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为他们自身的利益和亚洲与世界的利益而友好地、兄弟般地合作。”① 以甘地的个人声望与影响 ,这些话在以后的中印交往中继续产生着作用。二战中的印度处于既反对德日侵略又欲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复杂局面中 ,但甘地领导的国大党为了支持中国的抗战 ,并未急于给中国的盟国英国出难题 ,而大大地延缓了印度独立的日程。尼赫鲁作为印度独立后的首任总理 ,制定并实施了长期影响印度的若干基本国策。在与中国的关系方面 ,尼赫鲁的思想具有浓重的文化亲和色彩。尼赫鲁虽对传统宗教的僵化倾向持批评态度 ,但他对宗教本身尤其是佛教尊重颇高。他说 :“甚至在我的少年时期 ,佛陀的故事就打动着我”② ,“他的整个看法好象来自高山的一道清风”③ 。在尼赫鲁的对外活动中 ,习惯于以印度的佛教起源之地的地位 ,来与受佛教文化影响的邻国打交道。在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中 ,尼赫鲁对佛教的尊崇态度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上世纪 3 0至 5 0年代的中印友好与合作 ,就印度方面而言 ,一个重要的动因即在于中国与印度所结下的悠久的宗教文化之缘 ,这种文化上的亲近感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的交往中也明显地体现了出来。值得专门提到的是 ,在印度对我国西藏的态度与政策中 ,尼赫鲁的文化意识实际上起了更为明显的作用 ,因为西藏比中国内地远为充分地接受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影响。至于曾任印度副总统和总统的拉达克里希南 ,则是东西方都较为著名的哲学家与宗教学家。在与中国的交往中 ,他更是以其知名学者的身份 ,向全中国发表长篇的富含哲理的广播演说 ,进行直接的文化传播与交流活动 ,树立哲学与宗教之乡使者的形象。可以一提的是 ,他与中国领袖与思想家毛泽东之间有过较深的思想交流。在其一次访华期间 ,由于文化与兴趣上的相互接近与吸引 ,毛泽东创下了五度与之会见的纪录。二、 2 0世纪前半期的中印友好同为文化灿烂而国力薄弱的东方文明古国 ,印度和中国在上世纪初都成了西、东方殖民主义的受害者。相互亲和的传统文化遗产 ,再加上相似的民族命运 ,使中印两国人民非常自然地走到了一起 ,并在民族自强的事业中相互关心、相互鼓舞和相互支持 ,创造了两个文明古国之间现代友谊的新篇章。但本文在此要特别强调的是 ,对于那个期间的中印友好来说 ,彼此亲近的文化上的动因起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和异常突出的作用 ,不然 ,人们就难以解释在那期间中印之间异乎寻常的接近。因为 ,那时中印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意识形态上都没有形成实际的互利关系 ,而这些通常都是缩短两国距离的最有力因素。尤其是在中印两国意识形态相异且有世界两大阵营对峙的 5 0年代 ,中印之间的友好合作就更是有赖于两国的千年故交所自然传递下来的文化亲和力了。早在上世纪最初几年 ,中国的文化精英和改革家康有力、梁启超、章太炎等 ,作为印度文化的热诚尊崇者 (三人到了晚年都信奉佛教 ) ,都与印度人民及其事业结缘甚深。章太炎在《民报》上力倡中印团结、彼此支持的思想 ,他还组织了“亚洲亲善协会” ,其核心人物是中、印革命者。孙中山先生的活动亦与印度人大有关系 ,他与圣雄甘地虽未谋面 ,但彼此神交已久 ,在精神上引为同道。他于 1 92 3年指出 ,中印是亚洲被压迫人民的脊梁骨 ,必须联合起来与外国侵略者作斗争。在中印传统文化遗产的巨大影响下 ,上世纪初叶两国的文化交往异常热烈 ,其高潮可说是印度文化巨人泰戈尔的访问中国。 2 0年代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诗圣泰戈尔在中国的声誉如日中天。 1 92 4年 ,泰戈尔应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中国文化名人之邀访华。泰戈尔一向同情中国人民的命运与处境 ,早在 2 0岁时就曾撰文支持中国反英斗争。这次访华达 5 0天之久 ,所到之处受到文化界的热烈欢迎 ,在中国播下了中印友好的新种子。其后 ,泰戈尔的作品经著名作家冰心等译出后 ,在中国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印文化交往中 ,印度独立后的头三任博士总统 ,都是中印文化协会的会员 ,尼赫鲁本人则任该协会名誉主席。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还专设了一所中国学院 ,中国著名学者与画家徐悲鸿、张大千等均曾应泰戈尔之邀长期访问该学院 ,画风受到印度风格的习染。新中国第一代印度学学者如金克木等 ,都是 40年代中国学院的留学者。相互亲和的文化类型、悠久的文化交往传统和相似的民族处境 ,使得中国和印度在加强文化交流的同时 ,并以之为强大的动因 ,在政治上也进行着相互支持与合作。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 ,中印两国领导人之间建立和保持了异乎寻常的友谊 ,在有关中印两国的一系列大事上都互通声气 ,相互交往密切。尼赫鲁的女儿英 ·甘地于 80年代访华时 ,还动情地回忆起宋庆龄与其家人之间的友情 ,以及宋与其父亲长期通信联系这一事实。在抗战时期 ,印度对处于危机中的中国人民更是表现出了真挚的同情与支援。国大党的 1 93 7和 1 93 8年年会 ,连续通过专门决议支持中国抗战。仅在中国抗战第一年 ,国大党就组织了三次“中国日”予以声援。印度人民在自身非常困难的情况下 ,由诗人泰戈尔带头 ,纷纷捐款捐物资助中国抗日事业 ,同时发起抵制日货运动。抗战时期 ,印度人民确如尼赫鲁给宋庆龄复信中所说的“整个印度都感到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例如 ,一经朱德和宋庆龄之请 ,尼赫鲁就迅即派出一支以其表弟为队长的“援华医疗队” ,为八路军的抗战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整个抗战期间 ,印度对中国人民的同情、关心与支持难以尽诉。那时两国在军事上也有过重要的协作 ,例如 ,中国远征军曾为防止日军侵入印度而作战 ,而盟军所开通的中、缅、印航线 ,突破了日本对我的封锁 ,为抗战的军需供应发挥了宝贵的作用。纵观上世纪前 40余年的中印关系 ,我们可以说 ,两国之间在道义上、政治上、经济上以至军事上的相互支持 ,除了其他必不可少的实际动因之外 ,文化上的传统亲近关系也是一个突出的和必不可少的动因。而这期间两国进行的文化交往活动 ,继续加强着双方的友好 ,促进着双方在各个领域的支持与合作。新中国头十年异乎寻常的中印友好 ,同样地体现了上述看法。可惜的是 ,由于英国殖民者在我国西藏和中印边界上所制造的历史遗留问题 ,使得中印关系在上世纪下半叶蒙上了阴影。三、印度对我国西藏政策中的文化意识人们也许要问 :60年代的中印关系倒退 ,也有从文化上加以解释的原因吗 ?在此我们恰好要指出 ,在中印关系的文化因素方面 ,还出现了一个颇为复杂的情况 ,这就是 :在 60年代以后的中印关系变幻中 ,印度出于自己立场对于西藏的文化上的袒护意识 ,也构成了一个不可否认的重要作用因素。正就是 1 95 9年我国西藏发生叛乱之后 ,印度才忽然加快了与我国的疏远。雪域高原素来以其独特的宗教文化著称于世 ,而藏地佛教主要地是直接从印度传入的。在藏传佛教的前弘期和后弘期 ,都有许多印度本土的高僧大德 ,亲赴西藏传教 ,其中最著名者为莲花生大师和阿底峡尊者。而藏地也有众多学僧前往印度学法取经 ,其中功业卓著者如玛尔巴、米拉日巴、宗喀巴大师等 ,至今为藏族人民所家喻户晓。一千多年来 ,印度思想家龙树等所创的中观学说 ,构成了藏传佛教的哲理基础及其精神开悟的高级法门。当印度佛教由于种种原因而在印度本土衰落之际 ,它却在其北方邻国的雪域之巅找到了一个理想的扎根、开花、结果之地。时至当代 ,佛教信仰几乎构成了藏族人民精神的核心。基于此 ,西藏与印度确有一种重要的文化上的亲近关系 ,人民之间自然地相互尊敬与同情 ,印度和西藏的许多古迹 ,也成了两地人民所共同朝圣的地方。本文指出这些情况意在表明 ,印度与中国的疏远 ,除了英国人所制造的边界遗留问题和印度欲继承英在西藏特权这些动因之外 ,文化意识的因素也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并且西藏事件也成了 60年代中印交恶的导火线之一。在整个 5 0年代 ,中印的友好关系比之以前有增无减。印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建交后 ,两国高层领导频频互访 ,文化往来也异常密切 ,在种种国际大事上互通声气、相互支持 ,其中最著名的是尼赫鲁与周恩来共倡了“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 ,以及印度对我国抗美援朝的支持。两国领导人之间真正做到了以诚相待 ,在一次毛泽东主席送别尼赫鲁总理时 ,竟吟诵出了“悲莫悲兮生别离 ,乐莫乐兮新相知”这样感人的诗句。然而 ,就在两国正处于热烈的友好状态时 ,西藏的一个突发事件引发了中印关系的倒退。1 95 9年 3月中旬 ,西藏一部分上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 ,但很快被我国平息 ,部分叛乱者劫掠达赖喇嘛经锡金逃亡至印度 ,而参与叛乱的其他许多头目受到了镇压。印度朝野对这一事变反应强烈 ,尼赫鲁很快就对达赖的避难要求表示欢迎 ,并派官员迎接 ,派机运送接济品。印度议会专门通过了关于西藏问题决议 ,政府和民间纷纷成立各种援藏组织 ,频频掀起阵阵反华援藏浪潮。印度之所以对西藏问题反应强烈 ,按他们自己的表白 ,其中令人显见的原因 ,就是印度与西藏传统上有过文化上的渊源关系 (除此之外 ,当然还有许多实际利益上的原因 )。按照印度一右翼首领梅达的说法 ,“印度和西藏的关系是母子关系 ,当儿子被攻击时 ,母亲能够做一个不声不响的旁观者吗 ?”④ 从这一明显的夸大之辞 ,已可明见印度对西藏的心态。他们以为在西藏所盛行的佛教文化多来自于印度 ,藏人对其文化珍视甚高 ,他们也俨然以其文化上的保护人自居。尼赫鲁每每在议会谈到西藏问题 ,也表达出异乎寻常的文化意识 ,和由之而来的异常的关切。即便如此 ,印度右翼还是指责尼赫鲁只是让达赖“避难” ,这“不能满足人民的感情” ,似乎印人对藏人才是情有独钟。而时隔不久 ,印度政府就开始了包括边界争端在内的反华活动。众所周知 ,边界争端的结果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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