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９０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活跃着一种称为“
建构主义”（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 ｍ）的新型研究取向。建构主义主张应用社会学视角看待世界政治，注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社会规 范结构而不是经济物质结构，强调机构、规则和认同在国家行为及利益形成过程中所具有的重要作 用，指出行为体与体系结构之间存在着互动依赖关系。建构主义既对传统的国际关系主流理论提出 挑战，又避免囿于自８０年代以来西方批评理论及后现代思潮所热衷的国际关系超理论（ｍｅｔａ ｔｈｅｏｒｙ）层面的讨论，而是在吸取它们合理成分的基础上，谋求通过对世界政治进行经验分 析来阐述自身的观点和思想。近年来，建构主义者不断将这些观点和思想梳理成一些日趋成熟的理 论命题，并产生一批经验分析的学术成果，给冷战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注入了新的活力，日益受 到人们关注。一从学术渊源上讲，建构主义在９０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出现与８０年代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界的“第三次争论”有着密切关系。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体分为两类：解释性理 论和构成性理论。①解释性理论，是指那些侧重提出并检验理论假设、提供因果关系解释、对事件 进行描述并对一般趋势和现象作出说明的理论。它们强调理论研究的目的是再现一幅客观而真实的 国际政治画面，为解决政策难题服务。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理论就属于这 一类。构成性理论则注重对国际关系理论本身哲学基础的研究，强调理论上的自我反省和清算对正 确认识和理解国际关系性质及特征的重要性。国际关系批评理论便可归于这一类。长期以来，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界一直由解释性理论占居支配地位。然而，进入８０年代，构成性理论研究开始复兴 ，从认识论、本体论、方法论和价值论等方面对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反省和清算，在学术上表现 为各种不同理论范式之间的“争论”，亦称“第三次争论”。在这场“争论”中，国际关系批评理 论对占主流的理性主义理论发出猛烈挑战，谋求重建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西方国际关系批评理 论不是一种单一理论，而是一个“家族”，其“成员”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实证主义 、女性主义、新马克思主义／新葛兰西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这些分支的研究侧重点和取向不 尽相同，但却集合于批评理论的“旗帜”下，这主要是因为它们共同倡导批评理论的四项学术方针 ：第一，在认识论方面，反对理性主义所谓客观和主观之间可以分离的假设，对理性主义以实证和 经验的方法所获得的“客观”和“科学”的国际政治知识提出质疑，指出任何“理论永远是为某些 人服务并为了某种目的的……世界是从一定的国家或社会阶级的立场得以观察的”②；第二，在本 体论方面，对理性主义关于人性及人的行为的概念提出挑战，强调行为体认同的社会建构，指出认 同对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方面具有重要影响；第三，在方法论方面，反对理性主义所倡导的单一的“ 科学”或“实证”的方法，提倡对知识的一般性研究在取向上呈多元化，在肯定探索因果关系方面 采取解释性方法的同时，更强调①ＳｔｅｖｅＳｍｉｔｈ，“ＴｈｅＳｅｌｆ－Ｉｍａｇｅｓｏｆ 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Ｇｅｎｅａｌｏｇｙ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 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ＫｅｎＢｏｏｔｈａｎｄＳｔｅｖｅＳｍｉｔｈ，ｅｄｓ．，Ｉｎｔｅｒ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Ｔｏｄａｙ（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Ｔ ｈｅＰｅｎｎｓｙｌｖａｎｉａＳｔａｔ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５），ｐ ｐ．２６－２７．亦见ＲｏｂｅｒｔＷ．Ｃｏｘ，“ＳｏｃｉａｌＦｏｒｃｅｓ，Ｓｔａｔｅｓａ ｎｄＷｏｒｌｄＯｒｄｅｒｓ：Ｂｅｙｏ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ｏｒｙ”，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 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１０，Ｎｏ．２（１９８１），ｐｐ．１２８－１３７．②Ｒｏｂｅｒｔ Ｗ．Ｃｏｘ，ｐ．１２８．在探究事物如何发展并对其含义给予说明方面采取诠释方法；第四，在 价值论方面，反对理性主义关于价值和分析可以分离的假设，以及科学知识具有价值中立特征的看 法，指出价值论和伦理论在帮助人们理解世界政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批评理论者在８０年代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界开展的探讨活动，取得大量研究成果，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和动摇了长期占主导地 位的解释性理论的哲学根基。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界占主流的理性主义者感受到了挑战。一些新自由 主义者承认，批评理论指出了理性主义所忽略的东西，对国际关系中的主体间问题所作的洞察和见 识具有积极意义，但是指出批评理论者在发展自身理论的过程中需要“使批评理论自身具有先验的 内容”。①新现实主义者也指出“批评理论者没有提供经验上的分析去支持他们的理论。”②尽管 一些批评理论者在尝试将自己的理论用于世界政治现实的研究中，但是，从整体上讲，做得还远不 够。在这种学术背景下，为了回应理性主义的指责、推动国际关系批评理论的发展，加上冷战的结 束进一步揭示出主流理论的不足以及新一代研究者的崛起，建构主义便在９０年代西方国际关系理 论界应运而生。二建构主义把自己称作是批评理论“家族”的“新成员”。它充分吸取了８０年代 西方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采取社会 学研究取向对世界政治作经验分析，以弥补早期的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在这方面的不足，同时又吸取 了新现实主义理论的主要假设，形成一种介于早期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和新现实主义理论之间的一种 世界政治研究取向。建构主义同其它国际关系批评理论分支一样，其学术思想来源于当代西方批评 社会理论家安东尼·吉登斯、尤根·哈伯马斯、哲学家米歇尔·福科等人。研究取向带有强烈的历 史及社会学研究视角，关心世界政治的历史演变及社会建构，因此有“建构主义”之称。建构主义 大体有两种形式：现代建构主义和后现代建构主义。它们之间的主要区别是，前者强调世界政治中 主客体的社会语言建构，后者强调权力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现代建构主义又分为两种：一种是体系 建构主义，它赞成新现实主义从体系层面研究国际政治的观点，不注重国家层面的研究；另一种是 整体建构主义，它注重历史角度的研究，更为具体地关注国际政治变化的动力问题，把国内和国际 结构及过程视为全球社会秩序整体的两个方面，并且考虑这种社会秩序和国家之间的彼此构成关系 。后现代建构主义对世界政治中主客体的社会语言的观念建构感兴趣，注重研究社会历史的条件， 以及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语言、含义和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这一分支更有兴趣探索关于事物变化的 “如何”之类的问题，而不是关于事物因果关系的“为何”之类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一分支更重 视对世界政治进行诠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而不是解释（ｅｘｐｌａｉｎ）。无论是现代建 构主义还是后现代建构主义，都谋求探讨和阐述社会中三个具有本体论意义的核心命题，以及它们 对世界政治所产生的影响。第一，物质结构之外，还存在社会结构，它表现为社会的规范或观念。 一定的含义系统确定行为体对其周围的物质环境作出一定的反应和理解，“对于人类的行为来讲， 只有通过共享的知识结构，物质资源才被赋予含义”。③此外，建构主义还认为，这类制度化了的 含义系统确定着行为体的社会认同，而社会认同又被认为对行为体的利益和行为的形成构成影响。 第二，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占主流的理性主义理论不考虑利益的形成问题，而是把它视为理所当 然的东西。建构主义则认为，理解利益的构成有助于解释理性主义所误解和忽视的许多国际现象， “认同是利益的基础”。④①ＲｏｂｅｒｔＯ．Ｋｅｏｈａｎ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 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ＳｔａｔｅＰｏｗｅｒ（Ｂｏｕｌｄｅｒ：ＷｅｓｔｖｉｅｗＰｒ ｅｓｓ，１９８９），ｐ．１７４．②ＪｏｈｎＭｅａｒｓｈｅｉｍｅｒ，“ＴｈｅＦａｌｓｅＰ ｒｏｍｉｓｅ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Ｉｎｔｅｒｎａ ｔｉｏｎａｌｊ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１９，Ｎｏ．３（Ｗｉｎｔｅｒ１９９４－５），ｐ ．４４③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 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ｅｃｕｒｉｔｙ，Ｖｏｌ．２０，Ｎｏ ．１（１９９５），ｐ．７３．④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Ｗｅｎｄｔ，“ＡｎａｒｃｈｙｉｓＷｈａ ｔＳｔａｔｅｓＭａｋｅｏｆＩｔ：Ｔｈｅ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Ｐｏｗｅ ｒ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Ｖｏｌ．４６ ，Ｎｏ．２（１９９２），ｐ．３９８．第三，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相互构成关系。建构主义强 调社会结构不仅确定单个行为体的含义及认同，而且确定这些单个行为体所从事的经济、政治及文 化活动的模式；既认为这类结构具有相当的构成力，又认为它的存在并不是独立于社会行为体的知 识实践之外。建构主义者趋于使用“规范”、“认同”和“文化”等一组具有社会学意义的概念去 理解和说明世界政治。“规范”（ｎｏｒｍｓ）属于一种社会约定，包括规则、标准、法律、习惯 、习俗等。建构主义认为，通过建构而产生出来的行为规范、原则、以及共同分享的信仰，不仅影 响和规定着世界政治中各国家行为体的具体行为、利益、优先选择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工具， 而且还可以帮助行为体理解什么是重要的或有价值的东西，以及如何运用合法手段去获取它们。建 构主义承认国际体系背后存在着行为体物质实力分配和权力结构关系，但是更强调这个体系的社会特征，认为它也是由与规范有关联的机构所组成。建构主义认为，国家的需要是通过社会规范、法则、理解和与其它者的关系而形成的。“认同”（ｉｄｅｎｔｉｔｙ）这一概念来自社会心理学，指某行为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及区别性形象，这类形象是通过与“其它者”（Ｏｔｈ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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