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至今,在张洁与Feminist和Femalelitera ture之间,形成了一个怪圈:一方面评论界认为张洁是个Feminist(女权主义者或女性主义者等) ,是新时期Femaleliterature(女性文学或女性写作等)的首创者;另一方面张洁 却拒绝承认自己是个Feminist,而且对Femaleliterature的提法也讳莫 如深。笔者以为,要想厘清张洁与Feminism和Femaleliterature之间的 关系,首先必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Feminist是什么?Femaleliteratur e又是什么?Feminist的核心是Feminism。Feminism是一个相当复杂的 概念,它因国度的不同、历时的差异和派别的争议等使东西方都不好对它下定义(这也正是笔者在此用英语拼写的方式而不用中文翻译的名词的缘故),按照它的发展过程来说,它在西方基本上走过了女权主义和女性主义两个阶段;而在中国实际上只 有后一阶段,而且还相当的不成熟,时间也就是到了90年代以后。李小江曾说:“我一向用妇女 解放而不用女权运动来表述中国妇女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过程,原因很简单:中国妇女解放……不 是女权主义的结果,而是社会主义革命的直接产物。”而且“今天的女权主义在中国依旧没有广阔 的市场,也许再也找不到它赖以生长和发展的社会空间。”①作为一般意义上的“Feminis t”们,她们都持有这样基本的观点:1、妇女由于她们的性别原因而经常受到歧视,她们为了获 得与男人平等的权利和自身的一些特殊需求而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中进行变革;2、在文化界 和学术界“Feminist”们还努力进行女性的主体性、文化认同和话语等方面的建设。那F emaleliterature又是什么呢?它也没有一个适当的内涵和外延,甚至与它相关的 称呼就不下五个,目下一般称为女性文学或女性写作。它是指女作家创作的富于女性意识(女性意 识包括两个方面:1、反对父权制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2、摆脱传统的男性审美视角,即作 家以女性立场、女性视角、女性话语看待历史、社会、人生)的文学文本。下面为了论述方便,我们将新时期至今女性文学分为三个阶段即第一阶段:萌发期(1976年—1 987年) ;第二阶段:渐进期(1 988年—1 995年) ;第三阶段:小高潮期(1 995年以降)。张洁在每个时期都有代表性和有影响的作品,每个时期也至少有一次淡活,这便非 常有助于我们解决问题。一张洁带着“从森林里来的孩子”走上了文坛,以《爱,
是不能忘记的》(1979年)引起了轰动和争议,然后在《方舟》(1 981年)中她首次呼出了新时期以来“要争得妇女的解放,决不仅仅是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平等 ,它要靠妇女的自强不息,靠自身价值的认识和实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的吼声,还有《沉重的翅膀》(1983年)、《祖母绿》(1 984 )《他有什么病》(1 986年)……有人认为《爱,是不能忘记的》是最初的小说领域的女性文学,也有人认为《方舟》 是女性文学的真正起点,也有相当多的人称她是个“
女权主义者”,其实,这些结论可说全部是错 误的。如果我们站在现代文学百年史的立场上审视这个问题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人的结论的幼稚和可笑是不言而喻的。由于中国革命和政治的特殊性,中国的妇女解放走过了曲折的道路,1995年以前所谓的女性文学在某种意义上与三四十年代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和苏青的《结婚十年》等还相差甚远。张洁关于妇女问题的观点其实庐隐在1 92 0年即醒目地提出过:“妇女解放问题,一定要妇女本身解放。”②更何况,不论是庐隐还是张洁, 她们所提出的观点既非反对父权制文化,又非弘扬女性主体意识,而只是妇女的自身自省问题,与 女性文学的主张、女权主义者的策略也是不相吻合的。还是自始梳理一下张洁的作品为好。《从森 林里来的孩子》大家公认不是女性文学;《爱,是不能忘记的》之所以引起轰动,并不是因为作者 的女性意识。虽然当时文坛稍有松动,但众多作家基本上都还在沿着原来的“十七年”“文革”母 题模式进行,无人敢于全面涉足爱情这一敏感题材,尤其是关于婚外恋,那简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而张洁偏偏以纯粹的爱情下笔,并且叙述了在“我”的视角下(这可能是张洁唯一一篇以第一人 称的方式写的小说)一个知识女性“母亲”和一个老干部“连手也没拉过”的柏拉图式的婚外精神 苦恋,难道说女作家写爱情或婚外恋就是女性写作吗?(当然,这个时期我国还没有明确的“女性 文学”这样的提法)而且这篇小说爱和性是分离的,直言不讳地说,只有爱,没有性。既没有反对 父权文化,也没有显示出女性特有的视角。所以说它和女性文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而《方舟》呢 ?上面提到它在新时期第一次提出了妇女问题,但她所提出的是“妇女自身的问题”,并没有提及 父权文化的压制。在文本中既有白复山、魏经理的下流男人,也有安泰、朱祯祥的“上流”男士; 既有荆华、柳泉的大气和正气,也有钱秀瑛、居委会女主任的妖气和邪气。张洁则完全采取的是中性视角或男性视角而非女性视角:把妇女看成性对象的不仅仅是有的男人,更不幸是包括有些妇女也是这样。1986年张洁在答联邦德国记者时说:“在妇女中有这么一类人,在她们看来,如果男人离开了她们 ,世界就完了。要是男人不爱她了,她会丢掉自己的尊严,千方百计地围住他,不让他走。也有的 妇女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她们不懂得,只要锲而不舍为之斗争并投身于实践,自己的价值也能 得到社会的承认。她们总以为男人终究比女人强。”“还有比这更可悲的女性,哪怕只是极少数。她不把自己看成人,而把自己看成性对象。只要见到男人,她们连说话的声音都变了。”③1988年她在答香港记者问时又提到了《方舟》:有的女人自己“愿意当花瓶和贱货,那则无可救药 。我很看不起这样的女人,我特别讨厌女人发‘嗲’,这也许能引起许多男人的喜爱,我认为这是 女人把自己当作‘性对象’,就像我在《方舟》里讲的。”④所以,这里我想重点申明的是《方舟 》文本并不像当下许多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只是男人把女人当作了“性对象”,而是男人和女人都 把女人看作了“性对象”,而更重要、更可悲的是女人自己也是这样。张洁说:“我希望我的作品 能够告诉妇女不仅仅是抱怨社会和男人的不公平。纠正这种不公平全靠她们自己,靠她们的自尊和 自我价值。”⑤作者的这番话几乎就是《方舟》文本中的原话,当然也是对文本中这句话最准确也 最有分量的解释,其余的全为曲解。按叙事学原理来说,这时作者本人(即谈话者)和文本《方舟 》叙述者是真正重合的。直率地讲,张洁和许多男性作家一样,在她的笔下,也有女妖、女神和女 奴三种类型,像《方舟》中的钱秀瑛(女妖)、《祖母绿》中的曾令儿(女神)和《七巧板》中的 金乃文(女奴)就分别是这三种类型的代表,这种情况也不仅仅表现在这个时期。因而,要说张洁 这个时期的创作是女性文学,那纯属是望文生义。这样,我们解决了张洁本时期的创作不属于女性 文学范畴这个问题,她的“女权(性)主义者”这个称呼存在的可能性就没有多少了,因为张洁只 是一个作家,而不是社会活动家、政治运动家等。张洁曾说:“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向男性挑战,我 对此不以为然。我不认为这个世界仅属于男性,也不认为它仅属于女性”⑥而且对女性的“依赖男 性”、“把自己看成是性对象”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同时她谈到妇女解放时说“单靠女权运动是无 法解决的”,要靠“她们的自尊和自我价值”⑦。当然,张洁的不承认并不是我们的判断标准,因 为中外许多女作家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个“女权主义者”。关键的是,张洁这个时候对“女权主义 ”的看法还是不对的。陈顺馨曾对以王安忆为代表的不少作家把Feminism误解为“和男人作对”这种观点进行过纠正⑧。不错,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曾经首先以彻底决裂的姿态向男人的世界宣战,但是,“到20世纪70年代末,女权主义思想家们已经开始对6 0年代末出现的激进的女权主义思想进行辩证的批评。”⑨“在女权主义者的组织中,女性分离主义的问题最初是与反对男性的观点分离的。”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洁和王安忆等女作家对女权主义的错误理解是一样的。二第二阶段,张洁的创作 呈现出某种程度上的转向,转向之一便是绝少在作品中单纯涉及妇女问题。评论张洁,我们不可能 不论及张洁本人。鲁迅说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是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 从张洁本人来看,她的女性意识是比较淡薄的。因为她从来就认为:“我自认为比男人强,不论是在 事业上和生活上。”“二百斤重的包男同学扛一个我也得扛一个,我从来没有女人那种特别的感觉———需要照顾,我永远比男人干得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张洁的性别意识与其他妇女一样,也是比较模糊的。我们知道,新中国成立以来 ,男女同工却不同酬(当然是男的报酬比女的多)本来就是极其不合理的,但在伟人的“男女都一 样”的倡导下变成了妇女的一种“荣耀”,其实,由于男女生理上的区别,我们都清楚所谓的“铁 姑娘”对妇女的身心都造成了莫大的创伤!这是张洁对“男女平等”认识上的重大误区,这种心态 无论对于“女性文学”还是对于“女权主义者”来说,都是差距甚远的。这时的张洁对女性文学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反感,甚至产生了错误、偏激的看法。正如她在1988年答香港记者问所言:“什么是‘女性文学’?是因为那些作品写了女人的问题呢,还是因为 作家是女人,抑或是因为作品中透出一种女人的矫情呢?现在有些人写作品就是因为她是一个女人 而销售‘女人的矫情’,有些人很自觉地在那儿卖弄,知道有人‘吃’这个,这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将自己当作‘性’。” 公平地说,张洁对女性文学的看法是片面的、肤浅的;最为关键的是,她这时的作品中仍旧不具有女性文学的特质,连她自己都承认她的作品“不是以女作家这个角度去反映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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