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得利益”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等领域的研究者近年来关注较多的一个问 题。研究者都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改革的阻力。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是我们 开展体制改革的阻力；改革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者），则是当今进一步深化改革的阻力。本文 的分析侧重于后者。一、关于“既得利益”的涵义研究者一般没有对“既得利益”作概念性描述， 但使用这一术语时隐含有“已经获得的特殊利益或权利”的基本涵义。进一步看，主要有以下观点 ：１．既得利益首先是一种利益。出现“既得利益”，是利益分化状态，意味着社会群体中的利益 分布呈差异状态。２．既得利益本质上是“特殊的、非常的或不正常的利益”。杨帆认为，这是“ 利益分化不均”的表现；赵磊倾向于视既得利益的出现为“利益失衡”状态。３．既得利益的核心 是物质利益，另外还有权力、名誉、地位等，“权力”与“利益”关系密切，权力背后意味着利益 。４．既得利益主体是一定数量的人群。有的称之为既得利益集团，有的称之为既得利益群体，还 有的称之为既得利益者。二、关于既得利益的产生多数研究者认为：既得利益的来源是社会资源， 或者是由政府控制的国有资产；利益主体变社会资源、国有资产为“既得利益”的媒介是权力；获 取既得利益的方式是利益主体的“非规范化的、不正当”的行为；既得利益产生的根源是体制。在 讨论既得利益的来源时，何清涟指出，既得利益产生的标志是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其实质是某 些掌权者及其依附者进行权钱交易等“寻租”活动，共同瓜分国有资源与资产，其手段是凭借权力 。杨帆认为，某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掌握资源的人，在改革过程中将这些资源变成自己的私人财产 ；而“权力创造市场”的“渐进改革”，即“权力的市场化”意味着公共权力的腐败，国有资产向 掌权者个人流失，这就是“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在讨论获取既得利益的方式时，普遍认为是非 规范化、不正当的利益转移，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保护和优惠之外，还有：垄断，欺诈 以牟取暴利，膨胀投资，集团消费，地区封锁，走私，逃税，转移成本，侵蚀国有资产，损害消费 者利益，非正当的交易，金融投机等等。关于既得利益产生的根源，多数研究者认为在于“体制” 。具体分析又有三种不同意见：１．主要根源于计划经济体制，认为既得利益（集团）是长期的计 划经济实践形成的。２．根源主要在于“双重体制”。对此又有两种理解：一是指经济体制曾实行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双重体制或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二是指政治体制、行政体制滞后于经济体制 的情况。杨帆认为：“双重体制长期并存，腐败难免成为联系新旧体制的一条纽带，在非规范化的 利益转移中，‘官’与‘商’相结合的部分，获得了惊人的改革收益，形成了改革中期的‘既得利 益集团’。”何清涟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将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同时，就使中 国社会开始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于祖尧在分析暴富群体滋生的特殊环境和条件时指出，体制转型 出现的双轨、多轨甚至无轨运行的状态，给某些人提供了缝隙和机遇，而行政体制改革滞后，政企 合一给权钱交易提供了体制条件，等等。３．一定的制度、体制都可能导致既得利益。卢现祥在讨 论诺思提出的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性时分析到，路径依赖形成的深层次原因就是利益因素。一 种制度形成以后，会形成某种在现存体制中有既得利益的压力集团。三、关于既得利益主体谁是既 得利益者？许多研究者从不同角度作出了回答。杨帆把工人、农民、离退休阶层和工薪收入者在改 革中期可能受到绝对损失的阶层排除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称“官”与“商”结合的部分形成了“ 既得利益集团”。同时，他认为，“知识分子”在改革中期可能趋于保守化，他们宁肯进入各个既 得利益集团去发财致富。刘绪贻援引缅希科夫的观点以及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论述认为，在社会许多 领域，上至政府部门以及高级官员，下至国有企业及一般职工都存在既得利益（者）。于祖尧认为 ，暴富群体混杂于以下几部分富豪之中：部分不是靠诚实经营和劳动起家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 少数公有企业的承包人和买主；收取非法高额出场费或投机钻营的文艺界明星、穴头；政界的贪官 污吏；少数新生的洋买办；一些以文谋私的知识界暴发户；等等。王仕军分析的国企改革中形成的 既得利益群体包括：部分政府行政官员、银行人员、企业经理人员、国企职工。何清涟分析的“最 大的获利者”包括：部分社会资源的管理者，部分国有企业的负责人，有能力将权力变换为金钱的 中介者，部分驻国外及港澳等地的中资机构的掌权者，一些因缘际会、在改革中“搭上车”的人。 四、关于既得利益的危害及治理对策多数研究者认为，既得利益（者）是新一轮改革的阻力，治理 对策是深化改革。但具体的分析存在差异。刘绪贻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制度中，总有一些人由于 建立和维护这种社会制度及其思想基础而从中获得“既得利益”。如果有人企图改革这种制度及其 思想基础，即使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者的抵抗。因 此，我们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党的十五大报告关于政府体制 改革和民主法制的论述是治疗“既得利益”阻力的良药。王仕军认为，国企改革中的相关利益群体 ，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并不乐观，而对于要损失的既得利益却有深切感受， 因此，他们缺乏推进国企深化改革的动力，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刘霞先生从心理学角度认为 ，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是一种“既得利益权衡心理”的社会心理障碍的阻力。她认为某些政府部 门或政府官员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为保住局部及个人利益而不顾或者放弃全局及国家利益， 也就是放弃真正的改革。所以她强调必须在政府官员头脑中树立公字当头、国字当头的观念，调节 心理状态，改变心理失衡。于祖尧认为，暴富群体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因为改革每前 进一步，就意味着他们生存条件进一步削弱。认为治理暴富群体的对策是反腐败与深化改革并举， 主要手段是健全法制、严格执法，现实步骤是加快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建立权力的约束、监管 、制衡机制，精兵简政。杨帆认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不仅侵吞改革收益、 积累权力资本，而且有向全社会转嫁改革风险的危险。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 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 行，因为中国当前改革中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 合法性的矛盾，这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扩张；权力资 本恶性膨胀是中国目前面临的危机。因此他提出确立“危机预期”，在金融层面上必须坚持抑制金 融危机因素，在经济层面上应该坚决地把还没有转移到市场方面去的那些由政府掌握的资源，转移 到调整社会矛盾方面来。具体方法是：整顿税收（向富人收税）分转改革成本，启动广大居民包括 贫困阶层的购买力，精简机构，打击腐败，推进民主与法制建设等，通过全面的改革和坚决措施迫 使权力退出市场，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适应新的社会结构。近年来“既得利益”研究综述@王 礼鑫@刘亚平$湖北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１〕杨帆．利益分化与社会整合的不平衡：改革中期危 机的根源．首都经济，１９９５，（９）；必要的检讨——对我国渐进改革弊端的剖析．长江日报 ，１９９７－１０－２３；中国的危机：权力资本恶性膨胀．中国改革报，１９９８－０６－２５ ．〔２〕刘绪贻．既得利益：新一轮改革的阻力．长江日报，１９９７－１０－２３．〔３〕王仕 军．利益群体各顾各改革难有新突破．中国国情国力，１９９８，（８）．〔４〕于祖尧．转型时 期暴富群体的政治经济学分析．经济研究，１９９８，（２）．〔５〕赵磊．论当前改革中的利益 失衡．哲学研究，１９９８，（１１）．〔６〕孙断伟．论国有企业改革的障碍．学习与探索，１ ９９８，（１）．〔７〕（美）小杰克·Ｆ·马特洛克．苏联解体亲历记．吴乃华等译．世界知识 出版社，１９９６．〔８〕何清涟著．现代化的陷阱——当代中国的经济社会问题．今日中国出版 社，１９９８．〔９〕刘霞．风险决策：过程、心理与文化．经济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１０ 〕卢现祥．西方新制度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１９９６．必要的，也必然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 者的抵抗。因此，我们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取决于政治体制的改革。他认为党的十五大报告 关于政府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的论述是治疗“既得利益”阻力的良药。王仕军认为，国企改革中的 相关利益群体，对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将给他们带来的收益并不乐观，而对于要损失的既得利益却 有深切感受，因此，他们缺乏推进国企深化改革的动力，力图维持现有的利益格局。刘霞先生从心 理学角度认为，既得利益对改革的阻力是一种“既得利益权衡心理”的社会心理障碍的阻力。她认 为某些政府部门或政府官员利弊得失权衡的结果往往是为保住局部及个人利益而不顾或者放弃全局 及国家利益，也就是放弃真正的改革。所以她强调必须在政府官员头脑中树立公字当头、国字当头 的观念，调节心理状态，改变心理失衡。于祖尧认为，暴富群体的利益与深化改革是根本对立的， 因为改革每前进一步，就意味着他们生存条件进一步削弱。认为治理暴富群体的对策是反腐败与深 化改革并举，主要手段是健全法制、严格执法，现实步骤是加快政治—行政体制的改革，建立权力 的约束、监管、制衡机制，精兵简政。杨帆认为，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不仅侵 吞改革收益、积累权力资本，而且有向全社会转嫁改革风险的危险。已经形成的既得利益要通过民主化法制化的政治社会改革，以公开化的形式互相制约，形成新的体制。但是这种政治和社会改革在中国很难进行，因为中国当前改革中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资本的实际形成与它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无法取得合法性的矛盾，这使得改革很难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权力资本继续在市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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