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再透视北京大学政治系胡永佳，杨志明冷战结束了，然而，世界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 进人持续与稳定的发展阶段，相反局部地区的民族、种族、宗教、地缘冲突更加白热化了。在亚洲 ，“后冷战时代”的来临也使亚太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的崛起，日本的“高姿态外交”打 破了原有两国之间的关系架构，中日关系进入更趋微妙的境地。为了清楚地认识和把握现在以及未 来的中日关系，本文试图从自然地理、文化价值、制度结构、经贸合作、战略设计等几个影响两国 关系的基本因素入手，对历史上中日之间的是非恩怨加以总结，预测展望中日关系的未来走向，并 尝试提出因应之策。众所周知，地缘冲突与合作是中日关系的主导方面，而作为地缘关系的基石， 自然地理特征上的联结性、差异性和依存性无疑构成了中日关系产生、发展和变动的前提性因素。 就联结性而言，中日隔海相望，互为近邻。这决定了两国经济文化交往的源远流长和广泛深厚，耐 人寻味的是，中国、朝鲜紧靠日本，只要它“开疆上”、“布国威”，中朝必首当其冲，就差异性 而言，中国地域辽阔，物产丰富，内陆深广，战略潜力大，因而相信“天无绝人之路”，容易保守 内倾，而日本不过是东海上的一列长岛，一叶孤舟，国土狭小，资源匾乏，这一方面使中国很难对 日本产生掠取之心，另一方面，日本地理上的狭小和孤独却易导致日本意识深处的危机感，假想的 威胁就来自西邻，因而培育出了一个内聚力极强的民族。同时，日本缺乏纵深，面对海洋的挑战， 除勇敢进击外别无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泱泱大国的重陆轻海和保守观念在海权时代很容易激起 以海洋为生存根本的“弹丸小国”的攻击和扩张冲动，就依存性而言，在封建时代两国基本能自给 自足，但日本始终很渴望扩大日中贸易，进入资本主义生产阶段后，日本对海外原料、能源市场上 的依赖性与日俱增，当然这种依赖性并不限于中国，中东的石油、东南亚的锡、橡胶等等，都是现 代日本的命脉所在，相比之下，中国对日本在地理上的依存几乎没有。可以说，地理的接近使两国 很早就开始了友好往来，却也使直接冲突的可能性大为增加；地理的差异和依存性使两国互通有无 ，彼此学习，友谊深厚，却也使两国各怀优越感和排斥心，只是中国不加侵辱，日本则大动刀兵。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进步，地球日益缩小，地缘因素在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大为减弱，但它对中 日关系走向仍有着重大影响。首先，两国经济互补性强，贸易方便，组建经济共同体，搞区域经济 集团有地缘基础。“环日本海经济圈”的构想结合地缘政治利益，考虑日、中、韩、俄的经济互补 ，利益均沾，推动了东北亚经济合作的体制化。其次，作为亚太区域的主要成员，两国在安全利益 ．上有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亚太新国际关系的关键也在于“共同的安全保障机制”。再次，在 台湾钓鱼岛以及南中国海问题上存在的地缘矛盾短期无法解决，可能会成为引发未来冲突的导火线 。“在以往漫长的岁月里，专制政体、农耕形态与以儒学为主流的文化结构，曾是中日两国共同的 社会历史背景，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双向互感，在世界关系史中亦属绝无仅有。”在漫长的文 明进程中，岛国环境一度使日本文化发展缓慢。然而，日本通过大化改新、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三 次大规模引进、学习中华文明和欧美文化，以其开放性的文化心理和实用态度，顺利实现了土著文 化与外来失进文化、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的融汇与整合，表现在。（ｌ）现实原则和功利取向使日 本不执着教条，不拒绝先进，不轻蔑技术，这与中国儒者、官僚空谈“理”礼，蔑视“奇技淫巧” 有很大不同；（２）不论什么外来文化，都在选择、分解、吸纳、改造的过程中“日本化”，结果 日本文化包罗万象而无被同化之虞，即所谓“和魂汉才”，“和魂洋才”。相比之下，中国兼容并 蓄的唐宋气度与日消减，守旧但滞成了社会主流，最终导致落后挨打９（３）日本对先进的文化， 总存在自卑心理，闭锁不成就去却轻慢，谦虚学习，全力以赴，而对落后于已的文化，又自高自大 ，轻则嘲讽，重则论伐，而自认为是在为拯救落后“贡献牺牲”。曾给亚洲带来深重灾难的日本军 国主义就与日本文化的某些深层要素有着密切联系。一是共同体思想，为了共存共荣，共同体成员 必须团结忠诚，内部主从分明，等级严密。对外则激烈竞争，冷漠无情，结果集体我取代了自我， 国我又超越了集体我。二是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这柄对日本近代崛起和战后复兴功不可没，而又 把日本和亚洲人民拖入战争深渊的双刃剑，可谓是大和魂的核心所在，经过改造的儒学，去“仁” 奉“忠”，变“人道主义”为“民族主义”，强调对国家和天皇的无条件效忠；日本化的佛教也以 王法为本，眼务于皇室和政治权力；神道教、国学也更集中宣扬“神皇之道”，诸如“皇天御国乃 世界万国之根本”等等，鼓动爱国狂热和对“万世一系之天皇”的崇拜，从中“不断焕发出帝国意 识，扩张思想和皇化世界的冲动”。而以此为基点的武士道精神，其要害就在于极端民族主义，崇 尚勇武，重视军力，与中国素来的重文轻武，空谈心性恰成鲜明对比。经过近代开始的文明开化以 及战后的民主改革，日本传统文化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当代日本人的文化价值取向和精神心理 状况，呈现出新的特点：（１）天皇崇拜和神道思想在大部分国民中丧失了市场，国我意识、集体 我意识由于个人自主性不断加强而有所弱化，（２）和平反战深人人心，战争惨祸与核爆之烟至今 索绕国人心头，武力征服与扩张已为多数国民所唾弃；（３）价值多元化对内聚性和扩张性有所遏 制，民间信仰与纯用个人的宗教兴起并挑战权威的、一统的国家宗教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 防止极端思想统领一切的文化屏障，（４）新一代青年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愈益欧美 化，自由和民主的日本式注释与实施可能会逐步恢复原貌，这对日本式的资本主义——民族主义的 、家长式的和反个人主义的——走上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和容许个人自由，并切掉与军国思想和法西 斯独裁主义的联系有重大意义。但是，值得警惕的是，思想意识有其独立性和连续性，日本的天朝 文化心态和食洋不化的军国体制虽遭铲灭，但阴魂不散，特别是随着日本经济高度发达，日本人的 爱国心和自豪感大为增强，导向不对不力有被形形色色的新国家主义者和极右分子利用的现实可能 性，不少政界要人，学界名流公开为侵略翻案，参拜靖国神社，为战犯叫屈，反对国会通过《不战 决议》，文化教育歪曲历史，美化皇军，极大地助长了日本右转的倾向，成为阻碍中日关系发展的 逆流。就中国而言，仁义、礼让、谦和，敦厚一直是主导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并被切实地贯彻到对 外关系中。中国虽也有大一统思想，但内聚力和强固性不如日本的国家共同体，面对边缘成员的控 制也温厚和松软得多。而且国际主义的行为几乎可以与日本的民族主义媲美，这使它在对日关系中 长期以忍换和，以德报怨，只愿相安。当前值得注意的是，国民爱国意识与民族情感淡薄与日本正 满怀民族自信积极“输出日本文化”、“在世界上树立日本文化的旗帜”反差较大，长此下去，这 种爱国气势的反差将使中国处于不利的地位。文化积淀于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中日文化价值取向 上的差异与重叠对东方两大民族的影响表现在于：（１）日本对灿烂的中华文明真诚仰慕并虚心学 习，自卑感和生存热望培养了勤俭和勇敢的品性，同时也引发对西邻的戒惧，一旦赶超成功，“为 了防御，要先征眼”；（２）共存共荣思想使日本竭力把周边国家纳入以自己为核心的生命共同体 ，民族主义和实利主义的宣言是为达目标，可以不择手段。大中华观念则以我为中心，恩泽四方， 以文明带后进，／凭道德感夷狄，自大威严中不乏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适度宽容，所以进取心 和攻击性皆不如日本；（３）各自的文化优越感和文化差异曾引起并仍会引起某些冲突，但是两国 却具备东方文明所内涵的“道德伦理”，“人格向善的理想”以及“和为贵”的儒家思想传统，强 调与邻睦居，这对确保彼此和平友好有重要意义，同源一脉并互渗极深的特点使它们在亨廷顿所说 的文明冲突成为世界性危机的未来世纪有可能结成文化共同体或形成儒家文化圈。制度结构对国家 内外政策有决定意义，它规定了国家权力的本质特点及国家行为的基本方式。在极权专制的天皇体 制下，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闹剧得到了肆无忌惮的上演。而在民主制度下这种表演就很难得逞。展 望未来，中国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与日本式资本主义制度对中日关系的影响主要有：第一， 制度形态的不同，势必引起制度冲突。尤其是在苏联解体后，中日潜在的战略合作基础动摇的背景 下，这种趋势尤为突出。鉴于“冷战在亚洲并未结束”，日本仍将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在 远东“遏制共产党中国”的桥头堡，而籍对付社会主义之名，挟西方世界之势，对中国进行遏制， 趁机谋取地缘利益，也正是日本民族的心性使然。第二，五五体制打破之后，日本政治进入大分化 、大改组时期，村山辞职，桥本主政标志着日本温和势力的衰退与新保守势力或国权主义势力的抬 头，日本政治的右倾化给对华政策带来许多微妙的变化，但是可以肯定，桥本政权不会严重影响日 本国内基本政治秩序，这为避免对华政策大幅度修改提供了制度保障，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仍将以 “构筑面向未来的世界中的日中关系”为基本框架，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建设。第三，日本注 重现实利益，对抽象理念和绝对价值并不关心，在两极体制时代，中日对立主要是日本作为美国实 施冷战的战略盟友以及吉田、佐藤、岸情内阁一边倒的结果，而并不源于两国对意识形态的论争。 中日两国经济利益的互补和经济地理的联系性使得经济合作仍将是中日关系发展的主旋律，而且， 共同的浓厚的东方色彩，尤其是中国的市场经济改革增大了两种制度和谐发展的可能性。第四，尽管日本政府有逃避战争罪责及谋求主导世界的倾向，但是，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体制的建立和良性运作，无疑是对专制与军国主义复活的强大阻遏。天皇虚君，三权分立，内阁制，地方自治，政党政治等已在很大程度上清除了日本再造侵略扩张战争机器的可能，而规定这些制度及“放弃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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