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量均衡，还是制度霸权？———当代国际关系中两条逻辑的分析刘靖华内容提要：在世界政治中， ３０年战争（１６１８—１６４８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世 界政治。３００多年来，随着国家间权力、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不断分化组合和交互作用，这个以民 族国家为主要行为体的国际秩序也经历了各种复杂的演变，但迄今尚无分晓。资源的有限性且国际 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在竞争性的国家关系中，和平 与战争交替存在。在竞争性的国际体系中，国家行为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国家行为导致的成本与收 益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兴衰。新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借取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假定，认 为国家行为在竞争性的国际环境中同市场中的个人行为一样都是由理性决定的，它力图在付出尽可 能低的成本情况下，获取收益的最大化。力量均衡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逻辑。但是，自由制度主义 学派从现代博弈论的角度，论证了合作及打破“囚犯的困境”的可能性，进而也对新现实主义的命 题提出了挑战。这样，就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国家间合作的内在逻辑存在吗？依 靠“制度霸权”（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ｈｅｇｅｍｏｎｙ）比实力霸权成本更低吗？有了这样 一些“制度”就能够在无政府状态下确立起行为者的法律责任，增加信息量，减少交易成本进而实 现共同获利、永久和平的格局吗？本文从几个不同的新角度探讨了这些问题。刘靖华：１９６４年 出生，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研究人员。通讯地址：北京建国门内大街５号１４层东段（１０ ０７３２）一、世界政治的逻辑与国家行为的成本在世界政治这门学问中，“三十年战争”（１６ １８－１６４８年）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点。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的统治者们于１６４８年 签订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从此一个以现代民族国家为行为主体的国际秩序开始形成，主权观念开 始诞生。民族国家及其相互关系形成了世界政治。三百多年来，随着国家间权力、利益和价值观念 的不断分化组合和交互作用，这个国际秩序也经历了各种复杂的演变，其最终结果迄今则尚无分晓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拥有领土、政府、人民的主权国家是最高权力的体现者，它们之间的相互 关系支配着我们生活于其间的国际体系。近几十年来，世界政治中出现了一些变化，例如利益集团 和跨国公司对国家行为和政策选择越来越有影响力①，但这一趋势从全球角度看并未动摇和瓦解国 家体系的存在和延续。有些学者认为应该将国际政治研究的重心放在对政策有影响的“个人”身上 ，以人的思想、意志、偏好来取代民族国家这一抽象概念。然而，个人离开某种团体则无法对政策 产生作用。国家安全与实力，战争与和平这些与人民生活休戚相关的国家利益不是某些个人的事情 ，它们决定了国家作为国际关系行为主体的基本事实，国家利益也是当今世界政治的主要动力源。 在核武器时代，由于政策的成本存在着出现无穷大的可能性，“个人”对政策的左右力客观上在降 低。所以国家行为和国家利益是理解世界政治的关键。当代博弈论在被用来分析国际问题时，要求 考虑影响事件发生的所有变量，包括领导人性格等，然后再找到一个能够被验证的“假定前提”来 预测国家行为。许多理论假设已为当今世界政治现实证明是合理的，理论对现实演变的把握力和预 测力越来越大。但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不同。国内政治基本上是有秩序的，而国际政治则处于
无政府状态。在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的力量配置和相互关系形成了世界政治的结构和国际关系的 格局。因此，国家实力的变化会导致国家行为的变化，而国家行为的变化则会导致世界政治结构和 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可见，理解、解释进而把握国家行为的变化是世界政治理论的要旨。影响国 家行为的变量很多，如一国权力的大小、是否拥有稀缺资源、国内政治因素、领导人性格等等。但 是，国家行为的变化发生在一个无政府的竞争性极强的国际环境当中，因此，国际环境和世界政治 结构的变化又直接导致国家行为的变化。如同一个企业，假定其处于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那么其 “效用功能”即追求效益最大化是自然而然的事，因此，企业行为的变化更多地就应该从外部竞争 环境（市场结构或格局）中寻找其原因，而不能从企业的本性角度去理解。在世界政治中，国家的 本质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国家所处的“市场环境”即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角 度去探索国家行为的变化，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方向。国家间的竞争或结盟关系是极其复杂的，这里 既涉及到权力和利益的变化，也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关。由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因素的影响，古 典现实主义在解释当代复杂的国际问题时已有些力不从心了。新现实主义在这方面作了许多补充性 贡献。一些新的理论探索极大地拓展了理解国际问题的思维空间，也使传统的现实主义在内容上得 到了极大的充实。但是，由于国际关系的竞争性，许多理论的出发点为了维护自我利益而带有其“ 自私性”。比如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学说有其较大的普遍性，自由制度主义则试图在美国 的霸权渐趋衰落的前提下，探求新的低成本的霸权形式，因而有着强烈的“利益集团性”。从柏拉 图到马基雅弗利再到黑格尔，他们对现实社会所采用的分析方法都是以国家为最高价值，用国家效 力来解决一切道德难题。柏拉图追求的是哲学王统治的理想国；马基雅弗利的梦想是君主国的无限 强大；在黑格尔看来，国家理念更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历史法则。但是，这是从政治哲学意义上强调 的国家观念。国家的本质应该是维护民众福祉的工具，民族国家利益之上还有一个道德目标即人类 理想的政治共同体。然而，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这一最基本的属性决定了实力世界的存在是 个现实，人类政治共同体必须靠国家去促进。在无政府状态的世界政治中，道德标准和道德行为都 难以确定，有的时候即使目的是道德的，手段本身也未必符合道德。这是人类的无奈，生存的无奈 。人类还不具备充分的条件以实现人与自然，人与自身最终的和解。世界资源是有限的且国际关系 处于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基本特点决定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在竞争性的国家关系中，和平与战 争交替存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家关系的竞争性；竞争性导致了国家在不同生存策略下不同的 国家行为，这一点进而导致了国家实力的兴衰变化和国际秩序的变更。和平与战争交替存在的辩证 法正是国际秩序变更的某种内在逻辑所决定的。当然，在世界政治的研究中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特 征是，在现代社会，由于技术变革和经济的相互依赖，价值观对国家行为的影响越来越显而易见， 价值观对和平与战争也有一定影响。但是，就整个世界来说，由于文化的多样性，价值观则无法统 一成为一元。此外，由于资源的有限性，国家的主体行为有时会打破价值观的软约束，这在国际关 系中几乎在哪个世纪都能够找到例证。这就是说，在现代国际关系中，虽然合作不仅是可能的，而 且合作空间不能说小，但是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自从修昔底德撰写《伯罗奔尼撒战 争史》解释公元前１５世纪城邦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以来，以现实主义解释国际问题 便成了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到１９４８年汉斯·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的出版，现实主义的思想方 法开始在学术界占据主导地位。实际上，在中世纪以后的欧洲，政治家们对历史的解读均采取现实 主义方法。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后，政治现实主义已成为流行于欧洲大陆的广为人们所 接受的智慧。１７９５年，康德的著作《永久和平》出版，这部著作对权力政治提出了批评。２０ 世纪初期的英美学术界也出现了一个批评政治现实主义的思潮，即主张进行制度—法理研究取向的 自由主义思潮。但是，这一思潮在Ｅ·Ｈ·卡尔的名著《２０年危机：１９１９－１９３９》于１ ９３９年出版后，迅速地衰落下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现实又使现实主义再度执学术界之牛耳。二 战结束后，汉斯·摩根索、约翰·赫茨、乔治·凯南、李普曼、肯尼思·华尔兹、基辛格等现实主 义学派的代表人物进一步系统细致地对现实主义加以阐释。肯尼思·华尔兹提出一整套被称为“结 构现实主义”的理论学说，将摩根索等人的“古典现实主义”命题大大推进了一步。到８０年代初 ，自由主义学派复兴，它继承传统的法理主义，更重要的是从当代经济学的博弈论中借取许多分析 手段，着重于国家冲突与合作的规则，注重自由经济秩序的建构，提出了自由制度主义学说，被称 为“新理论”。这一理论对现实主义提出重大挑战，从而引发一场在西方学术界持续了十多年的大 辩论，即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大争论。在西方学术界，摩根索、赫茨、卡尔及其以前的现 实主义被称为“古典现实主义”；华尔兹、吉尔平等人的现实主义理论则被称为“
新现实主义”。 从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到摩根索的《国家间政治》，现实主义理论提出了三个核心假 定，那就是：（１）国家是国际政治中的基本行为主体；（２）作为目的，也作为对付别人的手段 ，国家追求权力且使权力最大化；（３）国家的行为是理性的。将国家作为行为主体，这是现实主 义学说的大前提。如果不确定这个大前提，国家利益的概念就无从谈起。没有了国家利益这一个核 心概念，国家追逐最大化的权力及国家行为理性的假定也就没有意义了。从现实主义这三个核心假 定可以推出一个基本判断：在世界政治中，国家是理性自私的。这既来源于霍布斯的人性自私哲学 ，也来源于国际政治无政府（ａｎａｒｃｈｙ）状态这一基本性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一般假定是 个人行为都是理性决定的，个人力图在付出尽可能低的成本情况下，追求效益的最大化。在摩根索 看来，国家的决策集团也是由“个人”组成的，因而在理性自私行为中维护国家利益是顺理成章的。国家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增进自我国家利益、安全和权力以最终促进人民的福利。这是因为，在一个资源稀缺的世界里，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冲突有着无限可能性。肯尼思·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说：“每个单个国家共同组成一个国际体系，可它们对该体系的运转只能实施有限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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