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韩国思想政治教育初探李家华本世纪７０年代后期迅速崛起的韩国，为世人所关注，并引发了一 系列关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问题的普遍性思考。韩国不仅有５０年代建立起的自由市场经济体制； ６０年代朴正熙政权的权威主义经济政策；７０年代出口导向的经济战略；而且，还有作为经济发 展背后更深刻原因的全民教育；有５０年禁演日本电影的民族意识的强化；有旨在提高全民道德水 平的新生活运动。因此，韩国的经济发展成就，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等 精神层面的状态。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重视教育的国家，而且在教育的作用方面，表现出强政治化 倾向，把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教化放在十分重要和突出的位置上，强调其所担负的培育韩国公民的 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的建国理念，东方传统和现代西方价值结合的道德规范以及代表“新韩国人 形象”的国民精神的任务。韩国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的社会背景，决定了韩国思想政治教 育的内容和特色。二战后韩国的社会背景有这样一些基本事实：一是建立了亲美政权，三年的朝鲜 战争，更使其进一步从军事，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都全面接受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二 是韩国在战后的建设和发展，依靠了一个颇具强控制力的权威政府主导；三是东方传统的儒学文化 始终对韩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韩国十分重视教育并在战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正是基于 这样一些基本事实，战后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一、强烈的政治倾向性——资产 阶级自由民主主义的建国理念教导韩国传统的政治体系为独裁制。１９世纪末以前，朝鲜王国一直 奉行着严格的孤立主义政策，因而在历史上有“隐士之国”之称。１９１０年，韩国被日本吞并， 历经了３６年的殖民统治。战后的美国军事管制时期，资本主义的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体制的模 式突如其来。韩国开始把自由民主主义作为建国理念。长期以来，韩国的统治集团较长时期是军人 独裁集团，他们对意识形态，包括学校的教育坚持实行镇压性的高压控制，期望以此实现教育为政 府的政治统治服务。因此，一方面，学校的教育被国家牢牢控制着。教育部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 掌管着有关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及相关的学术事务。教育部长管理着的教育事务，包括教科书的编 写，入学考试及教师的招聘等；另一方面，政府十分注重在课程和教科书方面施以政权思想的影响 。“价值教育的重要性日益为国家认识。同时许多知识分子指责道，政府的努力只在于将消极的服 从植入支配性的意识形态中”①。毫无疑问，韩国统治阶级的思想和政治意识被清楚地反映到了学 校和社会的教育中就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而言，战后，韩国的学校曾经历了反日教育，“反共”及 道义教育，“反共”及道德教育，国民伦理教育和国民精神教育等几个阶段。②韩国曾针对日本统 治时期长期推行愚民政策和奴化教育政策所造成的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的问题，强调废除奴化教育制 度，消除其影响；树立民族民主教育思想，建立新的教育制度，普遍提高国民的素质。当时的韩国 军政厅学务局聘请教育界和学术界的一百多名权威人士组成朝鲜教育审议会。主张把“弘益人间” （韩国历史上第一个王国的建国精神，语出古朝鲜神话，意指广为人类谋利益）作为教育理念。其 理由是：（１）要消除日本殖民统治的遗毒，建设新国家，教育应该是民主的和民族的。（２）“ 弘益人间”既是民族精神的精华，又与基督教的博爱，儒教的仁义，佛教的慈悲想通，包含着人类 共同繁荣的理想，符合民主主义的基本精神。基于此，韩国的思想政治和道德课程在美国军政时期 最初称做《公民课》，后又改称《社会生活》。这些课程顺应了二战后韩国人民强烈的民族和民主 意识，有利于批判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奴化教育制度和重新制定学校课程。其中，在思想道德教 育方面，废止了日本的“修身”课。通过“公民课”的开设，韩国进行了反日教育，树立起民族独 立精神和民主主义思想，批判了日本殖民主义的“民族抹杀”政策，增强了民族自豪感。在大学， 民族伦理更注重陈述思想意识，其中有４个主题是必须包括的，即：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资产阶级 自由民主的理念和观点、对共产主义的批判、南北统一的方向。这些内容表现出了政府毫不隐瞒的 强烈政治倾向性和试图以此达到使学生成为服务于其阶级利益工具的政治目的。光复以来，韩国极 力在社会政治生活方面保持资产阶级民主的框架，同时，政府又强化以国家为主导，以经济为中心 的工业化模式的政治效果。其核心在于，在进行工业化中，淡化权力的分享意识。由此而来的，在 政治上主要关心的是，如何提供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各种条件，从根本上抑制或根除妨碍资本主义 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并为此采取一系列措施以形成资本主义体制。“官僚权威主义作为社会组织 的原则，不仅出现在国家机关，大企业以及象军队这样的大组织中，而且扩大到像学校，利益集团 ，工会等基层组织。７０年代后，韩国社会也明显地出现了这种倾向。”③深入研讨一下韩国维新 时期以来的各种措施明显表现出来的意图达到的结果，就可看出韩国官僚权威主义是政治结构适应 因工业化外延的结果而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为了渗透到一般社会，作为社会组织的原则，官僚权 威主义首先要进行实质上的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并相应扩大国家的职能。显然，资本主义经济增长 的同时，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安定也就成为最核心的政治意识。韩国官僚权威主义的最大优势在于 ，在社会安定的基础上，迅速有效地推动了韩国资本主义工业化。尽管实际上不能如社会期待的那 样充分实现自由民主，韩国官僚权威主义还是从未放弃标榜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凭借思想政治教 育手段的施行，引导了韩国人的政治民主意识，使得韩国人“对政治上的竞争和多党原则表现较为 强烈，而对统治多数，保护少数人权利这一层上，则一向少有表现。”④针对频繁发生的学生运动 ，韩国官僚权威主义政府还在稳固社会安定的基础上，运用技术官僚的方式进行统治，通过控制社 会集团的组织基础和学生的思想基础，以期在发生事情之前，就杜绝其酿成为难以控制的局面的可 能性。纵观有关政治民主意识表现强烈的青少年教育活动，无不渗透着政府干预的影子。直到１９ ９３年金泳三就任民选总统时，仍提出“要重新找到我们社会应有的权威，我们的自由应当是为集 体的自由，正如白凡先生所说，不是在公园里折花的自由，而是栽花的自由，要重新树立被践踏的 道德，就此而言，今天的教育应当同为未来而作准备的科学技术教育一起成为培养真正的人，民主 的市民的人间教育，这就是新教育。”⑤可见，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制度，始终是韩国思想政治教 育追求的目标，“是应促其实现的课题，不能回避。”⑥二、鲜明的伦理观念——东方儒学传统与 现代西方价值观的道德教化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对人们的政治观点，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施以影响的 教育活动，具有时代性，社会性和阶级性。道德教育作为道德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它是一定阶级 或社会根据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的要求，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人们施加 系统的道德影响的活动。历史上，韩国社会始终在儒教价值及其信念的基础上，维护着其秩序的正 统性。“朝鲜社会的结构单位、制度及其社会成员的行动模式，都和儒教的信念内容相互协调，成 模成型才有可能存在。用以启发教育百姓的原理和内容，都是儒教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不仅是居 统治地位的两班身份阶层的观念形态，而且训练他们以及日后的继承也是和儒教价值分不开的。” ⑦“社会的一切领域和制度，不但根据儒教的价值加以规范，而且保持着宗教性质的正统性，其本 身也被视为‘神圣’。”⑧从６０年代起，韩国现代化的加速进行，不惜损害传统的价值观念。这 样，追求变化的势不可挡的趋势成了韩国社会的主流。由于西方文化和技术的大规模涌入，这个国 家旧有的风俗习惯突然受到破坏，一些好传统的中断，给通行的价值观念造成了很大的混乱。为此 ，韩国有识之士提出，“为全国的现代化努力，确定哲学背景，恢复传统的价值观念使之成为现代 化社会有意义的智慧与知识力量，实属必要。”⑨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韩国《国民教育宪章》 的颁布，重新确定了教育的理想和目标。教育法第一节的第一条提出了“教育的目的在于协助所有 的人完善其个人品格，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取得参加建设民主国家和促进全人类繁荣活动的公民资 格。”韩国政府因此把德，体，智作为衡量教育质量的三大指标，强调德育第一，并且认为：民族 的德育表现为自主性，公益性，协同性，勤勉性，奉献性，效率性。其具体内容是：自主性指民族 自立精神，重塑民族之魂，弘扬民族传统；公益性指尊重政体利益和秩序；协同性指互助合作精神 和团结互爱精神；勤勉性指正直和诚实的劳动态度；奉献性指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效率性指合 理，主动的创造。１９９３年，金泳三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要重振搞乱了的国家纲纪；要重新树 立被践踏的道德。”韩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注意从本国实际出发，讲求实用性和民族性，尤其注重振 奋民族精神，使教育的效果直接在国民的精神风貌和国家的经济起飞中显示出来。这种特性被一些 学者概括为“有国籍的教育”。韩国的教育目标不仅在于帮助学生们在新生活中扮演创造的角色， 而且还要对他们灌输韩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国学者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使用了“伦理 本位”的概念，认为英美社会是以个人为本位的社会，而前苏联社会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据此 ，韩国社会该如何归位呢？韩国学者金炳梓在《青少年与学校教育》一文中探讨了以前苏联为代表 的“共产主义教育体制”，美国为代表的“天才教育体制”，英法为代表的“家长式教育体制”以 及旧式的“贵族式教育体制”后，表述了这样的观点：“由于理论上的需要，教育体制分为上述４大类型。实际上，无论哪一个国家的教育体制，都很难找到这样的例子，即某地只相当这里大类型中的一种。就如共产主义体制不能完全无视个人一样，天才教育体制也不能完全忽略整个社会的利益。因为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不应互相对立，而应彼此协调，因此，最理想的是，无论哪一个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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