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证与反思：一个老三届人的自述■徐浩渊盯着好不容易定下来的标题，我手中的笔异常沉重。三十 年了，比我们老的人、小的人、中国人、外国人都在言说“文化大革命”，只有我们自己，这段历 史的主要当事者和见证人，一直保持着沉默，任人褒贬。有心理学常识的人都知道，只有在幼年或 童年时期，心灵受过重创，伤口未曾愈合的人，才不能回顾过去。而且，受伤的程度与抗拒回忆的 强度是成正比的。什么是我们的心理伤痕？它给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后代，给整个社会什么样的影 响？我们对过去、现在和未来负有什么样的历史性责任？作为老三届的一员，我试图在回忆和思考 中寻找答案。老三届，是指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６８年的中学生，这批青少年是在１９４９年前后出 生，和新中国一起成长起来的。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结束了一百多年的战乱，也结束了外国列 强对中国的欺压和凌辱。开国大典时，毛泽东在天安门上宣布的那句话：“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说到了每一个中国人的心里。此后，农民分到了土地，工人是理论上的领导阶级。全国老百姓 从心底里相信，自己是新中国的主人。在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把美国佬从鸭绿江边一股脑儿地打回 了“三八”线。之后，又和想要辖制中国的苏联翻了脸，连人家撤走所有的经济、技术援助也挡不 住中国人要恢复民族自尊的决心。同时，中国又陷入了２００年前的闭关自守状态之中。此时，马 列主义被确认为“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但是，大多数的共产党员和干部难以读懂那些从西 方传来的艰深著作。人们普遍相信：只要忠心耿耿地跟着毛主席和共产党走，每天辛勤地劳作，终 有一天会走入一个叫做“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去。至于这个天堂是什么样子？什么时候能够走到 ？为什么一定会走到？没有人怀疑过，这种信仰的进一步发展是“世界革命”的理论。“文革”以 前的中国人民相信，全世界三分之二的人民，都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等着我们去解救，我们肩负 着解放全人类的光荣、艰巨、神圣的历史重任。“文革”以前，尽管有过“镇反”、“三反五反” 和“反右”等运动，毕竟仅仅触及了少数人，绝大多数青少年所感受到的是学校和社会上的“正面 教育”。但是，除了数、理、化的知识性教育以外，学生受到的思想教育是极端矛盾的。一方面， 在学校里，“少先队”、“共青团”要求孩子们“绝对服从组织”和“做党的驯服工具”。另一方 面，在社会上，所有的文学、艺术都歌颂着新中国缔造者的光荣历史：他们青年时代大无畏的造反 精神和英雄主义行为，成为孩子们的榜样。这两种方向完全相反的思想教育，对于青少年的心智形 成，造成一对可怕的精神冲突。导致了他们在即将来临的“文化革命”的大动乱中，至今难以理喻 的行为—压抑与反压抑，暴力与破坏，你死我活的派系斗争，等等，等等。“文革”以前，很少有 孩子对当时的社会怀有仇恨，即使是出身不好的孩子也是这样。所谓“出身不好”的孩子们，即： 地、富、反、坏、右的子女，有一种类似西方的基督教徒们特有的原罪感。他们认为自己的“根子 不正”，不得不同亲生父母“彻底划清界限”，皈依真理，净化灵魂，以便做一个被公众承认的好 人。共产党和毛主席都是抽象的概念。学校里的校长，老师，特别是党、团组织便无形中成了他们 的“精神父母”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合法保护人。因此，当他们看到其他的孩子叛逆的时候，总是感 到特别的不舒服。因为这种行为，不仅威胁了他们精神上仅有的安全寓所，而且触动了埋藏在他们 更深的下意识中的叛逆冲动，即：大声地对自己和别人说：“生我，养我，爱我的爸爸妈妈也是好 人，我爱他们。”这是世界上所有孩子的天性与权力。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中，这种愿望成了罪孽， 是“划不清界限”的表现，绝对不利于他们的生存。自然也不可能浮现到意识中来。因此，这些孩 子最容易趋向“驯服工具”的教育。在“文革”的开始阶段，“誓死保卫学校领导”，做了真心实 意的“保皇派”。所谓“出身好”的孩子，即：工、农、干部子女。因为他们的父母亲是“领导阶 级”，这些孩子们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感到自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说过：“世界是你们 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象早晨八 、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在这种充分被肯定、被信任、被期望的精神环境里长大 的孩子，具有非常的自信和社会责任感，同时也伴随着狂妄自大和过分的天真。特别是干部子女， 从“造”了自己祖父母“反”的爸爸、妈妈身上，从小汲取着“造反”的精神。恨自己怎么晚生了 几年，没有赶上电影里面那种激动人心的战争年代，没有机会也做一次英雄。这些孩子更加容易接 受“正面思想教育”的另一个侧面，即：他们父辈的“反叛”和被文学艺术诗意化了的“革命英雄 主义”。对学校中“驯服工具”的教育则很反感，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名。记得从小学开始，我虽 然一直成绩优秀，是文艺、体育活动中的活跃分子，但是每次学校老师给我的操行评语都少不了“ 骄傲自满，纪律散漫”的批评。上初中以后，看到有的同学，把自己的钱包交老师，声称是“路上 捡的”，而被老师作为“学雷锋运动”中的好人好事表彰。使我这个本来对这样的运动就不感兴趣 的人，产生厌恶。在党的“重在表现”的感召之下，为了加入共青团，特别是“出身不好”的同学 最愿意找“团组织”汇报，不单汇报他们自己的“坏思想”，还要捎上我那些不服从管教的“坏行 为”，使我常常因此而挨批评。团组织追着要我克服“自来红思想”，连“出身好”也有了“原罪 ”。对于这种宗教式的压抑，我实在反感。做了父母亲的人都知道，青少年的逆反心理如同皮球。 你越拍它，打它，皮球反而跳得越高。我当时的情况恰好如此。久而久之，这种压抑与反压抑的能 量不断蓄积。同时与“小汇报”我的同学，形成越来越深的隔阂。这种现实，为后来“文革”的大 火首先从中学里烧起来，学生之间大打派仗，埋下了基础提起红卫兵，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一个毛 泽东创造的“革命组织”，其实最初的红卫兵是一个中学生的自发组织。它短短的六个月历史，有 四个月站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对面，作为“现行反革命组织”。１９６５底开始批判“海端罢 官”；１９６６年初批判北京市委的高级干部“三家村”，中国人有了“山雨欲来风满楼”的预感 。成年人有了“反右斗争”的教训，提心吊胆地猜测这次“运动”的“方向”，防范自己不要昏头 昏脑地变成了“革命对象”。可是中学里的这批不知事的娃娃们，早已不甘心天天坐在教室里“死 读书”，嗅到了一股盼望已久的火药味，变得异常兴奋。可算等到了他们要做英雄的时候了。要自 己独立的人格，要象父母小时候一样，自己也闯出条路来。１９６５年，“中学生”杂志上刊登了 １４岁的宫小吉写的短文“五分的秘诀”，向当时的教育制度挑战。北京第四、第六、第八中学已 经闹过一次学潮，被党中央的“四清”小组勉强压下去。此时，中学生自发的个性解放情绪和行为 ，还没有同毛泽东的“阶级斗争”联系起来，所以“阶级斗争”的敌人是谁？在哪儿？谁也搞不清 ，也没有人去问。１９６６年３月，北京清华附中的骆小海写了“造反精神万岁”的小字报。５月 ，十几个学生偷偷地跑到圆明园的遗址，成立了一个自己的组织，名叫“红卫兵”，立刻就被打成 了“现行反革命”。在一党专政的中国，绝对不允许任何人私下里成立什么组织，对共产党的孩子 也不例外。“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六十年代初，以郭沫若的长子郭世英和一个将军的儿子孙 经武为首，１０１中学和北京大学的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子女，偷偷地组织了一个“Ｘ－社”。Ｘ， 这个数学中的未知数，象征着他们开始对所有被灌输的“已知”概念的挑战，对于当时一些难以自 圆其说的理论问题和社会现象，包括干部阶层的问题开始质疑。Ｘ－社被发现以后，干干脆脆地划 为“反动结社”，其成员全部打入牢狱。“文革”初期，郭世英因此被迫害致死。对于目前市面上 盛行的说法：“红卫兵”的成立，是干部子女要求更多的特权，我实在难以苟同。古今中外，哪一 个朝廷，是被自己的后代要求更多的权力而造了反，由此而演进向前的呢？１９６６年，我是北京 人大附中的高一学生。为了支持已经被打成“反革命”的清华附中的学生们，我们十几个同学在自 己的学校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立即也成了“反革命”。从６月初到８月初，两个月的时间里，每天 的日子就是被其他学生围攻、辩论，“在共产党领导下造反，就是造共产党的反！”“红卫兵的目 的是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的父母亲更是急得不行。他们认定了自己的孩子要成为“右 派分子”。压制“退出”的威胁甚至升级到要“脱离关系”的地步。事实上，北京市的“黑名单” ，已经将北京市的五千名造反的中学生列为“现行反革命”，准备在运动结束时发落。对于十几岁 的孩子来讲，受到整个社会和家庭的反对，还能挺得住，已经不单单是青少年的逆反心理能够解释 的了。回想当时，我最基本的自我概念从未动摇过，即：我是一个好人。我的红卫兵伙伴们也都是 好人。那么，将好人打成“反革命”的行为一定是错的，甚至是幕后有人谋划的，可能就是所谓的 “阶级敌人”，我们还相信，如果毛主席知道了他们这样搞法，肯定不会答应。此刻，革命英雄主 义的教育起了作用。银幕上的革命先烈和我们的父母，都是经历了各种苦难还坚持革命的，所以， 没有苦难，没有危险，没有压力，就不算是真的革命，就锤练不出真的英雄。所有这些，从现在听 起来及其荒唐可笑的信念和逻辑推理，却扎扎实实地支持了最初的红卫兵的造反行为。７月２６日 ，当我们在“水深火热”中抗高压，毛主席在长江里“胜似闲庭信步”下定了决心。他老人家８月 ６日突然回到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让“中央文革小组”列席。并且，宣布了自己的老婆—江青是小组副组长。从此，这个半疯的女人走上了朝思暮想的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她对自己坎坷人生经历的报仇雪恨。８月８日，中共机关党报—人民日报发表了“十六条”，第一次宣布了“文革”与过去所有“运动”的本质性区别，是一场“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８月初，江青和“
More abstracts about the 见证与反思:一个老三届人的自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