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批判理论流派，继新自由主义之后对新现实主义，尤其是结构现实主义进行了 彻底清算。在广义的批判理论阵营中，建构主义及结构理性主义思路让我们看到了国际关系理论的 新视野。伴随着本世纪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冷战和两极时代的终结，国际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这种变化的本质是指国际关系或世界政治正处于重塑阶段，由此向当代大部分国际关系理论体系 及其观点提出挑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国际政治研究中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ａｌｒｅａｌｉｓｍ），即国际政治的结构理论异军突起，开国际关系理论中结 构主义风气之先，奠定了新现实主义（ｎｅｏｒｅａｌｉｓｍ）的逻辑基础和理论地位。与此同时 ，以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ｎｅｏ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学派也应 运而生，并宣称其使命就是要突破或修正沃尔兹的国际结构决定论。批判理论（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也以反结构主义为旗帜，但却提出了比新自由主义更激进更具反思性的思考路径。 正如罗伯特·科克斯所说，没有新现实主义对既存权力结构的绝对认同与维护，也没有新自由主义 对国际制度与合作的纯功能——理性主义分析，而是更乐意和习惯置身于相对“超然世外”的立场 ，反观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国际政治轨迹。故前二者可称为一种“问题解决”理论（ｐｒｏｂｌｅｍ —ｓｏｌｖ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①它必然要假定现实中的许多因素尤其是行为者偏好为给定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ａｓｇｉｖｅｎ），即固定不变，从而也就忽略掉行为者及其互动过程 中的许多变化。批判理论正是以考察和洞悉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变化及其过程为标榜，从而为当 代国际关系理论开辟了新视野。一、批判理论，建构主义及结构理性主义新现实主义和批判理论代 表了两种观察和研究的出发点和思路：前者强调世界政治的连续性（趋于稳定）；后者强调世界政 治的变动性（趋于变化）。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的两极均势体制缔造并强化了学者们对结构理 论的信心和对稳定的价值预期；８０年代以来，特别是因为９０年代，后冷战时代的到来却深化和 鼓励了学者们对结构主义理论的怀疑和对变动的展望。新现实主义是结构主义（国际结构决定论） 的始作俑者，而批判理论是结构主义的掘墓人，新自由主义则居于中间，具有折衷特征。尽管折衷 主义往往更能使理论保险而具生命力，然而批判理论的重大贡献却在于它帮助我们更清晰和清醒地 发现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论缺憾及补救方向，而不在于匆忙间赶造一套新的“问题解决” 理论取二者而代之。批判理论教给我们一种眼光，一种方法，一种参照系，去重新审视世界政治的 真实面目，这正是其真正难能可贵之处。在谈及批判理论之前，首先不妨以结构主义为线索梳理一 下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脉络。新现实主义的理论核心是：国际无政府状态及国家自助和 冲突假设，国家中心思想及实力决定原则，权力平衡理念及大国均衡机制。从沃尔兹的两极均势中 的“国家实力结构”到罗伯特·吉尔平的世界政治经济的“霸权结构”，再到海德利·布尔的国际 社会中的“历史文化结构”，其间共性是国家主义和大国决定原则。新自由主义的理论重心是：非 国家行为体及跨国力量的兴起，相互依存趋势日益凸显，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冲突化及国际经济一体 化的加强，国际合作与国际制度的举足轻重，世界政治及国内政治的多元化及互动倾向。从基欧汉 和奈的“相互依赖”理论，国际制度理论（霸权后合作理论），到苏珊·斯特兰奇的“国际系统复 合力量组合”的立体框架，再到丹尼尔·德优尼和约翰·埃肯伯瑞的结构自由主义，社会力量，国 内政治，经济依存及国际合作（制度）被格外关注。其间以反对单一及单向国际结构决定论和强调 多因素动态过程为共性。批判理论对结构主义的批驳不是从现时中的表面现象入手，而是从本体论 及认识论等哲学范畴切入，以怀疑和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国际政治研究过程本身，而不是关注世界 现实本身。因此，“国家”、“主权”、“文化”以及“安全”等按学术主流规范早已有权威定论 的概念，在非实证主义者那里被赋予全新的意义。以往被实证主义—经验主义研究方法的技术性内 涵扭曲了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文化的命题，在知识界激发了一种“复归历史，还原本相”的重构需 求。在这一使命之下，“建构主义”学派异军突起。这一派学者如彼特·卡赞斯坦、伊恩·江斯登 （江忆恩）、克拉塔其维尔等人，是从国际规则、制度学派及信念价值认同等研究中衍生出来，注 重以心理学为基础，分析事物演进的逻辑，在国际关系现象规则背后寻找个人的、心理的和文化的 致因，然后观察二者间复杂的互动关系。也就是说他们要发掘反映实证主义所惯用的结构（制度规 则、权威理念、惯例）形成及发挥作用的心理和文化基础，所以罗伯特·基欧汉称他们为“反映主 义”。又因为他们十分重视世界政治中“规范”、“文化”和“认同”等概念在塑造社会、国家安 全环境以及国际政治结构过程上的作用，故以“建构主义”自居。卡赞斯坦的“建构主义”着眼于 政治过程和文化环境的互动过程，一种建立在国际关系当下事实之上的因果关系之推理过程。卡赞 斯坦从研究国家安全入手，认为国家所处的文化环境与制度环境是更根本的，它们不仅影响国家的 行为动机，而且构筑了国家认同。这个文化环境的层次是这样的：首先是普遍意义的主权原则及国 际法等具有世界范围认同的政治文化观念；其次是对立或合作的国际关系模式及其背后的历史文化 心理；最后是极具特定意义的制度安排和规则，如安理会、北约和核不扩散条约等。①这些观点集 中在其《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和认同》一书中。卡赞斯坦的意图是探讨这个“文化 环境”是如何影响各国安全观及国际关系模式等问题。江忆恩则把中国作为实例，在其《文化现实 主义：中国历史上的战略文化与大战略》中分析中国的战略偏好与行为模式之后的心理文化结构。 ②而克拉塔其维尔则在《理解国际政治的变化：苏联帝国的消亡和国际体系》中认为，信念和实践 的变化可以带来外交政策和体系的变化，当国内行为者的信念和认同发生变化时，他们的政治行为 的规则和规范也会相应变化，从而带动国际体系发生重大改变。①批判理论同非实证主义学派的许 多其他同行一样认为，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即重视经验、事实的有效性的哲学观）包含有证明现实 合理性意向，相对而言，对现存的东西基本持肯定态度，要求思想适应现实，但批判理论认为，思 想不应囿于现实事物和文本话语的结构，否则无益于知识的进步和新知识的产生。在这里，批判理 论实际上指出了波普尔“世界３”②理论在解释知识进化过程中的局限性，从而表明批判理论实际 上是一种人本主义和个体主义倾向很浓的思考模式。从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大师们，关 注的价值观的基点在人的自由与解放，政治解放的进程必然同时伴随人的自我创造。③而国际关系 领域持批判理论观点的学者，如罗伯特·科克斯、罗伯特·沃克，亚历山大·文特，理查德·阿希 利等人，正是遵循这一主旨试图超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之争，而从现存社会关系中发掘更大自由 的前景。罗伯特·科克斯１９８１年发表的《社会力量、国家和世界秩序：超越国际关系理论》一 文，探讨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反抗，生产关系全球化的消极后果，以及中心国家与外围国家精英联盟 对世界财富分配的影响；他还关注反抗霸权的国家所代表的社会运动以及它们吸取、集聚和调动各 种政治资源和改造世界的能力。显然，科克斯的研究是围绕如何克服国际间的不平等、不公平来还 原人的自由。罗伯特·沃克则致力于“国家安全”观念向“世界安全”观念的转变，他认为以国家 安全定位的安全意识和政治认同，是以其他实体和集团的不安全为代价的，如种族冲突、恐怖主义 、人权受制、不发展、性别岐视、环境退化等等，④而后面这些无益于人的生存与发展的后果的克 服，必须从修正国家中心主义开始。林克赖克则强调社会联合的各种改变，国家作为自我凝聚的道 德和政治共同体，一经产生便成为消除和抵制社会自发联合的主要动力来源；随着世界意识与国民 忠诚之间关系的变化，主权国家内关系愈发紧张，由此障碍了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理解。⑤这些批 判理论者，都反对结构—制度决定论，同时相信人类解决问题及变革现状的能力是无限的，他能推 动各种自然的、社会的创新，并能够以集体行动的意识与方式，使自己摆脱旧结构的约束。这些学 者们都在寻求一种改进的理论，来辅助人们在变动的世界政治中实现解放与自由。在这一点上，亚 历山大·文特的结构理性主义与哈贝马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设想为我们提供了重大启发。文 特曾于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９２年两次在《国际组织》撰文《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体——结构问题 》和《无政府状态是由国家造成：权力政治的社会建构》，提出在解决行为体——结构问题时，不 同于沃尔兹的“结构决定单元”模式的“结构——动因互相决定和双向构造”模式。①这里，“动 因”区别于“行为体”之处在于它强调行为体复杂互动对结构变化的能动作用，“动因”表示动感 的“行为体”。沃尔兹结构理论仅仅注意到无政府状态国际和国际结构，系统结构决定单元；而文 特发现这个无政府状态不是永恒的前提，它可以由主权国家造成，也可由国家来改变。比如战争的 发动与和平的实现并不取决于国际系统本身的无政府性质，而是决定于大国的野心和有关国家对外 政策的原则以及国家规范的约束成效。文特认为结构现实主义的一个重要缺点，是它未能提供一个 基础去发展有关国家的理论，并且虚空到无法支持有关国家的社会理论。所以单元国家行为及动机 并不完全能从国际结构层次来判断和推导出来。这其中被忽略的就是人的动因和国家的动因，正是有人及国家内部各种主体行为动机、预期、需求、意志、偏好等流动性很强因素的存在，才导致当代国际关系的复杂性。所以与其说系统结构决定单元（行为体），不如说单元（行为体）“决定”系统结构。当然文特所说这种所谓“单元决定论”无非是对“结构决定论”进行纠偏过程中的极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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