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的日本是不是已经与战前的道路诀别?”“为什么老是有那么多的日本大臣因发表违背史实的 谎话而被罢官或辞职?”“这些所谓‘失言大臣’在备受国内外批判之后的‘澄清’、‘收回谈话 ’与‘反省’（当然也有始终未认错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日本方面对史实之了解及其史 观,与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之间的差距究竟有多大?”……这些问题,可以说一直困扰与 盘旋在不少想要真正了解“战后日本”或者对“战后和平的日本”寄予极大期望者的脑中。199 5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50周年,日本国内怎么看待与总结这百年来的历史,遂成为各方注视 之焦点。从这一角度来看,一年来日本国内对国会是否应该通过“不战（即非战）决议”的争论, 及各党派相互妥协的“国会决议”议文,可以说是提供了各方寻求上述问题答案的重要线索与素材 。一、””不战决议”逐出的背景与厦旨战后以来,在美苏冷战体系及美国保护伞的庇护下,战败 国日本以最小的代价和最快的速度重返亚洲,并一跃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但与此同时, 日本与亚洲邻国之间却迟迟无法建立起真正相互信任的友好关系。主要原因之一,是因为东京当局 从未以真诚的态度面对历史事实。在日本首相或者日皇对战争总结的语言与文字上,日本给人的印 象与其说是正面承认侵略他国之错误,不如说是采取躲躲闪闪的回避态度。前者最佳的例子莫过于 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问北京时,把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说是给中国“增添了麻烦”,而 闹得宾主不欢。后者最著名的是已故日皇裕仁在1984年接见韩国首位到访的总统全斗焕时,仅 对日本统治朝鲜半岛长达36年之久的历史表示“遗憾”,而引起韩国人的愤慨。加之1982年 爆发了日本企图以“进出”二字代替“侵略”事实的教科书篡改事件,以及1985年日本首相中 曾根康弘公然以首相身分参拜靖国神社、美化“军神”的行动,而遭受邻国的严厉批判,日本与亚 洲各国之间的“史观摩擦”从未平息。正是在上述背景下,从80年代初期（准确地说是在198 2年教科书问题爆发之后）开始,日本一部分有识之士便已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联名请当局发表 反省的宣言。不过,当时各方的重点只是放在对朝鲜半岛殖民统治的问题上。1984年7月,也 就是全斗焕总统访日前夕,以大江健三郎为首的128名知识分子,便以“朝鲜问题与日本的责任 ”为题,联名主张国会通过一项向朝鲜半岛人民致以歉意和表示反省的决议,但未获政界人士之重 视与良好反应。1988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纪念日,日人称之为“终战纪念日”）,当时的 社会党委员长上井多贺子在有关朝鲜半岛政策的声明中,正式提出了国会应该通过“清算殖民地统 治决议”的主张。这是日本政治家首次表示要推动有关之“国会决议”。1989年1月31日, 紧随着日皇裕仁逝世,以鹤见俊辅和旗田巍为首的12名著名文化界人士,更联名发表了“要求国 会通过对朝鲜殖民地统治予以反省的决议”之共同声明,进一步表示只有清楚总结这段历史。日本 人才能与邻国国民取得真正之和解。同篇声明还指出,国会是代表国民共识的最高机构,因此“国 会决议”将是表达有关反省心意之最佳形式。1990年5月,也就是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前夕, 日韩之间针对日皇明仁该以什么语言表达对历史看法的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辩。在情绪高昂的国民的 支持与推动下,汉城当局强烈要求日皇以明确字眼向韩国人道歉;与此相反,当时自民党的干事长 （即秘书长川。泽一郎,则主张日本没有必要向韩国人下跪。双方关系骤告紧张,卢泰愚东京之行 险告取消。几经争执,日皇明仁终以“痛借之念”四个字代替了其已故父王裕仁的“遗憾”二字, 算是日方的一项让步和妥协。正是在日韩双方针对“日皇谈话”字眼争辩得面红耳赤,汉城当局恫 言取消总统东京之行的时刻,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再度提出了以国会决议形式向亚洲人民明确表达日 本责任所在的主张。她指出,基于宪法主权归于国民之规定,由国会通过有关决议才是正规的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上井当时的这项声明,在不少反对日皇进一步表态的日本保守人士看来,恰好可 以用来抵挡韩国人的要求,而予以一定的共鸣。所谓“战后天皇超越政治论”,或者“日皇道歉连 （背）宪（法）论”,就是当时日本国内代表性的论调。基于此,土井的主张虽未获当政的自民党 的积极支持,但也未遇到强烈反对的阻力。借用当时的首相海部俊树在国会答辩的话来说,就是: ‘“此问题得由各党派通过协商方式去决定。”换句话说,自民党人虽未正面表示赞同有关“国会 决议”之构想,但却不排除探讨与支持有关构想的可能性。在这之后,类似“战争责任”的“国会 决议”的字眼即常出现于大众传媒当中,日本“反省”与“致歉”的范围也从朝鲜半岛扩大到全亚 洲。二.”‘大困外交”战略与”决议’”的错燎义朵关系与此同时,任何关心日本政局与外交动 向的人士都会留意到1990年是日本对外姿态有重大变化的年头。同年五月,一名外交部高级官 员在外交部的机关刊物（外交论坛）上公开主张日本应该早日抛弃“中小国式的外交”政策,而建 议推行“不摆大国姿态的大国外交”路线。同年6月初,被日本官方视为揭开战后“外交大国”序 幕的柬埔寨会议在东京召开。加以急待日本经援的泰国首相查猜在同年5月3日（日本宪法纪念日 ）“突然”向到访的日本防卫厅长官石川要三建议日泰海军进行共同演习,敏感的政治分析家都看 出东京正在等待及准备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大显身手,决心从“经济大国”转为“政治大国” 。同年8月,一个被日本官方与保守政论家视为“于载难逢的良机”果然降临。这就是伊拉克出兵 侵占科威特的事件。针对这举世瞩目的波斯湾危机,日本官方先是宣布要适机作出“国际贡献”. 后是把重点放在主张“自卫队出国合法”论及倡议修改现有“放弃战争手段”的“和平宪法”。在 官方与舆论界的引导以及反对党的合作或无能为力的背景下,日本国内很快地达到可以在“国际贡 献”的名目下出兵海外的“共识”。1991年4月24日,内阁决定派遣海上自卫队扫雷艇出航 ,26日,扫雷艇打破宪法禁令,首次出国执行任务。为了配合扫雷艇的出航,日相海部也干4月 27日动身前往扫雷艇途经之东盟五国访问,并选择在日本宪法纪念日的5月3日于新加坡发表“ 海部宣言”,以日本首相名义首次针对日本在战争期间的行为向东南亚人民表示“深刻的反省”。 海部为什么非得赶在扫雷艇抵达前夕发表“反省”宣言呢?明眼人不难看出,那是为了缓和各地人 民反对战后“日本兵”首次出国履行任务的情绪。换句话说,“海部丸”（丸者,船也）旨在为扫 雷艇护航。由于担心各地人民对海部“反省”之字眼有所不满,外务省还刻意把英文稿中的“深刻 的反省”译为“sincerecontrition”（译为中文就成为“至诚的仟悔”人“反 省”与“忏悔”在字义上当然有很大的差距,外务省对内对外采取两种态度,玩弄上述文字游戏, 这就难怪当时各方要对海部“反省”之诚意提出质疑。由此可见,在一部分日本保守界人士当中, 有人是把“反省”视为协助日本通往“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的阶梯或者手段来看待的。 如此这般的态度,也具体地体现在某些评论家的言论中。1993年8月15日,当时的新首相细 川护熙在其“终战纪念日”致辞中,曾“对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战争牺牲者及其遗族表示哀悼/’日 本首相对日本W外的战争牺牲者及其遗族致意,这是战后以来的首次。针对细J门的这项谈话、一 名熟悉国家战略的前外交官就曾大加赞赏,认为其遣词用字恰到好处,只是“反省”而未“谢罪” 《道歉）。这位前外交官还兴奋地指出:“虽然没有表示道歉,中国及韩国等各国却把其谈话视为 道歉来看待而产生良好的反应。这应该说是一项外交的成功吧！”同样的,从“长远国益”的角度 出发,一名曾经积极主张追究日本的“战后责任”的学者也提出了“宪法人质”论。意思是说,日 本在战后由于没有清算其战争责任,因此得一直背负着“和平宪法”的十字架。弦外之音是,只要 历史包袱告一段落,日本就不必再付出如此巨大之代价。除此之外,也有人希望国会一旦通过“决 议”,日本与亚洲各国的历史恩怨就可一了百了,历史“时效”也到此为止。综上所述,可以看出 ,同佯是主张“反省”或清算战争责任与“战后责任”,不同人士或不同集团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的。了解了这一点,人们再回头分析积极主张日本早日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前首相羽田 孜,在1993年的大选中（当时是新生党党魁）,为何提倡国会通过“反省”与“道歉”的决议 ,就不会感到迷惑不解。基于相同的外交战略角度,自民党人在1994年6月与社会党和先躯新 党联手拉垮羽田的短命内阁时,也同意把“不战”的国会决议列为三党合作的重要纲领。但是,正 因为彼此的出发点未必完全相同,加以各政党各受其基层组织或支持者之牵制,这就注定了三党在 真正草拟有关“决议”之议文时必然会产生一定的争执。为了向其基层的成员及支持者聊表社会党 “反战精神犹存”,进而说服他们相信其党魁一19一村山富市出任内阁首相及其前党魁土井多贺 子担任众议院议长有其作为,坚持推动三党的君子协定之“国会不战决议”,遂成为该党不可多得 的一张王牌。该党领导人就曾经恫言,如果自民党不履行有关协定,社会党将不惜采取退出联合政 府的手段（不过,后来的事实说明该党所要争取的,其实只是个别字眼上的满足,而不是实质的内 容。）。社会党既然是把“不战决议”视为“不可退让”的重要协定,自民党领导阶层及最大反对 党新进党的正副党魁海部俊树和羽田孜又都把“决议”与迈向大国的外交战略紧密挂钩,照理“不 战决议”（哪怕会有大争执）之通过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坦白而言,从亚洲人的角度来看,上述的决议即使通过也没有什么可以大书特书之处。人们真正关心的,倒是日本在“反省”与“道歉”之余,是否将历史真相正确地反映到教科书上?日本是否真的记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三.“决议”论争为馏察者馒供了论坛然而,令人感到难以理喻的是,针对三党联合政府准备在今后战争结束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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