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发表三次对华宣言１９１９年夏，苏俄人民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如何粉碎帝国主义的武装 干涉，摆脱外交上的孤立局面，成为苏俄外交的第一要务。而此时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五四 ”爱国运动之火正越烧越旺，这使苏俄认识到与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奴役的中国改善关系“并借以为 自己获得一个盟友”的时机成熟了。１９１９年７月２５日，加拉罕以苏俄“代理外交总长”的名 义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即通常所说的 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宣言“宣布废除与日本、中国和以前各协约国所缔结的秘密条约”，把沙皇 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一切交还中国人民”，废弃一切在华特权，并明确宣布放弃中东 铁路的一切要求。宣言发表后，由于帝国主义的封锁，因此没有很快在中国引起很大反应。但随着 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瓦解，以此为契机，俄中两国从１９２０年年中开始互派使团进行接触。１９ ２０年９月２７日，加拉罕代表苏俄政府发表了包括八项具体主张的内容广泛的第二次对华宣言， 其内容是第一次对华宣言的重申和具体化。１９２３年９月４日，加拉罕向报界发表了苏联政府第 三次对华宣言，声明前两次对华“宣言的原则和精神仍然是我们对华关系的指导基础”。三次对华 宣言的发表，为俄中建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二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１９２３年８月， 苏联政府鉴于优林使团、裴克斯使团和越飞使团均未能完成与中国建交的任务，便改派加拉罕使华 。从９月中旬起，加拉罕开始同筹办中俄交涉事宜督办王正廷进行谈判。鉴于此前的越飞等使团陷 于具体纠纷而使谈判先后失败的教训，加拉罕在谈判伊始，根据苏联政府“非俟中俄两国邦交正式 恢复之后不得遽与北京政府开议”的指令，提出先解决恢复外交关系，后会商具体悬案。而北京政 府代表王正廷则提出，“应先开始协商谈判，后恢复邦交”，坚持以谈判重大悬案作为正式承认和 恢复邦交的前提。由于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各持已见，加之在中东铁路、外蒙古等问题上都有重大分 歧，谈判陷入僵局。１９２４年２月，随着英、意等国的先后承认，苏联在国际上已打破了孤立状 态，加拉罕在同中国代表的谈判中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先行取得外交承认已不显得十分必要了； 而对中国来说，由于担心落在西方其他列强后面形成被动，加之国内问题成堆，各界人士要求迅速 与苏复交的呼声日益强烈，因此重开谈判后，中方仅提出应援引中日青岛交涉的先例，先议定悬案 大纲协定，然后正式承认。在此情况下，双方代表经过几轮重大磋商于１９２４年３月１４日草签 了几易其稿的《解决中俄悬案大纲协定草案》及《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草案》。由于北京政府就 协定草案存有争议，未被批准。后由外交总长顾维钧代表北京政府与加拉罕重开谈判，经过前后两 个月的交涉与秘密谈判，双方终于在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１日达成协议，由加拉罕和顾维钧分别代表 苏、中两国政府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简称《中俄协定》）及其附件。中苏两国 据约互派大使，恢复了外交关系。《中俄协定》是中俄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条约。在其所附的 未公布的秘密议定书中，苏联政府声明，中苏会商废止旧约之前，“所有以前公约、条约、协定书 、合同等项，概不施行”。在协定第四条中，苏联政府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订立的一切有 碍中国主权及利益的条约“概为无效”。苏联政府宣布放弃沙俄政府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 权；放弃前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依据条约所得的一切租界等特权和特许；放弃庚子赔款俄国所 得部分。关于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 项事务……概由中国办理”，“苏联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 ”，“两缔约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协定 还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在法 律上正式承认中国对外蒙古的主权。《中俄协定》是中国近代史上两国之间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它 显示了苏维埃外交的平等、公正性质，因而赢得了中国人民的高度评价，盛赞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 所签订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加拉罕也因其在苏中复交中的贡献而被苏联任命为首任驻华大使。三追 求苏联在华利益加拉罕对华外交活动的首要目标是追求苏联在华利益。加拉罕发表的第一次对华宣 言曾明确宣布要将中东铁路无偿归还中国，但在第二次对华宣言中，则收回了无偿归还的词句，代 之以建议“俄中两国政府同意为苏俄需要另行签订使用中东铁路办法的条约”；在其来华后发布的 第三次对华宣言中，更宣称：“我们绝不会放弃我国在中国的利益。”尤有甚者，１９２３年１１ 月２９日他竟以苏俄第一次对华宣言起草人的权威资格否认宣言中有将中东铁路及附属财产“一概 无条件归还中国，毫不索偿”的词句，声称这是“严重的误会”，进而辩解道：“我们任何时候， 任何地方都不可能说过，中东铁路的一切权利属于中国”，“作为商业企业，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 于苏联。”与其前任越飞等人相比，加拉罕追求苏联利益的目的更加明确，他坚持中东铁路由中苏 合办，双方共管，并且铁路“局长归敝国政府派员，董事会照现有之章程，由中俄两国共同办理” ；铁路督办由中国政府派遣，但“督办无指挥权，该路指挥权只有局长行使”。在谈判中，加拉罕 多次说：“不能将中东铁路让予贵国，且不愿敝国在中国势力比他国薄弱。”加拉罕的言行赤裸裸 地暴露出了苏联早期对华外交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特征。《中俄协定》签订后，鉴于协 定的履行特别是有关中东铁路的问题，有与东三省当局协商的必要，加拉罕便于６月３０日派安特 诺夫赴奉天与张作霖接洽局部交涉。当时北京政府反对苏联代表与东北地方政府签订协定，一再予 以警告，“凡有趋向与地方订约之举动，均足以使中央政府难以履行‘中俄协定’”。但加拉罕不 顾北京政府的一再反对，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张作霖急于取得苏联支持的心理，遂于９ 月２０日签订了《奉俄协定》。该协定基本上重申了《中俄协定》的内容。不久后张作霖奉系军阀 取得了胜利，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奉俄协定》被北京临时执政核准追认，作为《中俄协定》 的附件。这一协定的签订开了一个有损中国主权的先例。协定签字后，苏联接管了中东铁路及附属 设施。为了取得日本在外交上的承认，加拉罕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与照会，于１９２５年１月 与日本驻华大使签订了苏日《北京条约》。其第二款规定：“苏联政府承认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朴 茨茅斯条约应仍有效。”《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沙俄将中东铁路长春至旅顺口路段及其一切附属产 业“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移让日本。苏联承认这一掠夺中国的条约仍然有 效，违背了加拉罕三次对华声明中一再强调的废除沙俄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 条约的承诺，也完全违背了墨迹未干的《中俄协定》中“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 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的规定。《中俄协定》原属预备性质，它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允于 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订一切悬案之解决办法”。但苏联既然已取得了中国的承认 ，并重新取得了中东路的特权，因此自然不急于召开这样的会议了。对中方提出召开会议的要求， 加拉罕以种种理由推延。尽管中苏会议经一再拖延终于举行了，但由于在外蒙古、中东铁路等问题 上双方分歧很大，故而会议多次中断。直到１９２６年６月加拉罕离任回国，这些问题也未能达成 协议。这样，加拉罕代表苏联政府就中国主权利益等方面的承诺，只能长期停留在纸上，从而成为 苏联向中国人民所开的一张空头支票！加拉罕的对华外交活动@赵文亮$河南师范大学于中国”， “作为商业企业，中东铁路的所有权属于苏联。”与其前任越飞等人相比，加拉罕追求苏联利益的 目的更加明确，他坚持中东铁路由中苏合办，双方共管，并且铁路“局长归敝国政府派员，董事会 照现有之章程，由中俄两国共同办理”；铁路督办由中国政府派遣，但“督办无指挥权，该路指挥 权只有局长行使”。在谈判中，加拉罕多次说：“不能将中东铁路让予贵国，且不愿敝国在中国势 力比他国薄弱。”加拉罕的言行赤裸裸地暴露出了苏联早期对华外交的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 义特征。《中俄协定》签订后，鉴于协定的履行特别是有关中东铁路的问题，有与东三省当局协商 的必要，加拉罕便于６月３０日派安特诺夫赴奉天与张作霖接洽局部交涉。当时北京政府反对苏联 代表与东北地方政府签订协定，一再予以警告，“凡有趋向与地方订约之举动，均足以使中央政府 难以履行‘中俄协定’”。但加拉罕不顾北京政府的一再反对，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即将爆发，张 作霖急于取得苏联支持的心理，遂于９月２０日签订了《奉俄协定》。该协定基本上重申了《中俄 协定》的内容。不久后张作霖奉系军阀取得了胜利，１９２５年３月１２日，《奉俄协定》被北京 临时执政核准追认，作为《中俄协定》的附件。这一协定的签订开了一个有损中国主权的先例。协 定签字后，苏联接管了中东铁路及附属设施。为了取得日本在外交上的承认，加拉罕不顾中国政府 的一再警告与照会，于１９２５年１月与日本驻华大使签订了苏日《北京条约》。其第二款规定： “苏联政府承认１９０５年９月５日朴茨茅斯条约应仍有效。”《朴茨茅斯条约》规定沙俄将中东 铁路长春至旅顺口路段及其一切附属产业“旅顺口、大连湾并其附近领土领水之租借权”移让日本 。苏联承认这一掠夺中国的条约仍然有效，违背了加拉罕三次对华声明中一再强调的废除沙俄与帝 国主义国家签订的奴役中国人民的一切条约的承诺，也完全违背了墨迹未干的《中俄协定》中“嗣后无论何方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定”的规定。《中俄协定》原属预备性质，它规定“两缔约国政府允于本协定签字之后一个月内举行会议，商订一切悬案之解决办法”。但苏联既然已取得了中国的承认，并重新取得了中东路的特权，因此自然不急于召开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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