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四十年、并曾担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童小鹏来杭会见张冲之女张雪梅女士,记 者趁此机会就“周恩来与统一战线”采访他。童老有点为难道:“这一题目太大了,不是三言两语 能说清的,这样吧,你给我几天准备时间,大后天再来,我尽量满足你的要求。”几天后,在西子 湖畔的柳莺宾馆,童老已准备好了有六七页内容的提纲,对记者侃侃而谈当发现礼单上没有藏文时 ,总理严肃地说:“送给西藏的礼品,怎么能没藏文?”面对红卫兵冲击统战部,总理指示:“对 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不管,必须坚持下去。”1956年,陈毅副总理率中央代表团参加 西藏自治区成立庆典。行前,周恩来两次来代表团驻地检查工作,当发现礼单上没有藏文时,神态 马上变得严峻起来,说:“送给西藏的礼品,怎么能没藏文?实行区域自治,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 字,是一个重要内容。”周恩来当即指示,所有礼单都要用藏、汉两种文字印,而且要把藏文排在 前面。同志们都为他工作的细致而感动。送走了周恩来,陈毅深感内疚地说:“象礼单这样的小事 ,都要总理操心,太不应该了。这都怪我,工作太粗,应该打我的屁股。”1975年8月,中央 派副总理华国锋率团参加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M十周年活动,深夜12点后,周恩来在医院里嘱咐 华国锋要注意的事项。华国锋回到家里,又接到周恩来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他说:“我看了一部科 教片,叫《养蜂促农》,你把它带到西藏去,给那里的同志看,让他们多养蜂。不要说是我周恩来 送的,就说是国务院送的。”当时我是代表团秘书长,我们听到这一消息时,都十分感动,深受教 育。是啊,周恩来是我党统一战线的理论家、组织者和急先锋。毛泽东提出了“三大法宝”,周恩 来则作了详尽而精辟的论述。翻开《周恩来选集》,几乎每篇文章都谈到统一战线或包含了统战思 想,对统一战线的方方面面无所不及。而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始终站在统一战线的第一线,在这 方面没有谁可比拟。无论在宽松的环境里还是在紧张的岁月中,周恩来总是千方百计执行党的统战 政策,直到他弥留之际。在对民族工商业进行改造的过程中,周恩来根据实际情况并经国务院会议 研究,曾几次提出延长对赎买的定息,认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不仅要 算经济帐,而且要算政治帐这一提议得到了毛主席的批准,使定息从1963年延长到1966年 。后来,周恩来又提出1966年后再延长三年,毛泽东批准为二年,却被“文革”冲垮了计划。 在两岸关系十分紧张的五、六十年代,周恩来对于在大陆的台湾同胞关怀备至。1956年全国政 协会议期间,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见到高山族代表田富达,就仔细问他:在大陆有多少高山族同胞 ,他们是怎样到大陆来的,现在都在哪里,有什么困难?田富达——一作了回答后,周恩来马上指 示:要关心他们,培养他们,要让他们有学习的机会。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第二年起就在中南民族 学院办了一个高山族班,有几十名高山族干部在这里学习。人民大会堂的台湾厅是在周恩来的直接 关心、指示下设立的。1972年8月,周恩来提出要邀请台湾同胞参加台湾厅的布置工作,后来 他发现台湾厅大小,又指示把以另一个省命名的厅改成台湾厅。周恩来对海外归来的台胞说过,这 是有意义的。有些台湾同胞对厅内陈设布置提出了一些意见,周恩来就指示组织一个班子进行修改 ,直至他病重的时候,还不忘审定批准修改方案。当然,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一次题词,一次指 示。这是在两个不同的政治氛围下所作的。1963年亚月28日,周恩来参加上海各界人士春节 座谈会,以宽松祥和的笔触为会议题词:“百家争鸣,薄古厚今;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各党各派 ,长期共存;同心同德,自力更生。”这一题词给从紧张的政治气氛走出、步人调整充实年代的民 主人士带来了春天般温暖的气息。1966年9月,在红卫兵冲击下,统战部和统战工作陷入瘫痪 状态。我将统战部的请示报告给总理,总理当即指示:中央统战部对统战政策不要动摇,不要撒手 不管,统战工作必须坚持下去。虽然在那样的环境下这是十分困难的,但总理还是艰难地保护了一 批民主人士。而一俟林彪覆灭,他马上着手重组统战工作。总之,周恩来是我党统一战线工作的模 范。老朋友张冲苦苦哀求周恩来,要求中共七参政员不要拒绝出席二届国民参政会,甚至说:“为 了国家计,我跪下都可以。”周恩来坚决地说:“这不是个人交情,而是政治问题。”与毛泽东一 样,在统一战线领导权问题上,周恩来是寸步不让的。1938年12月,蒋介石在桂林约见周恩 来,提出中共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并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他马 上约毛泽东面谈。蒋还说,此目的不达到,他死不瞑目。显然,蒋的目的是要“溶共”。周恩来当 即回答,中共实行三民主义与国民党的想法和目的不同,这是不可能的。后来,周恩来还在重庆与 蒋展开了长达五六小时的激烈争辩,终使老蒋死了这条心。即使是对待国民党中的比较开明的老朋 友或者是友党,在原则问题上,周恩来也是旗帜鲜明,毫不含糊的。周恩来曾对长期担任国民政府 监察院长的于右任的女婿屈武说,于右老是一位真正的、值得人尊敬的元老,但他还算不上真正的 国民党左派,因为他立场还不够鲜明。周恩来要求屈武在政治上多关心、帮助于右老,并说这是最 大的关心。张冲与周恩来可算得上是老朋友了。皖南事变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周恩来等中共七参 政员拒绝出席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张冲奉蒋之命,三番五次来劝求周恩来收回成命。最后一次,张 苦苦哀求,甚至说:“为了国家计,我跪下都可以。”周恩来坚决地说:“这不是个人交情,而是 政治问题。”张治中与周恩来是黄埔军校的同事,当初周、邓在广州结婚,并未通知任何人,但张 知道后一定要周请客,并趁机灌醉了周,可见个人交情之深。后来张治中在重庆谈判、释放并护送 新疆被关押中共党员回延安等方面,都对中共表示了非常友好的态度。但是,长沙大火时,
周恩来 毫不留情地指出了张应负的责任。特别是1949年国共和谈时,因为张赴北平前曾两次去奉化溪 口请示蒋介石,周恩来很生气,一反常态,没有去机场迎接张治中一行,并为此当面责问了张治中 。民盟是与中共亲密合作的友党之一。抗战胜利后,周恩来曾三度为遭国民党特务暗杀或迫害致死 的民盟中常委(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落下热泪,并说我的眼泪是代表我党的。但当1946 年国民党要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而民盟秘书长梁漱仅由于求和心切,对形势不加分析,仓促提出 了一个客观上对蒋介石有利的“折衷方案”时,周恩来神色骤变,严厉斥责梁漱溪等人是“背后捅 一刀”。梁等受此当头棒喝,才觉事态严重,立即采取弥补措施,向国民党要回了这份方案,及时 挽回了损失。后来,民盟国逐渐亲共而被国民党宣布为非法组织后在香港重组,加人了建设新中国 的行列。另如青年党在伯国大召开前夕给蒋介石写效忠信,并说什么“宁为鸡首,不为牛尾”,挑 拨第三方面人士出席伪国大。周恩来当即痛斥他们:“牛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造福人类;鸡最 可耻,只知抢粮食吃。共产党就是要俯首甘为孺子牛。”不惜与之决裂。在人们眼中,似乎周恩来 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一位很有人情味的领导人,殊不知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没有丝毫讨价还价余地 的。马老吃什么药,给博仪发肥皂没有,给赵朴初专门准备素斋,为吴耀宗搭床铺,替沈尹默挂大 衣,花12万美元买回李宗仁价值3千美元的古巴…··周恩来亲手精心调制了统战史上的一个个 传世佳话。对民主人土在生活上的尊重、关心和照顾,作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周恩来真正称得 上是无微不至,在统战史上留下了一个个佳话。在筹备新政协会议过程中,周恩来对迎接在香港的 民主人士赴东北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视,多次电示有关部门和人员确保万无一失,甚至过问到民主人 土化什么装。所以,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离港后连香港当局政治部也不知道。周恩来还指示统战部 在生活上对他们尽量优待,以至有些民主人士看到自己的吃住标准比李维汉部长还好时感到过意不 去。在“文革”的艰难岁月里,周恩来样精竭虑地保护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并给予各种关怀、照顾。 1973年5月,针对中央统战部组织爱国民主人士外出参观安排中的一些问题,已患癌症的周恩 来还特别指示:爱国民主人士年纪大了,各方面应有所照顾,可让他们带秘书或家属,一个人住一 间房,要组织服务人员拿行李、搀扶,饭菜要软,要适应老年人的口味,参观座谈不要安排得太紧 ……马寅初先生曾含着泪花说:“周总理是我的救命恩人,曾两次救了我。”抗战时在重庆,周恩 来曾多方营救马寅初出狱并指示《新华日报》以最高标准付给他稿酬,以帮助他渡过生活难关。1 975年,病势日重的周恩来特派身边的吴蔚然(北京医院副院长)等两位保健医生代表总理专程 看望患直肠癌开刀的马寅初。两位大夫从马老手术后的身体状况到饮食起居、困难请求等逐一详问 ,并仔细检查了马老的身体后才离去。可是半小时后,吴大夫从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告诉马老家 属说:“总理听得很仔细,我们尽所知道的都汇报了,万没想到总理问我们马老吃什么药?唉,刚 才什么都问到了,偏偏在这一点疏忽了,总理要我们立即打电话问清楚,我们只好又来麻烦你们啦 。”马老听了家属的述说后,眼睛湿润了,半晌他才深沉地说出四个字:“总理无私。”赵朴初先 生是中国佛教协会会长。1949年他从上海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时,周恩来请大家吃饭。他拿到 请帖后,想到这是许多人参加的宴会,不可能照顾个人的饮食习惯,自己是个佛教徒,只好准备吃 “肉边菜”了。出乎他的意料之外,在宴会签到时,一位工作人员对他说:“赵朴初先生,总理指 示给您准备了素菜。”而同样令基督教“三自”爱国会创始人吴耀宗先生十分感动的是,早在1943年他在重庆第三次见到周恩来时,当时周留他一起共进午餐,饭后还对他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好,是否略事休息,再继续谈下去?”征得同意后,周恩来就在会客室里临时搭起了一个铺让他小想一会儿。书法家沈尹默有次应约去见来上海的周恩来,周亲自到门口迎接,因光线太暗,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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