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类后现代小说叙事是指接受西方后现代理论及其创作实践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以来产生于中国文坛的一种极为独特的小说叙事文本。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碰撞的产物,中国的后 现代小说叙事既具有西方后现代小说的种种特征,同时,它的作者、叙事内容、文化传统以及理论 研究现状等因素又决定了它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新时期的先锋作家在我们现有的社会条件于 总体上尚未达到西方后工业社会发达程度的历史语境下,以一种超前预支、突击补课的方式下完成 的。而这些条件都使得中国的后现代小说与西方意义上的后现代不会完全相同,其中往往含有许多 “非后现代因子”,所以,中国的后现代只能使用一种中西合璧的独特称谓———类后现代叙事文 本来进行界定。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先锋小说(如马原、余华、格非、孙甘露等)、新历史主义小 说(如苏童、刘震云等)、女性私人化写作(如林白、陈染等)以及包括“晚生代”作家部分作品 在内的小说都是明显具有“类后现代”色彩的。他们在文本上呈现出来的诸如反本质中心、消解权 威与崇高、形式大于内容等方面的叙事观念,和诸如自由视角的元小说、破碎拼贴的结构、反体裁 的反讽与戏拟、语言上的游戏与狂欢等解构性的叙事艺术运筹都使得这些小说与前代作品有着显著 的不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后现代小说叙事掀起的文学革命无疑是意义深远的。虽说它现在依 然没有定型,依然“在路上”跋涉,但它无疑是中国小说叙事最辉煌的一次表演。同时,由于这次叙事革命发生的年代和其直—05—(总第186期)TotalNo186接影响也决定了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具有跨世纪的意味;自然地,它也就为中国小说叙事在21 世纪的小说创作中能更好地发展乃至与世界趋于同步创造了一种机遇。因而,在总体上明确中国类 后现代小说叙事的涵义与特征之后,通过总结与评价它的成就与局限,进而探索其未来应如何发展 也就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的意义。一、成就:叙事空间的提升与拓展首先,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关于 文学观念的大胆反叛,勇于创新的艺术精神及其丰硕的创作实绩都必将对后起作家的文体创造性与 艺术想像力起到启蒙和促进作用。文字的创新与发展总是与一代又一代作家自身水平的提高密不可 分,没有作家对语言文字的苦心经营,开拓进取,文学的进步是很难想像的。对于中国类后现代小 说而言,它能在今天拥有多样化的风格,自由的艺术想像,新颖的结构形式无疑是与作家本人的主 体性与创造性密不可分。虽说转型期的文学由于大众传媒、市场经济的导向而逐渐沦于边缘,但还 是有一些作家不甘寂寞,他们无论在文本上还是在自身上都拥有和西方后现代大师们一样的艺术创 新精神。如今,像余华、苏童等作家的作品已经成为广大读者熟悉和评论家关注的对象;同时,他 们的作品还频频被介绍到国外、获取文学奖项,并不断被一些著名导演搬上银幕。这些无疑都促进 了他们的创作热情。自然地,他们的成功也为后起作家树立了榜样和信心。目前,在风头正劲的“ 晚生代”作家群落中特别是像李冯、鲁羊、毕飞宇等人的身上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种艺术的传 承。可以充分相信,在这种精神与热情的指引下,在众多作家的共同努力之下,中国作家跻身世界 文坛并摘取桂冠的日子不会远了。其次,中国类后现代小说拓展了中国小说写作的空间,充分展示 了汉语写作的丰富性与可能性。在中国后现代小说叙事出现之前,尽管现代主义在中国文学中已有 所出现,但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范式仍处于统治地位。十七年小说,新时期伊始的伤痕小说、反思 小说、改革小说都使得同期的现代主义沦为地下潜流。汉语写作的传统无论在理念还是形式上都是 在新时期小说特别是在类后现代小说手中打破的,以先锋文学等为代表的小说创作以极端化的文本 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文学思潮纳入到自己的文本实验中,于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面貌也就发生 了巨大的变化。一方面,就主题内涵而言,现实主义所倡导的理性的、历史必然的、全景式写作模 式逐渐被一种非理性、模糊的、平民式的、不可知式的写作模式所取代;另一方面,就所谓文本形 式而言,话语讲述方式变得比以往陌生了,没有一定文化水平的读者是很难阅读懂这一类东西的; 即使是一个原本十分简单的情节在后现代那里也会由于别出心裁的叙事形式而变得生涩难懂。在此 过程中,虽说先锋文学等由于其叙事上的“曲高和寡”很快进行了隐遁与还乡,但随之而来的新历 史主义小说,90年代的后现代性文本依然为我们展示了小说可能拓展的新空间。进入文化转型期 之后,一切私人的、通俗的、实验的文本探索都获得了自己的合法生存空间,中国小说的传统观念 被迅速冲破,小说写作的可能性与丰富性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开放程度。同时,应当指出的是,中国 新时期的小说家在面对西方文学思潮时也绝非就是简单模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拿来之 后”的“中国化”过程。“由苦难而积蓄起来的、特别的、惟我所有的经验与感觉,使得中国作家在面对西方从前的那些实验时,有了若干西方人当时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认识。”<1>(p7)而这些,无疑为中国小说在21世纪能蓬勃发展带来了希望。最后,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叙事鲜明 的创新意识,风格多样的形式化探索也极大提高了汉语小说的叙事空间。中国后现代小说在叙事时 将“怎么写”的地位提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后,法国新小说、美国的黑色幽默、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等 各种后现代叙事及与此相关的写作原则均无一例外在他们手中得以再现。面对从西方引进的东西, 中国作家是在一边借用时,一边进行着自我融合。的确,新时期小说家自身普遍较高的文化素养完 全可以使他们在“拿来之后”得心应手的运用。他们自由地表演,完全中国化的故事与相对西方化 的形式总是在他们手中可以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于是,中国当代小说的叙事水平在他们的手中 自然就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而这一点,即使是许多持批评态度的人也进行了普遍的认同。可以说 ,汉语小说叙事艺术在这一时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对传统既有扬弃又有创新,对西方的 既有拿来又有融合,从而一举改变了中国小说相对于西方长期处于落后的状态,自然地,他们鲜明 的创新意识,多样化的风格形式探索也就使得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接轨并趋于同步。二、局限:真 正的游戏与真正的迷宫当然,我们在面对中国后现代小说取得成就的同时,也应看到它本身所带有 的许多近乎先天性的缺欠。这些缺欠不但制约了中国后现代小说叙事本身向更高层次的提升,还对 当代文学的良性发展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而这些缺欠则正是当代文学在世纪之交文化转型之际 需要认真反思和研究的课题。其一,中国后现代小说在创作过程中带有明显的重视横向移植,轻纵向接受的写作倾向。事实上,在联系时代语境的基础上,我们是不难为中国类后现代小说作出一种如下的定位:“1无哲学基础,超前演练;2 时代的契合,相对狭窄的空间;3 复杂性与混乱性。”自—15—先锋小说伊始的中国类后现代小说虽说在内容上表现的是中国生活, 而其创作者也是真正的中国作家。但在对传统的继承以及对待外国文学传统时,他们还是过多地偏 重了后者,甚至他们中的有些人几乎就是将西方的东西完全照搬过来的。综观中国类后现代小说的 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类似女性主义创作原则,法国新小说派创作手法、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对中 国世纪末文学创作的重要影响。当然,在众多被借鉴乃至模仿的对象中,有“后现代之父”之誉的 博尔赫斯无疑是影响最大的:一、博尔赫斯的元小说手法对中国自先锋文学以降的中国后现代小说 叙事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马原的“叙事圈套”,孙甘露及晚生代小说家身上我们都可看到这方面的 影子;二、迷宫结构是在博尔赫斯手里成熟的,他的《两位国王和两座迷宫》、《永生》、《巴别 图书馆》等都是典型的迷宫结构,至于闻名于世的《曲径分岔的花园》则更是以时间为迷宫进行故 事演绎的。而在这方面,格非、鲁羊等的小说都在不同程度上实践了博尔赫斯的手法,其中,格非 在某些情况下已被公认为是“博氏最得意的中国弟子”;三、最先由博尔赫斯大量实践的戏拟式互 文手法也得到了中国后现代小说家的认可;四、博尔赫斯对时间命题的探究也是中国新潮作家所不 断关注的,博尔赫斯的“我常常永恒地回复到永恒回复中去”<2>的时间观,以及他在《曲径分 岔的花园》中的名句“因为时间永远分岔,通向无数的将来”,都对自先锋小说伊始的中国类后现 代小说的时间观产生过重大影响;五、博尔赫斯还在当代新潮小说家笔下反复出现过,孙甘露的《 我是少年酒坛子》、朱文《因为孤独》都是为纪念他而写,而余华、苏童、马原等则分别以随笔方 式谈过博氏,残雪则更是在世纪末出版了学术专著《解读博尔赫斯》。总之,以博尔赫斯为代表的 西方后现代小说家及其创作都对中国类后现代的出现影响巨大。新时期作家虽然在自觉借鉴时不断 进行了中国化的书写,但无论在写作痕迹还是在写作手法上重视西方的东西,轻视传统继承则是明 显存在的。重视借鉴,并将其融入到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中固然是好的,但过分倚重则无疑就带来了 负面价值,在拥有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国度里完全抛却传统是不可想象的。其二,重艺术形式轻主题 内容。中国类后现代小说对于叙事文本的革命,传统叙事模式的反叛都达到了极端自由的程度。然 而一切失度的“表演”最终的结果只能是写作上的不自由,对于任何一个写作者和任何一个写作模 式而言,长期处于一种极端的位置无疑是一次具有极大难度的冒险。在本土读者还不能完全接受理 解的情况下,迅速的形式革新虽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力,但其不良影响也是必然的。同时,过度的形 式化追求必然导致内容上选择极端化的表达,而中国后现代小说在选择主题时的猎奇式虚构、暴力 、性爱、欲望等近乎模式化的题材选择都是这方面的明证。就在这种自恋的文本与泛滥的语言之中 ,主题上的人文关怀失落了,中国文学所追求的语言与生活的关系以及最终要重塑理想人格与理想境界的追求被虚无化和模糊化了,叙事文本的意义和人物更多时候被淹没了,而剩下的只是一种语言游戏,剩下的只是一种彼此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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