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出人意料地终结了，它给国际政治格局带来了强烈的震撼，也对中美关系造成 了重大影响。本文拟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两国的矛盾与合作等方面来论述冷战结束对中美关系造成的影响。一、冷战结束使中美两国关系的原有战略基础遭到破坏，新的战略基础尚未形成 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基础之一是结盟反苏。苏联集团的解体使美国失去了冷战对手，使中 国消除了最大和最直接的威胁，中美两国同时发现，双方不再像过去那样急切地需要对方了。主导 两国关系的因素不再是第三国苏联，两国关系将呈直接的互动关系。由于两国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以及综合国力等方面存在差距，双方在两国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等方面的认识也就发生了分歧。在中美关系的性质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美两国互视对方为友好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许多人 认为，中国仍然是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与美国在价值观方面格格不入，于是在美国就出现了中美关 系是“敌对的”还是“友好的’争论，由此也就产生了对中国是实行“遏制”还是“接触”的政策 的争论，这反映了美国对中美关系的性质随着冷战结束而变得模糊了。中国对中美关系的性质的认 识也发生了变化。美国在中国１９８９年“政治风波”中所起的作用被认为是干涉中国内政，美国 联合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的经济制裁被认为是实行以压促变、西化和分化中国、对中国采取“和平演变”政策，因而将美国看作是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的最大威胁。在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方面，冷战结束前，中美两国都认为中美关系具有全球战略的重要性。冷战 结束后，美国不再把中国看作在美国的战略决策中具有全球性意义，而仅仅是看作在处理亚太地区 事务中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地区性大国。中国在美国的外交事务日程中处于边缘地位。中国在冷战 后继续把它与美国的关系当作全球战略的核心部分，因而在其对外政策中把有效处理中美双边关系 放在首要位置。这种认识上的偏差反映到行动上则是，中国不断地致力于两国关系的发展，美国则 每年都对中国大加指责，不时制造出有损两国关系的事件，包括人权问题、最惠国待遇问题、台湾问题等，这与冷战时期形成鲜明对照。冷战时期中美两国极力淡化两国间的矛盾而强调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对中美关系的性质和重要性认识上的差距，导致中美关系起伏不定。中美两国的直接互动又 因两国经济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冷战结束后，美国失去了冷战对手，对华 政策也失去了坐标。有些人抱着冷战思维，设想假想敌，把中国视为其强大的战略对手，企图孤立 中国，遏制中国的发展强大。两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不同，对冷战的影响估计不同，使发展两 国关系的国内政治基础遭到削弱。美国国内充斥着强烈的反华噪音，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反过来又导致中国反美情绪的上涨。这使冷战后的中美战略依存关系还可能朝着对抗性方向发展。冷战时期构成中美关系的另一个战略基础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１９７８年中国开始的改革开放，一方面为美国提供了同中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历史性机会，另一方面 也使美国产生了影响中国政治发展的期望，这种期望表现为促使中国接受美国的价值观，按照美国 的办法重新铸造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制度。美国表示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也相信美国对中国现 代化所持的积极态度。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成了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础，其 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两国在遏制苏联扩张主义方面的共同利益，成为中美友好合作关系 的又一战略基础。但是两国在中国改革开放的目的上是有区别的。中国推进改革开放事业是为了加 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巩固、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开放则是为了把中国引向西方式的自由民主社会。尽管目的不同，但在具体推进中国改革开放的行动中两国却有极高的一致性。然而１９８９年中国发生的政治风波，使中美两国在中国改革基础上形成的战略关系开始破裂。尽管 中国承诺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事业，但它已不再能为中美关系的稳定提供基础，美国人已经不再相 信中国的改革会达到美国人所期望的目标。不仅如此，中国的改革开放还会进而增强中国的综合国 力，并逐步对美国的利益构成挑战。因此，美国从全力支持到不支持、甚至遏制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制裁中国、阻挠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禁止高新技术向中国出口真实地反映了这些意图。冷战结束使中美关系的两大战略基础都受到严重破坏，中美关系需要重新定位。两国第一次面临着直 接的互动关系，这对于两国来说都是个新的考验。由于两国的政治制度、价值观念、综合国力以及 所处国际环境都存在较大差异，因而两国新的战略基础的确立必将面临一个极其艰难的过程。１９ ９７年两国确立的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因１９９９年美国飞机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而受到严重影响就说明了这一问题。二、两国存在的矛盾 冷战时期，中美两国的共同战略利益使两国对其他方面存在的矛盾和分歧都尽量淡化。冷战结束后， 共同的战略基础遭到破坏，而两国在世界秩序和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分歧将长远影响两国关系。两国 在冷战时期潜伏的矛盾表面化、扩大化，主要表现在人权问题、
台湾问题。核武器扩散问题、经贸问题等方面。１．
人权问题 从１９７７年起，美国国务院每年都发表关于世界各国人权情况的《人权报告》，但在２０世纪８０ 年代以前的报告中并没有太多地评论中国的情况，其原因是美中两国有共同的战略利益即联合反苏 和中国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对中国的改革开放，美国寄予很大的期望，认为中国发生的变化将符合 美国道德和价值观念，美国应予支持。在这种观点指导下，美国实际上对其国内有些人提起中国人权问题视而不见，相信这些问题随着中国的发展自然会得到解决。“促进民主和人权”是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三大支柱之一，同时也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冷战以美国的胜利告终，美国感到在全世界普遍推进美国式的价值观念与政治制度的时机已经成 熟，“理想主义”在美国对华政策中逐渐取得支配地位，更促使了美国颠覆中国社会制度的决心。 美国对１９８９年北京政治风波广泛、持久的歪曲报道，使得中国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权状况最差的 国家。中国成了唯一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国，成了美国主要的意识形态敌手，它日益增长的综合 实力可能将对美国构成挑战。于是美国采取以压促变的政策，以人权问题为由干涉中国内政。从２ 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开始，美国国务院在每年发表的《人权报告》中都对中国进行了强烈的批评和指责。美国还从１９９０年开始，每年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参与提出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议案。美国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被中国认为是为了阻止中国强大，这自然要遭到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坚决 反对。中美两国在人权问题上的矛盾反映了两国政治制度的对立、两国国家利益、社会发展水平和 文化传统的重大差异。这样，人权问题成了中美两国冷战后的首要议题，这个议题“恰恰是两国最不容易找到共同点的议题。受人权问题支配的中美关系必然是阴沉的关系。”①２．台湾问题 冷战前，中美为了共同反苏而建交，建交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解决台湾问题。这之后，中美双方在处 理台湾问题Ｌ达成了三个公报。三个公报虽然不是完美的，它是中美双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但之 后中美两国没有在台湾问题上产生重大冲突，而是较好地进行了合作。但是美国的“与台湾关系法”始终是一股暗流，影响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冷战结束后，中美两国关系失去了共同的战略基础，两国关系一再出现紧张状态，台湾问题成了美国 对付中国的一个重要政治筹码。美国一方面鼓吹民族自决权，认为“台湾在国际事务中应该得到与 其成就相称的地位和尊敬”②，甚至有人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等具有国家主权性质 的国际组织；另一方面又认为北京仍然是实行专制统治，而台湾放弃了专制制度，走向了民主，这 是多年来美国一直敦促和期望发展的结果。于是许多美国人感到有义务向这个岛屿提供更多的支持 。冷战结束使美国不再担心因此而激怒中国，多次违背中美所达成的协议，采取对中国不友好的态 度。例如包括美国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１５０架Ｆ—１６飞机，克林顿政府全面提升美台关系，允许李登辉访美等等。美国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问题上，一方面重申坚持三个公报的原则，另一方面又继续坚持“与台湾关 系法”，甚至出现美国国内法优于两国公报、声明的言论，怂恿台独势力的各种努力，极大地妨碍了中美关系的健康发展。台湾问题是冷战结束后中美关系中最突出、也是最核心的问题。３．经贸问题 冷战时期，中美两国出于战略需要和经济结构上的互补，两国经贸关系较为健康地快速发展。美国对 华经贸政策基本上从属于巩固对抗苏联威胁的两国准联盟的战略需要。美国每年都要审查是否延长 中国最惠国待遇，但到１９９０年以前一向是例行公事。美国认为，帮助中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符合 美国的战略利益，因此对华提供优惠的技术、金融和管理援助，并对保护较严的中国市场给予了理 解和容忍。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加快了与国际经济接轨的步伐，成为扩展中的全球市场力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发达国家竞相争夺中国市场；同时中国经济的发展，又成为国际经贸关系中的强劲竞争对手，成为美国防范的主要对手之一。美国在寻找自己经济的发展机会时，也将目光对准了包括中美贸易的一些领域。两国战略基础的破坏 ，使美国人认为中国需要美国大于美国需要中国。基于这种认识，美国借口ｄｏｔ风波中中国“侵 犯”人权，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即阻止国际金融机构对华贷款，暂停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对华商 业活动的贷款，暂停海外私人投资公司为对华项目融资和担保，暂停贸易和发展计划对有关中国的 项目的支持③。美国这些措施严重影响中美正常贸易关系。此后中美两国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 市场准入问题、纺织品贸易问题、知识产权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中国复关和加入世贸问题上发生了严重分歧。除了经济贸易本身存在的磨擦和矛盾外，政治因素对中美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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