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说过：“我们这个党已经有五十年的历史了，大的路线斗争有十次。这十次路线斗争中，有人 要分裂我们这个党，都没有分裂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这么个大国；这样多人不分裂，只好讲 人心党心，党员之心不赞成分裂。从历史上看，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 是成功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在总结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 的革命历程中，总结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经验和理论，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待点的革命 理论──
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关于中 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1965年8月5日，毛泽 东主席在与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新民主主义论》是1940年写的。我参加共产党， 打了匕年仗，在这13年之前还有6年，一共19年的时间，才认识到中国是什么样的中国，要采 取什么政治纲领、文化纲领。花了19年的时间，你看，多困难！认识客观事物是多么困难。”1 966年3月18日，毛泽东主席在接见某国共产党代表团谈话中说：“我这个人哪，是开除过党 籍的①。当了民主人士。没办法，他们就叫我当师长。井冈山时期，支部会也不能参加，我是前敌 委员会的政治委员，都被辞掉了。可谓孤立了吧！十年内战中间，三次被赶出红军，有十几次的意 见不能通过，只剩下我一家。我是政治局委员，他们送我的绰号是‘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在世 界观上，说是‘狭隘的经验主义者’。“在我们党内，长期整我。陈独秀整我，崔秋白整我，李立 三整我，王明整我最惨。陈独秀整我‘左’，十年内战又整我是右倾机会主义，丝毫马克思主义都 没有。”①这是当时误传，实际上是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并未开除党籍。正如毛主席 所说，人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是有一个过程的。对林彪反党集团的形成、发展，以及他们所进行的 反党阴谋活动，毛泽东主席也是有这样一个认识过程的。有时，他为了不伤害广大群众的积极性， 也做过一些违心的事。1956年，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林彪当选为中央政治局 委员。林彪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利用毛泽东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无与伦比的历史功绩，在全 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崇高威望，极力推行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随着林彪地位的上升，他的野 心也急剧膨胀起来。凡是在他看来反对他的人，妨碍他夺取最高权力的人，他和他的同伙采取诬陷 、迫害的手法想方设法除掉。林彪为了夺权，组织人为他搜集了古今中外大量政变资料，进行潜心 研究。他从中得出一个结论：“政变，现在成为一种风气。世界政变成风。”“反革命政变，大多 数是宫廷政变，内部搞起来的。”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夺权问 题讲了这样一段话：“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有了政权，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就有了一切。 没有政权，就丧失一切。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 取政权来发展。“无论怎样干头万绪的事，不要忘记方向，失掉中心，永远不要忘记了政权。要念 念不忘政权。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 政府主义、空想主义。那就是糊涂人，脑袋掉了，还不知道怎么掉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 ，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毛主席活到哪一天，九十岁，一百多岁，都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 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在他身后，如果有谁作赫鲁晓夫那 样的秘密报告，一定是野心家，一定是大坏蛋，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1967年1月，林 彪这样说夺权：“无论上层、中层、下层都要夺。有的早夺，有的迟夺。”“或者上面夺，或者下 面夺，或者上下结合夺。”林彪认为军权是权中最重要的权，他在军中各军兵种安插同党、培植亲 信。他说：“要学习蒋介石，蒋介石把一国的军权抓住了，他就是把～个国家抓住了，这一点是值 得学习的。”毛主席对林彪的举动报是反感。1966年7月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毛主席这样写 道：“我的朋友的讲话，中央催着要发，我准备同意发下去，他是专讲政变问题的。这个问题，像 他这样讲法过去还没有过。他的一些提法，我总感觉不安。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 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 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 的意志为转移吧。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鲁 迅也曾对于他的杂文说过同样的话。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欢他那样坦率。他说，解剖自己 ，往往严于解剖别人。在跌了几跤之后，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志们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 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 ，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工了。但也不是折衷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 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崎瞌者易折，皎 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 会上读过这几句。人贵有自知之明。今年四月杭州会议，我表示了对于朋友们那样提法的不同意见 。可是有什么用呢？他到北京五月会议上还是那样讲，报刊上更加讲得很凶，简直吹得神乎其神。 这样，我就只好上梁山了。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道。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 共产党的钟植了。事物总是要走向反面的，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那也没有 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全世界一百多个党，大多数的党不信马、列主义了，马克思 、列宁也被人们打得粉碎了，何况我们呢？我劝你也要注意这个问题，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经 常想一想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这个问题我同你讲过不知多少次，你还记得吧，四月在上海还 讲过。以上写的，颇有点近乎黑话，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 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 1969年4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文化大革命”后的第一次党的全国代 表大会，从这次会议选出的党的中央领导班子组成不难看出，各种政治力量都在利用这次会议达到 自己的目的。主席坚持要党的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其中要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代表参加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环境，这次大会确定林彪为“接班人”，写进了“九大”的党章。196 9年10月17日，林彪背着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以“加强战备，防止敌人突然袭击”为由，擅 自发布了“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黄永胜等人于18日将此令迅速下达全军，使全军进入紧 急战备状态。10月19日，林彪采用电话记录方式，以急件传阅报告毛主席。他们先送交周恩来 总理阅。周总理阅后批示：请主席阅。我拿此急件送到主席住处，给主席看。毛主席看后，一睑不 高兴的样子，对我说：“烧掉。”我以为主席是让我拿去烧了，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主席自己拿起 火柴一划，把传阅讲点着，给烧了。接着，他拿起传阅件的信封又要烧。我赶紧对主席说：“主席 ，不能烧，你都烧了，以后查问起来，我无法交代。留下这个信封上面还有传阅件的编号，你不要 烧了。”主席听我这样说，这才作罢。当天晚上，周总理打电话问我：“主席看过林彪的紧急电话 通知没有？”我对周总理说：“我送去给主席看了，主席看后给烧了。”周总理惊诧地说：“烧了 ？”我回答：“主席看后不高兴，自己就烧了。我劝了以后才留下传阅件的信封。”周总理听到这 里没有说话。林彪和黄永胜等人知道了此事，慌了手脚，下令撤销了这个命令。“林副主席指示第 一个号令”的内容有这样几点：一是抓紧反坦克武器的生产；二是组织战时指挥部，进入临战状态 ；三是各级领导加强战备值班；四是严密注视中苏边境的形势及时掌握情况，随时报告。他想试探 一下凌驾于毛主席之上下命令，看毛主席的反应。看得出来，毛主席对林彪的这个号令很反感，但 当时不便说什么，特别是当着我的面不好讲林彪的不是。1969年初，为起草“九大”
政治报告 ，林彪一伙和江青一伙之间的矛盾逐渐表面化。开始，经毛主席同意，“九大”政治报告由陈伯达 、张春桥、姚文元起草。1969年2月下旬，林彪召集他01三人商量起草报告的事，决定由陈 伯达先动笔起草。陈伯达不愿意同张春桥、姚文元合作。但他自己又迟迟拿不出政治报告的全稿， 拿出来讨论的几部分，张春桥、姚文元看后批评说：陈伯达是在鼓吹“唯生产力论”。毛主席对陈 伯达起草的初稿有过批示，陈伯达没有告诉江青、康生、张春桥、
姚文元。江青便以“封锁毛主席 的声音”为理由，同陈伯达大闹了一场。眼看“九大”开会的日期快到了，毛主席就叫康生、张春 桥、姚文元另外起草政治报告。毛主席把他们几个都找来，讲了有关政治报告的基本思路和框架。 还大致地讲了讲每段要写些什么。根据毛主席讲的这些，张春桥、姚文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很快便拿出了初稿。康生在张春桥、姚文元起草初稿的过程中，借口生病，不参加讨论，当张春桥 和姚文元把初稿拿出来后，他给林彪打电话说：“我最近生了病，没有直接参加政治报告的起草。 春桥、文元写的稿子，我看了一遍。我觉得，作为接班人向‘九大’作的政治报告，这个槁子的份 量是不够的。但是在这样短的时间内，他们就能拿出有一定水平的初稿来，还是不易的、我看‘王 可以作为进一步讨论修改的基础，因为它的基本思路是能站住脚的。”这个时候，陈伯达也在赶写政治报告的草稿，不久也事出I”全搞。两个稿子排成清样送给了毛五席和林彪。毛主席认为张春桥。姚文元起考的稿子大体可用，但要作较大的修改，并对如何修改提出了许多具体意见、而陈伯达起草的那个稿子便被搁置一倍f。在修改宪法时，宪法的序言中必然提到毛主席，这就涉及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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