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之三 中国共产党的暴政 四、反右运动——诛心全国，以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识份子组织了“裴多菲”俱乐部，被苏联出兵镇压，称为“匈牙利”事件 ，毛泽东引以为戒。1957年，共产党在中国使用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口号，号召中国 的知识份子和群众“帮助共产党整风”。其意在于把他们中的“反党分子”诱骗出来。毛泽东在1957年初给各省党委书记的信中表露出借鸣放和整风“引蛇出洞”的意思。
当时有几句鼓励人们鸣放的说词，叫做“不揪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决不秋后算帐”。结果一场反右斗争划定了55万名“右派份子”。27万人失去公职。 23万被定为“中右分子”和“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有人把共产党的整人权术整理为四条：1 ）引蛇出洞，2）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3）明讲治病救人，实则无情打击，4）逼人自我批判，无限上纲。
那么，引起这么多右派和反党分子近30年流放边远寒苦地区的“反动言论”究竟是什么呢？当 时被万箭齐发、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动理论”是由罗隆基、章伯钧和储安平几次讨论会发言组 成的。细看他们的意见和建议，简而言之，无非是要建立一个有共产党和民主党派共同组成的委员 会以检查三反、五反、肃反工作中的偏差（罗）。国务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协、人大等机构表态， 建议要把政协和人大的人加进政策形成的过程中去（章）。党外人亦有见解、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 任感，不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安排一个党员作头儿。事无钜细 ，都要看着党员的脸色做事（储）。这几个人都明确表示了愿意跟着共产党走，提的意见也都没有越出鲁迅所描述的“老爷，您的袍子脏了，请脱下来洗一洗吧”的范围。
划成“右派”的人中并没有人提出要推翻共产党，不过是批评、建议。就是这些批评、建议使数十万 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给数百万家庭带来了苦难。随之而来的，还有“向党交心”、拔白旗、新三反 、下放劳动和划漏网右派。谁对本单位领导，特别是党委书记有意见，谁就是反党。其下场轻者是 不断被批判，重者则劳动教育或全家迁送农村。这些人连同他们的子女上大学、参军都没有分，就 是到县城找个工作也是不可能。从此他们失去了劳保、公费医疗，加入了农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贱民。
自此以后，一部份学者形成了墙头草，随风倒的双重人格。他们紧跟“红太阳”，亦步亦趋，成为共 产党的“御用知识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则清高自远，对政策问题噤若寒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份子像是徐庶进了曹营，一言不发了。
五、大跃进——指鹿为马，以试其忠
反右之后，中国进入了恐惧事实的状态。听假话、说假话、做假事，逃避事实、歪曲事实成为世风。 大跃进便是一次全国集体编造谎言的大爆发。人们在共产党的邪灵引导下，做出了许多荒诞不经的 蠢事。说谎者和受骗者同样自欺欺人。在这场谎言与愚行的闹剧中，共产党强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气 植入了全国人民的精神境界。人们高唱着“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岭开道，我来了 ”的跃进歌谣，实施着“亩产万斤，钢产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的荒诞计划，轰轰烈烈，经年不醒。直到大饥荒席卷中国，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与会者谁不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正确的？谁不知道毛泽东的大跃进是荒 唐，专断的？但拥护不拥护毛泽东的路线是“忠”与“奸”，生与死的界限。当初赵高指鹿为马， 并非不知何为鹿，何为马，而是为了左右舆论，结党谋私，让天下人盲目服从而不敢略有争议。最 后，彭德怀本人也不得不违心的在打倒彭德怀的决议上签了字。正如邓小平在文化革命后期不情愿的保证“永不翻案”一样。
由于人类社会总要靠已有的经验来认识世界，拓展思维，而共产党使人们对整个社会的经验教训所知 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体的封闭消息，人们判断是非的能力日见低下。下一代人对前一次运动中“ 慷慨歌燕市”的有识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经验完全无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来了解历史并判断新的事物。自以为正确无误，其实谬之千里。共产党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这种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灵附体，乾坤倒转
文化革命是共产党邪灵附体全中国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国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 红色恐怖的狂风咆哮，如发疯孽龙，脱缰野马，群山为之震撼，江河为之胆寒。作家秦牧曾这样描 述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这真是空前的一场浩劫。多少百万人连坐困顿，多少百万人含恨以终，多 少家庭分崩离析，多少少年儿童变成了流氓恶棍，多少书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胜古迹横遭破坏， 多少先贤坟墓被挖掉，多少罪恶假革命之名以进行。”据专家们的保守估计，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达773万人。
人们对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杀往往有一种错觉，觉得这些大都是在无政府状态下由造反运动形成的 。杀人者也都是“红卫兵”、“造反派”。但根据中国出版的数千册县志所提供的资料，文革中死 人最多的时期不是红卫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级政府处于瘫痪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斗正 盛的1967年，而是“各级革命委员会”已建立，毛泽东恢复了对国家机制全面控制的1968 年。在全国著名大屠杀案件中，滥施暴力、血腥杀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军队、武装民兵和各级党员骨干。
从下面这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并非红卫兵、造反派的一时过激行为，而是共产党 和地方政权的既定决策。文革时期的领导人与各级权力机构对暴政的直接指挥和参与，常常被遮掩起来而不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红卫兵以“遣返”为名，把历次运动中划为地、富、反、坏、右的北京市居民强行赶出北京押往农村。据官方不完全统计，当时有3万3千6 百95户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万5千196人被驱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风很快在全国各大城市蔓 延，多达40万城市居民被遣返到农村。连有地主成份的共产党高级干部的父母也未能幸免。实质 上，这种遣返行动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长时就说过，要把北京居民成份纯 净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份不好的市民全部赶出北京。1966年5月，毛泽东发出“保 卫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叶剑英、杨成武和谢富治为首的首都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的任务之一就 是通过公安局大规模遣返“成份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红卫兵对超过2%的北京 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还得到市、区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当时的 公安部长谢富治曾要求公安干警不要去阻拦红卫兵，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情报。红卫兵不 过是被当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这些红卫兵也被共产党抛弃，不少人被宣布为“联动分子” 而入狱。其它的随大批“知识青年”被送到乡下参加劳动、改造思想。当时主持遣返活动的西城红卫兵组织，就是在共产党领导人的“亲自关怀”下成立的，他们的通令也是由当时的国务院秘书长修订后发表的。
继北京遣返地、富成份的人去农村，农村也掀起了又一轮对地、富成份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 26日在北京市所属的大兴县公安局的局务会上，传达了公安部长谢富治的讲话。其中要点之一是 公安干警要为红卫兵当参谋，提供黑五类（地、富、反、坏、右）的情报，协助抄家。大兴县的屠 杀运动直接来自县公安局的指令。组织杀人行动的是公安局的主任、党委书记。动手杀人，连孩子都不放过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杀中“表现好”而得以入党。据不完全统计，在文革中突击入党的，在广西一 省有9千多人是杀人后入党的，有2万多人是入党后杀人的，还有与杀人有牵连的1万9千多人。单从这一省的统计，就有近5万共产党员参与了杀人事件。
文革中，对“打人”也要进行阶级分析：好人打坏人活该；坏人打好人光荣；好人打好人误会。毛泽 东当年讲的这句话在肆虐一时的造反运动中广为流传。既然对阶级敌人的暴力是他们“活该”，那么暴力和杀戮也就广泛传播开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县人民武装部的基层民兵屠杀“湘江风雷”组织成员及 黑五类。历时66天涉及10个区，36个公社，468个大队，2778户，共4519人。全 地区10个县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坏”占38%，地富子女占44%。被杀人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才10天。这仅仅是文革暴行中，一个地区的一个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会”成立后的清查阶级队伍运动中，内蒙古清查“内人党”制造了35万余人被杀的血案。 1968年在广西有数万人参与了对“四．二二”群众团体的武装大屠杀，死人11万。
由此可见文革中的暴力屠杀首案、大案全是国家机器的行为，是共产党领导人纵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残 杀百姓。直接指挥和执行这些屠杀的凶手多是军队、警察、武装民兵和党团骨干。如果说，土改是 为了土地而依靠农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为了资产而依靠工人打资本家，反右是为了让知识份子缄 口，那么文化革命中这种你斗我，我斗你，并无哪个阶级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产党依靠过的工人农民，只要观点不一致，就可以杀你。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这就是为了造就共产党一教统天下的大势。不光统治国家，还要统治每一个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 产党、毛泽东的“造神”运动登峰造极。一定要以毛泽东的理论独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于亿万人 脑中。空前绝后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规定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么可以做，要怎样去做， 而除此之外什么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国人民实行着宗教崇拜一样的“早请示，晚汇报 ”，每天数次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早晚两次政治祷告。认字的人几乎人人写过自我批评和思想汇 报。言必称语录，“狠斗私字一闪念”，“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文革中只允许崇拜一位“神”，只诵读一本“经”——毛主席语录。进而到不背语录、不敬祝就无 法在食堂买饭。买东西、坐汽车、打电话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语录。人们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或 狂热兴奋，或麻木不仁，已经完全被罩在共产党的邪灵之下。制造谎言、容忍谎言、依靠谎言业已成为中国人生活的方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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