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战线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革命的一大法宝，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二万五 千里长征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由于红军在遵义会议以后，坚定地执行了党的正确的政治、军事路 线和统一战线政策，因而得以纵横驰骋于湘、滇、川、康、甘、青、陕等十余省区的辽阔地域，通 过了兹、瑶、侗、壮、布依、土家、白、纳西、彝、藏、羌、回、裕固等十几个少数民族聚居区， 打退了数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越过了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向各族人民进行了革命的宣传，发动 群众、组织群众和武装群众，最后，胜利地完成了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在纪念长征胜利六十周 年之际，在全国？族人民携手共建祖国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认真研究和总结红军长征时期党的 统一战线政策及作用，对于丰富马克思主义统战理论，增强民族团结、激励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发挥新时期统～战线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长征时期党对国民党 地方军阀及高级军官的争取组织和领导革命的统一战线，善于发现并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裂痕， 争取广泛的同盟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孤立和打击主要敌人是取得革命胜利的极为重要的 战略和策略问题。长征期间，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教育和争取国民党地方军阀及高级军官方面发 挥了巨大的作用。1933年10月，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五次“围剿”。当时担任“剿匪 ”军南路总司令的广东军阀陈济棠与蒋介石积怨甚深，曾多次树帜反蒋。此次参加“围剿”，他深 知蒋介石排除异己～箭双雕的企图。为了保护自身的力量，称霸南粤，一直不愿加快推进速度，对 蒋介石则采取阳奉阴违的两面手法。蒋介石虽怒其“借寇自重”，但因疲于“围剿”之中，对偏师 一隅的陈济棠也无可奈何。周恩来、朱德等红军领导人正确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国民党中央与地方军 阀之间的矛盾，排除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者的干扰，决定利用蒋、陈之间的矛盾，同陈济棠建立 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并指示南线红军部队暂停对陈济棠粤军的进攻，利用多种渠道对粤军进行“共 同反蒋，团结抗日”的宣传。在我军“抗日救国、一致对外，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宣传攻势下， 陈济棠于1934年9月主动派人到瑞金求见周恩来，希望同中共暗结同盟。周恩来表示“我红军 总部对贵军合作反蒋抗日之诚意深表钦佩”。朱德还亲自给陈济棠写信，信中揭露了蒋介石对日本 帝国主义的投降卖国政策，阐明了中共抗日救国的主张，对陈济棠愿意合作反蒋抗日的态度表示欢 迎；信中就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贸易自由，开展反蒋反法西斯政治运动等问题提出了意见 ，建议双方切实作好反日反蒋之各项军事准备。朱德、周恩来委派潘汉年、何长工为红军谈判代表 ，去白区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秘密谈判。最后，双方达成就地停火、互相借道、互通贸易、互通情 报，红军可在陈济棠的防区内设立后方医院等五项协议。这次谈判，是长征前夕中国共产党进行的 一次成功的统战工作，避免四面作战，而且使中央红军长征初期能够在很短的时间里，顺利地通过 陈济棠的防区，突破敌人在安远、信丰之间设置的第一道封锁线。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 在贵州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 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会议通过的《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中，在党 的统一战线工作方面阐明了利用反革命内部的每一冲突，从积极方面扩大他们内部的裂痕。使我们 利于转入反攻与进攻这一马列主义策略原则，批判了博古把利用敌人内部矛盾与冲突使自己转入反 攻与进攻说成是“冒险的行动”的错误观点。《决议｝｝还指出，不论是白区党还是苏区党，过去 的工作方式都必须有“彻底的转变，来适应新的环境”。遵义会议后，我们党对统一战线认识有了 新的突破。在长征的革命实践中，我军越是处在危难之际，越是认识到坚持统战工作的重要。正如 原红六军团长、红二方面军副总指挥肖克所说；“优待俘虏是红军的纪律之一，但过去对敌高级军 官不够重视。长征以后，我们有了转变，对这些人，不仅用俘虏政策去对待，而且从思想上把它升 华到统战的高度来认识了。”①1935年6月在湘鄂西的一次战斗中，红军俘虏了国民党部队中 的一个纵队司令兼师长张振汉，就没有按过去“左”倾路线那一套把他杀掉，相反，红军领导人贺 龙、任魏时、关向应、肖克等人还亲自接见他，向他解释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启发他的觉 悟，还请他担任了红军学校高级班的战术教员。在我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和感召下，他 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久，参加了红二、六军团的长征，直到三大主力会师。解放后，他还 担任了长沙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委员。由于党的统战政策的威力，在紧张的长征中，仅红二方面军 就争取了近九百名解放过来的官兵参加了红军。实践证明，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者，建立广泛 的革命统一战线，是我军能够冲破重重险阻，取得革命胜利的有力保证。二、长征时期党对民主人 士的团结团结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是我党的一贯方针和原则。但在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统 治下，在如何对待敌我友的问题上，错误地采取关门主义策略，视中间势力为“最危险的敌人”， 拒绝与之合作，客观上把可以团结的人推向敌人。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指战员 ，同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在长征中，正确执行同民主人士等中间势力建立广 泛的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所到之处，进行热情的、大量的、耐心细致的工作，及时有效地争取和 团结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社会名流、上层民主人士等，从而赢得了各阶层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为红军 完成伟大的战略转移创造了条件。仅以云贵上层名流周素园成为我党忠实朋友支持红军的事实，就 足以体现长征中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团结民主人士方面的巨大作用。周素园是云贵等省很有声望的 名流，他曾在北洋军阀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在云贵川总司令袁祖铭那里当过秘书长。红军到达他的 家乡贵州毕节后，发现他家不仅有鲁迅的《呐喊》、《访惶》，还有马克思主义书籍，如《共产党 宣言》、《反杜林论》等。经过了解，周素园虽为上层人士，却是一个喜读马列主义书籍而且是抗 日爱国的。因此，红军向他热情地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抗日救国的政治主张，启发他的革命觉 悟，帮助他解除了思想顾虑，并推选他出任贵州抗日救国军司令，使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发展到一 千人的武装。中国共产党团结民主人士的统战政策和红军的真诚帮助，赢得了他的信任和拥护，当 他了解到我军长途行军，急需休整时，便主动致函云南省主席龙云及国民党纵队司令孙渡，晚以大 义，使其按兵不动。红军长征到甘孜后，周秦园又利用电台广播，呼吁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 。抵延安后，他还给国民党军政要人写信，宣传我党团结抗战主张和统战政策。正是由于我们党在 长征中实行了正确的统战政策，得到了上层爱国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爱戴和支持，使红军避免了许 多不必要的流血和损失，保存了革命的精华，奔向北上抗日的疆场。王、长征时期党对少数民族上 层的统战红军长征前，党的工作重点主要是在汉族地区。长征路上，红军途经十多个少数民族聚居 区，随时都会遇到复杂的民族问题，这就在客观上向我党和红军提出了运用马列主义理论解决中国 民族实际问题的新任务和新要求。在旧中国，各少数民族内部都有一些上层人士，他们或是剥削者 ，或是剥削阶级的知识分子，如原始氏族末期的头人、奴隶主、封建贵族、上司、牧主、活佛、阿 旬、祭司等。他们一方面同劳动人民之间存在着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这些上层人士很多人都具有 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的爱国立场，有的还与之进行过长期流血的武装斗争；在民族关系或宗教关系 上这些人同劳动人民又有一定的联系，基本民族的公认领袖，在本民族区域中具有很大的发言权和 影响。正是基于对上述社会历史情况的正确分析和估计，我党制定了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采取广泛 的、长期的争取、团结的政策，以建立汉族为主体的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统治的革 命统一战线。党在这一时期的民族统战政策，集中地反映在党和红军颁发的一些文献中。概括起来 即：必须争取、团结少数民族中与群众有一定联系的上层人士，通过政治的或军事的联盟以建立并 逐步扩大和发展反帝反国民党军阀统治的统一战线。1935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一四方面 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指出：“估计到少数民族中阶级分化程度与经济发展的条件， 我们不能到处把苏维埃的方式去组织民族的政权。在有些民族中，在斗争的开始阶段上，除少数上 层分子外，还有民族统一战线的可能。在这种情形下，可以采取人民共和国及人民革命政府的形式 。”②这就是说，在一定的条件下．大多数少数民族的上层人士是能够与党和红军合作而建立民族 统一战线的。毛泽东同志签发的《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对内蒙古人民宣言》中也说；“只要你们真 认识到蒙古民族解放的必要，不愿做亡国奴，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等中国军阀的决心，那 不管你们的领导者是王公贵族或平民，我们都可以给你们以善意的实力的援助”③红军总政治部在 回族地区曾规定：“凡是愿意谋回族解放的贵族、阿旬及一切回民都可以参加回民政府”。④根据 上述党的统战政策，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中央红军在向贵州进军途中．经过广西北部、壮、 瑶、苗、侗等少数民族地区时，红军政治部和全军发出了《关于对苗瑶民的口号》十三条，宣布我 实行民族平等、民族自决的政策。进入贵州后又规定不打苗民土豪，不杀菌民有信仰的甲长、乡长 ，不许杀牛等。红军争取沿途寨主和土司头人，坚持露营，不违禁忌，从而赢得了少数民族群众的 信任和支持。工农红军的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级干部如毛泽东、朱德、贺龙、刘伯承、徐向前、聂荣臻等，都曾亲自做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工作，有的还与一些公众领袖订立了各种政治的或军事的联盟。红军协助各族人民建立的民族政权，如西康省甘孜博巴政府，四川省阿坝藏族苏维埃，茂县、理县、江川羌族苏维埃，以及川、陕、甘建立的一些回民自治政权等，都吸收了当地的头人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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