 同阅读、言说中,《女神》的意蕴空间日益拓展,意义不断生成,认同日益定型,并逐渐转换成为 一种集体记忆,向经典转变。三、批评、阐释与经典确立文学批评与创作共生互动。特别在现代, 文学意义的生成与扩张,作家身份与地位的确定,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文学批评的介入与阐释。伴 随着《女神》的广泛传播,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下,人们以不同的阐释标准对它进行不同的解读,并 在读者、作家的阅读与批评所形成的多维力量中,其文学史意义不断生成,诗坛地位不断确立。《 女神》问世之初,以其彻底不同于旧诗及早期白话诗的创造姿态,为中国新诗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诗 歌文本,给广大读者以强烈的心理震撼。虽然当时“颇有些人不大了解<”8>(P17),但大 都从独创精神角度对它进行评价,肯定其“奔放的感情,打破因袭的力<”8>(P17)的个性 特点,称赞郭沫若是受过科学洗礼的“时代精神的讴歌者<”8>(P18)。1922年,《女神》出版周年之际,文学界人士相聚以纪念其周岁生日,郁达夫为此特地撰写了《〈女神〉之生日,》认为中国诗歌“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并号召作家们“同心协力的想个以后可以巩固我们中国新文学的方略<9”>。他将《女神》与中国文学未来发展联系在一起,敏锐地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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