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老三届”人研究的方法论王江学海泛舟，无论驶入哪片水域，都不难发现这种情况：某学科在 草创时期，群雄并起，流派纷呈；僵持不下的时候便不由得开始方法论的探讨，然后柳暗花明…… 关于“老三届”人的话题，沸沸扬扬议论了这么多年，也有学人作专题研究，如今，似乎也到了该 “索性谈谈方法论”的时候了。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人们认识事物的方式方法有一个突出特点，就 是往往以自己亲眼所见和切身所感为凭据，不大注重理性思维。关于“老三届”人，看看某些报刊 上的议论文章，听听专题研讨会的发言，也有这种倾向。“文革”十年盛行“假大空”，新时期拨 乱反正，要对那一套进行“解构”，人们采取“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式自有一定的合理性。再说 ，在人类认识史上，从康德、黑格尔到布莱德雷、海德格尔和柏格森，关于理性与感觉哪个更可靠 的问题本来就聚讼纷坛；２０世纪的西方甚至非理性主义哲学泛滥，荒诞派文学盛行……即使在自 然科学研究这种严谨的领域，也不能否认理性准则与直觉灵感的互补性。但我们的“跟着感觉走” 却渐渐远离了哲理思考的背景，较多地源于社会转型期的浮躁心态。感觉的结果固然有时“八九不 离十”，甚至与统计分析的结论惊人地相似，但毕竟常有错觉作祟。凭感觉，人们总以为，自杀既 然是弱者的行为，其数量必然是女性多于男性，穷人多于富人。殊不知，社会学家调查统计的结果 正好相反。都到９０年代了，谈起“老三届”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就连著名的知青作家也开口便说 “我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统计研究”。一个作家对生活的洞察力当远在常人之上，他们的感觉自然能 给人以种种启迪，但也有靠不住的地方。比如关于“老三届”人的学历情况，仅凭感觉往往认为简 直被耽误得一塌糊涂，其实稍微做点调查统计便知也不尽然。如果把“老三届”人研究纳入人类“ 代文化”研究的范畴，那么，笔者认同关于我们新中国几代人的流行划分方法，即把包括“老三届 ”人在内的大致出生于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人作为“第三代”。关于“第四代”，笔者主张让开一个 “过渡段”，而断为稍后的１９６１—１９７０年出生的人。由于代际更迭不仅有年龄因素，还有 社会特质，笔者主张把“第二代”的年龄跨度增大；但为了对照方便，仅截取其中１０年为“统计 段”。那么，根据我国最近的一次即１９９０年的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笔者针对“老三届”人的学 历情况编制了一份表格。从表上所列有大专以上学历者所占比率来看，虽然包括“老三届”人的“ 第三代”的数据（１．８９％）既低于“第四代”，也低于“第二代”（统计段），但这里有人口 增长与教育增长不同步等复杂因素。如果从有大专以上学历者的绝对数量看，则“第三代”已达２ ８０万之多—一尽管远远少于“第四代”（６７８万），但已超过“第二代”的２４２万。这个超 额，绝不能仅以“教育水平的自然提高”而一笔带过。需知，这两代人的成长有着显然不同的历史 条件。“第一２代”（统计段）接受高等教育大致在１９５５一１９６５年，社会大环境基本是平 稳的，而“第三代”人却成长于动荡年代。难道说，十年“文革”对“第三代”人的学历没有影响 吗？当然不是。１９６６一１９６９年，我国高校招生有四年是零的纪录；１９７０年和１９７１ 年开始试点招收工农兵学员，每年不过４．２万人，后来略有增加，也仍少得几乎失去统计意义。 ２８０万，这个数据显然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丰硕成果之一。恢复高考、电大夜大函大、高教自学 考试……为挽回十年“文革”给高等教育造成的灾难性损失，党和政府做了大量的工作；被耽误的 一代人也以超常的毅力，掀起了一个在新中国历史上都是不可或缺的一笔的大补课热潮。２８０万 ，这个数据蕴藏着无数的动人故事。那饱经风霜的一代人当中，有多少肩负生活重担的父亲，为上 走读大学，往返路程累计可以绕地球半周；为赶赴夜大上课，婴儿睡前的啼哭一次次痛苦地撕扯着 多少年轻母亲的心一…．在这个阶段，但见这一代人中有学历者的数量直线上升。笔者本想极力排 除感情的因素，以最冷静的态度对待所研究的问题，但当２８０万这个数据统计出来时，记录纸已 被泪水打湿了。经历过那样大的社会历史性挫折的一代人，换个国家，早就戴上“垮掉的一代”的 帽子了，而中华民族培育的一代有志气的儿女，把那类帽子远远抛进了太平洋。当然，也有许多可 悲之处。比如．这一代人的学历以大专居多，层次不高；文科人材急剧膨胀，理工科人材严重短缺 ……但也不应像某些“老三届”人那样动辄以“我们这拨人尽是耍笔杆子”的说法自嘲。要知道， 第一，人材结构的形成有某种历史的必然性；第二，不应超时空地评价人材比例。１９８０年我国 文科学生占高校在校生总数的８．９％，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１９７７年统计，全球千万以上人 口的５０个国家当中，这个比率超过５０％的有１３个，为３０一５０％的有２６个……不善于定 量分析，不仅是这一代人思维方式的局限，我们民族整个传统哲学都缺少这种成分。既然世间万物 总有一定的数量界限，理论上就不应有绝对不能计量的东酉。所谓不能者，其实乃不易也。即使不 易定量处理—一又不便用概率统计的方法加以描述，也应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斯大林有句名言： “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只要不滑入庸俗的实证主义，并且记住了演绎推理的局限性 （条件为真则结果必为真），那么，这句话就可谓相当深刻。就连唯物论都是这样：虽然在宏观世 界畅行无阻，但一到微观世界，观察光的“波粒二象性”时，却很难说清什么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客观实在”。物理学家研究构成中子和质子的单元即半径１０－’‘厘米的“夸克”（层子 模型），突然意识到有一个完全超出人们想象的复杂世界，他们惊呆了—…·懂得了这个道理，很 多“形而上”的争论便不致永远地纠缠不休了。关于“老三届”人的议论和研究中出现的种种分歧 ，说到底也是这么回事。不能说“形而上”的争论毫无意义，只是希望具体情况多作具体分析。比 如怎样看待这一代人所经历的苦难。一部分人说，它是“黄金”，而且这主张据说并非“老三届” 人独创，在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上类似的格言不胜枚举。另一部分人说，这是“美化苦难”，为 错误路线“涂脂抹粉”……真理与谬误之间只差一步，离开了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的原则，实在难 以分清“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电视剧《孽债》片头歌词）。举个实例就好说了。比如知青题材 的４５集电视连续剧《年轮》，便淋漓尽致地展现了那一代人所经历的种种独特的苦难，而编导者 究竟是怎样把握的呢？《年轮》通过六位男女主人公所再现的不仅仅是那一代人上山下乡的经历， 还有“知青前”、“知音后”共计三段历史。在上山下乡期间，他们并不是整天想着怎样“反修防 修”。“文革”前，家庭、学校、社会等渠道潜移默化地在他们青少年时代的心灵深处涂上一层几 乎永远难以更改的底色，其中有不少积极成分。凭着这些成分，他们有意无意地背离了上山下乡运 动发动者的初衷。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他们把过去的苦难化作动力，在自己所活动的领域都取得了 某种成功—一他们成了企业家、作家、记者、革命烈士、大款、外国公司高级职员他们当中，除了 张萌。郝梅之外，大抵出自贫寒之家。而月．郝梅的父亲虽然是工程师，但与工人来往密切，以致 王小嵩的父亲看不出两家的隔膜。由于社会历史造成的各种复杂原因，在平常年份，这六位主人公 大概没有几位能考上大学的，而那样年份除了上大学，青年人成材之路并不怎么宽。那么，上山下 乡对他们来说，就既是挫折，也是机遇。但他们的收获，与其说是上山下乡所带来的，毋宁说是他 们以各种方式抵制那条路线的结果；上山下乡绝不是要造就他们那样的人材。这是“美化苦难”吗 ？这是歌颂错误路线吗？显然不是。这里歌颂的是：一、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二、人在身处 逆境时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三、改革开放新时期各条战线的辉煌成果—…·这是宏扬主旋律的文 学作品。顺便说一下，尽管《年轮》结尾的画外音，以一个作家悲天们人的胸襟不无惆怅地说：这 几位主人公作为某种成功者，在那一代人中只占少数……但理智告诉我们：典型并不意味着简单地 “代表多数”，没有千百万老知青奋发图强的社会大潮作基础，怎会有少数人的那种成功？《年轮 》主人公身上如果不能折射出整整一代人的风采，又怎么解释，那么多普通的同龄人每天晚间守在 电视机旁，为《年轮》中几位主人公的命运洒下温热的泪水？我们还是回到方法论的问题上。抽象 地争论怎样对待苦难，必然难解难分，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好一些。只要举出实例，问题并不怎 么复杂。有人爱举歌德和托尔斯泰的例子，说明即使想当作家，也未必非有苦难经历不可。其实， 稍微翻翻文学史就知道，歌德失恋到几欲自杀地步，然后才有《少年维持的烦恼》；托尔斯泰滚过 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枪林弹雨，然后才有《战争与和平》。“老三届”人中有没有“苦难崇拜”？ 大千世界，无论什么事，可以肯定说有，不敢轻易说无。从托尔斯泰主义就能读出一些“苦难崇拜 ”味道，很难说“老三届”人中没有这种倾向。问题在于能否举出恰当的实例。不可捕风捉影，更 不应先给人家涂个白鼻子然后加以嘲弄。“跟着感觉走”的认知方法，在一定的条件下未尝不可， 但把它绝对化，就难免陷入误区。把不符合自己感觉的东西一律斥之为“伪”，则恐怕要失之偏狭 。其实，从一百个不同角度看“老三届”人，都不一定全面，还是多些理解和宽容为好。我国学界 自１９９３年迄今，始终在讨论“人文精神”失落与否的问题。有些人一度也是“跟着感觉走”， 如同盲人摸象，你摸到大腿就说大象是“柱子”，他摸到肚皮则说大象是堵“墙”。后来涉及方法 论问题，也有人谈起该不该宽容——一或许意识到很多议论其实有互补性。我们熬过苦难岁月的人，观点有时不知不觉便带上几分“阴气’”——一笔者常这样自责、自省。２１世纪的曙光在前，应该排一掸历史留在自己心态上的尘埃了。应该建立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以清新的面貌跨入２１世纪。王江世界知识出版社图编部副主任关于“老三届”人研究的方法论@王江$世界知识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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