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儒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马临博士张润生马临博士亲自驾车带我们参观香港中文 大学美丽的校园。在闻名已久的中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在中大著名的雕塑“门”前，时有教职员工 和学生们向这位已退休１０年的老校长问好。而在中大逸夫书院文澜堂马博士的办公室里，一幅镶 嵌在玻璃镜框中的邓小平与马临一起迈步走来的照片又引起了我们的兴趣：那是１９８２年，邓公 与马临都显得那么年轻，春风满面，神采奕奕……马临博士是国际知名的生物化学家。然而，随着 访谈的深入，我们这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眼前这位“恂恂如也”的饱学之士，并非只是某一学 科领域内的“专家”；十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的桂冠，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教科文小组及区旗、 区徽小组召集人的重任，应邀赴京与邓小平长谈三个小时的荣耀，全国政协委员的“身份”……这 一切，确是名至实归，当之无愧。在香港这样一个充满着急功近利时尚的社会中，他高瞻远瞩的卓 识，开风气之先并孜孜以求的努力，以及丰厚的中国文化底蕴，使他如此地符合于中国传统意义上 的“君子儒”形象，诚所谓“叔度汪汪如万顷之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疾风劲 草：力擎中文合法化大旗马临原籍浙江宁波，１９２５年出生于北京，１９３６年随父亲马鉴到香 港。１９４２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逃离日军暴行，又随父母远赴四川，并就读于成都华西协合大 学化学系。１９５２年，马临赴英国里兹大学攻读蛋白质化学。马临至今还清楚地记得，那时中国 人出去留学，只能拿个旅游护照，跟逃罪似的。１９５５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其时，即使 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英国，大学毕业生也只占国民人口的３％，而博士生更只有０．３％，算得 上凤毛麟角。毕业翌年，他就从伦敦回香港，在香港大学任教。１９６４年他转往新成立的香港中 文大学任教，并创立了生物化学系。香港中文大学创办于１９６３年，堪称香港高等教育发展史上 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很多香港青年只能远赴内地或台湾、国外就读，因为作为香港唯一高校 的香港大学，不仅接纳能力有限，而且英国传统影响很深，特别是以英文作为主要授课语言，更为 从中文中学毕业的香港学生入学增加了一道“门坎”。有鉴于此，香港有识之士们奔走呼吁，立意 开设一所中、英文双语并重，并以中文为主要授课语言的高等学府，以促进中西文化交流之气氛。 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６３年，香港中文大学宣告成立。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５２岁的马临继首任 校长李卓敏博士之后，接过年轻的香港中文大学的印玺，担负起了校长的重任。“中大成立后，在 两个方面产生了最为重要而广泛的社会影响，一是发起并推动中文合法化运动，二是打破了香港只 承认英国学位的传统。”马临先生侃侃而谈。在一所主要为华人子弟而设的大学中，用中文作为主 要授课语言，应该是无须争辩的“自明之理”。但是，在三四十年前，这一道理却不能被普遍理解 或接受。“这种现象不但令人诧异，而且发人深省。”早在１９８０年的中大第２２届颁授学位典 礼上，马临校长就如此直言不讳地指出了这种现象的原因之所在：“事实上，多年来香港一直受一 种不平衡的双元文化观所笼罩，即中文是大众的普及语，英文才是行政、商业和专业人士的标准语 ，二者各有领域而互不相干。”马临向我们举例说，当年的香港，如果你想找一份政府机关的工作 而却不会讲英语的话，那么即使你学富五车，除了办公室清洁员以外你就找不到其他的职业——首 先不是看你有没有资格胜任这份工作，而是首先看你会不会英文！不平等之处还多着呢！比如，过 去，香港只承认英国的学位，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学位———甚至包括美国的学位，都不予承认—— —“什么叫殖民统治？这就是活生生的例证。”谈及此事，马临无限感慨：“中大打破了这个传统 ，世界各地的学位平等看待，以才选人，从而打破了英国学位‘唯此独尊’的局面。”正因如此， 中大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认同和支持，各界人士始终对中大有一种亲切感，中大的许多楼舍都是 社会人士捐建的，中文报纸也积极为中大鼓呼，许多社会团体和人士甚至举行游行示威支持中大。 作为中大的一校之长，马临旗帜鲜明地站在了这些运动的前列。他大声疾呼：“我要率直地指出， 对香港来说，中文和英文两种语言的重要是不分轩轾而互相补助的。”“虽然双语的推行不是一件 容易的事，但是一所怀抱理想的大学，自应该勇敢地准备走一段艰苦的旅程。”在马临看来，这实 在并非仅仅属于语言范畴的问题。他说，中文合法化与双语教学的举措，“不但为本港优秀青年提 供更多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而且是一个独特追求的开端。……我们致力推行‘双语教学’，希望 把成长中的香港青年带到一个广阔的天地，使他们不抱囿于一种语言，一种文化，而能有力地推动 沟通中西文化的使命。”在１９８３年纪念大学成立２０周年及颁授荣誉学位典礼这样重要的时刻 与场合，他又一次强调指出：“我们创校的前辈们和我们自己对这所大学有两个宏愿：它必须成为 一所真正现代化的、有国际水平和观点的大学；同时，它又必须是一所深深植根于中国文化的大学 。这两个愿望是不易调和的，却又是不容分轩轾的。……香港中文大学没有了这两个目标是没有意 义的。”他就此进一步论析道：“我认为香港的前途和进步是和它广大市民的教育分不开的；而香 港五百万炎黄子孙的教育又是和中文以及中国文化分不开的。……这样，市民才能在彼此间建立凝 聚力，才会对居住的地方产生归属感，才会有共同意志和观念来面临新环境的挑战。”可以想见， 在香港这样一个一直以来以输入科技和专业知识好象输入水果或摄影机一样只求现成和划算的社会 里，马临及其同道者的努力，真可谓戛戛独行，许多人“不能理解”，“觉得它太不切实际，不合 时宜”。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随着香港前途逐步明朗和确定，各方面才见到有改弦易辙、适应来日 变化的需要，并开始吹起了和煦可喜的进步之风。对此，马临很是欣慰。事实胜于雄辩——中大并 没有因为自己独特的追求而降低了自己的办学质量。在马临和中大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中大越 办越好，声誉日隆：这所在香港首倡双语并用并达到完全实现的唯一高校，在香港高校中保持着科 研成果最多、申请到的科研经费最多、学生报考申请第一志愿最多的“纪录”，中大学生人数从六 七百人发展到今天一万余人的规模，学生人数和校园面积均居香港高校之首。中大毕业生在社会上 口碑也很好。办学质量的各项“硬”、“软”指标证明，马临校长并非那种闭目塞听、拒绝现代文 明的迂腐之士，而是一位融合了中西文化并站立于现代文明顶峰的智者。不愧不畏：力拒“学制衔 接英格兰”在香港“学制”之争中，马临的“风骨”和“担当”又一次得到了强烈的体现。本世纪 前半期，香港的中学和大学学制是和中国以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相同的“六四”制，即六年中学，四 年大学。自五六十年代起，香港当局却强制推行“五二（大学预科）三”制和“五一（大学预科） 四”制，使原本很简单的学校和升学制度逐步演变成重重关卡、处处歧途的复杂景象。除了某些不 可言说的原因外，其主要原因之一乃是当局要将香港的学制与英国学制“接轨”———在英国，留 学生是笔“大生意”，据统计，只要７个留学生的学费，就能供得起一个教师的费用。学制的“衔 接”，也就意味着学生们几乎只能选择到英国留学。对此，马临据理力争：“这样的学制，在全世 界是‘只此一家’，连英国的苏格兰都未推行，为什么要在香港推行？”最后，港英当局见无计可 施，只得施出了“要么听命，要么离职”的“撒手锏”。“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一向 信奉“不愧于人，不畏于天”，“和而不流，义不取容”的马临毅然在当天下午就递交了离职申请 书。在马临的办公室里，我们拍下了中大学生会为马临校长荣休而敬送的纪念铜盘，上面镌刻着中 大学子们的颂词：“为历史之前驱，为中华之崛起”。马临博士告诉我们，直到现在，平时自己坐 地铁，也常有自己不认识的学生向自己问候。“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不亦乐乎？”马临无悔。“ 莫言春度芳菲尽，别有中流采芰荷。”马临荣休后，继续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工作，至今已有６０余 篇关于蛋白质激素及肝吸虫等方面的论文登载于国际刊物上。同时值得一提的是，从１９８５年开 始，马临开始参与邵逸夫先生的邵氏基金会的工作，主要是协助对内地教育事业的捐赠。在他为《 邵逸夫先生赠款项目专刊》所写的序、跋中，他一再强调：“人才是致富之根，科技是强国之本， 国家之根本在于教育。”因此，他乐于为邵先生这样的善举而奔波。近十几年中，担任中大逸夫书 院校董会主席的马临，常常作为邵先生的代表奔走于香港和内地之间，为邵先生在全国各地的捐赠 项目（至今已达十多亿港元之巨）沟通和谋划。这期间还有个小小的“秘密”：当年，邵逸夫先生 捐建的一个项目，因种种原因，多年仍未落实，马临接手后，３个月内即予“搞定”。于是，非亲 非故的马临成了邵先生的“忘年交”。在马临校长任内，邵先生捐赠１亿港元，设立了中大第四所 学院“逸夫书院”。这是中大有史以来最大笔的赠款，也是香港最大的一宗赠款。黄钟雷鸣：香港 人怎样才算真正站起来由于马临的地位和影响，１９８２年６月，他应邀赴北京并受到了邓小平的 接见，畅谈香港问题。我们请他谈谈对小平的印象，他回忆说：“小平先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伟人 。记得小平接见我们时，见我也是一枝‘烟枪’，便笑说，‘你吸烟也很厉害哟！’我回答说：‘ 我吸的是薄荷烟，劲不是很大。请试一棵？’”接下去的场面是，这两枝“老烟枪”欣然交换了一 支香烟抽了起来。“这一小小的插曲，一下子消除了小平先生与我的距离感和我的拘谨感，气氛变 得欢畅起来。”１５年前的这一幕，现年７２岁高龄的马临记忆犹新。“一国两制的确是一个伟大的构想，而且这一构想能让外国人接受，从而使中国不费一枪一弹就能顺利收回香港，在我看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小平先生视界开阔，对国际国内形势有着充分的了解。”对邓小平，马临的崇敬之情溢于言表。此后，从１９８５年起，马临与钱伟长共同担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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