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西学东渐与传教士陈月清在１６世纪８０年代至１９世纪９０年代的３００年间，中国有过两次 西学输入的运动。第一次是明末清初传教士的东来带进了西学；第二次是１９世纪６０年代至９０ 年代洋务运动时期西方科技的引进。本文仅就明末西学东渐与传教士的问题略述管见。一、耶稣会 士是明末西学东渐的媒介明朝末年的万历、天启和崇祯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４４年），欧洲的一 批耶稣会士到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科技文化，为中国的科学文化苏醒和发展， 注入了积极的因素。耶稣会士向中国传入的西方文化，范围很广，科学技术内容占大部分，如天文 、历算、火器、铸造技术、机械、原理、水利、建筑、地图测绘等。而其中天文和数学又是明末传 入的西洋科学的中心。当时，利玛窦和李之藻合译了《乾坤体义》一书，叙述了亚里士多德——托 勒密体系。徐光启聘请李之藻、西方传教士龙华民、邓玉函，后又有汤若望、罗雅谷等参加了译书 改历工作，从１６２９年开始，历时５年完成了《崇祯历法》。影响最大的数学著作是利玛窦口译 、徐光启笔录的《几何原本》（六卷）和利氏与李之藻合译的《同文算指》。其他有汤若望与焦 合著《则克录》（又名《火攻挈要》），对火炮的铸造及施放记述甚详。此外，还有熊三拔的《泰 西水法》、利玛窦带来的《万国舆图》、庞迪我翻译的《外国地理志》、汤若望的《远镜说》、邓 玉函著的《远西奇器图说》等。除自然科学外，汉译基督教经典由利玛窦入华后传入。西洋古哲学 、西洋音乐和绘画，以及西洋的建筑风格也输入到了中国。１６２０年金尼阁从西欧募集了欧洲当 时大学内文、理、医、法、教、道等六个科系主要的教学用书，共计７０００多部运到中国，这些 近代科学的精髓给中国带来了从来没有见过的科学知识。在西方先进科学传入中国的同时，耶稣会 士也把中国古老的科学文化带到了欧洲。利玛窦是欧洲汉学的开山鼻祖。《利玛窦日记》广泛地介 绍了中国，向欧洲人“揭示了一个新世界和一个新民族”。他们向欧洲提供了中国方面的信息，刺 激了欧洲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开展。为什么１６世纪基督教会再次传入中国？而耶稣会士又成为明 末西学东渐和中西文化交流的主要媒介呢？这是我们首先要探讨的问题。明末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 传入是伴随着海上贸易和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而发其端，是在比较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１６ 世纪是欧洲基督教大分裂时期。耶稣会是当时宗教改革运动中在天主教内部出现的一个反宗教改革 的重要教派。它的宗旨是重振罗马天主教会。为了弥补在与新教派较量中失去的地盘，天主教除了 同新教对抗外，决心向海外发展。而西欧的资本主义萌芽和通往美洲、亚洲“新航路”的开辟，为 天主教的对外传播与扩展教区提供了条件。于是在明朝末年随着西欧老牌殖民国家葡萄牙势力的东 来，天主教在中国又逐渐得到重新传教的机会。基督教（景教）在唐代的传入中国是其第一次在华 的传播；在元代，景教和天主教的相继传入、并在北京为主要基地的传播是属于基督教的第二次传 教。而明末以传教士利玛窦等人为代表的天主教会在华的活动，则为基督教的第三次传入了。其中 势力和影响最大、收效最显著的是耶稣会。西班牙贵族伊格那提·德·罗耀拉是耶稣会的创立者。 此会的活动，实际上从１５３４年已经开始。但耶稣会是１５４０年才被教皇保罗三世正式批准。 它是中世纪神权和教权的支柱。明末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展开的第三次传教活动，不是一帆风顺的， 他们曾经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一再改变传教政策，最后终于依靠穿汉服、习汉文、说汉语及知识传 教的方法，叩开了中国大门，扩展传教活动。第一位到东方传教的耶稣会创办人之一方济各·沙勿 略，以教皇宗座钦使的名义前往东方传教。在１５５１年和１５５２年两次到达广东珠江口外的上 川岛，但未能进入中国内地传教。葡萄牙窃据澳门后，耶稣会士随之而来，于１５６２年开始在澳 门建立教堂，①从事最初的在华传教活动。但他们执行的是当时通行的传教政策，即凡是领洗入教 的中国人，在国籍上都要改为葡萄牙或西班牙人，在姓名、服装、风俗上也都要按照葡、西两国的 习惯加以改变。②他们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努力都失败了。以后贝勒兹、柏莱斯、利培拉、拉达、 马林等人都试图进入中国，全未成功。１５７９年耶稣会的远东教务视察员范礼安决定以新的传教 政策打开中国紧闭的大门。为了“把天国的福音传播到中国”，他提出信教的中国人仍保留中国人 的样子，而且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也都要“中国化”。这就为以后利玛窦等人改变传教政策，奠定了 理论基础。１５８２年８月７日，著名的意大利人传教士利玛窦，奉耶稣会远东巡视员之命抵达澳 门，在那里研习汉语。他的愿望是：“做耶稣的勇兵，替上阵作战，来征讨这崇拜偶像的中国”。 ③翌年１０月，他与耶稣会士罗明坚等到达明代广东首府肇庆。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就是由利玛窦 开始的。来华的其他耶稣会士还有艾儒略、邓玉函、熊三拔、汤若望等。他们以新奇的西学来吸引 中国的士大夫，使他们产生兴趣；又以译书、修历来打动中国政府，使之感到需要。就这样，传教 士得以进入中国内地和深入宫廷中，从而使基督教第三次得以实现在中国的传播。西方传教士来华 所遵循的是一条特殊的相当明智的知识传教路线，即：“在政治上拥护贵族；在学术上要高水平； 在生活上要灵活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④耶稣会士采用了以下作法：（１）学习汉语、研读儒家 经典；在服饰起居、饮食礼仪上尽量中国化；还对中国人并不符合天主教义的祭祀祖先、尊奉孔子 的传统思想和习惯予以尊重。（２）结交名士，跻身儒林，取得士大夫之信任，以作进身之阶。如 利玛窦与当时名儒李心斋、李卓吾、叶向高、瞿太素等都有往来；利氏还与一些公卿显宦结成知交 。两广总督郭应聘、礼部尚书徐光启、顺天府尹王应麟、太仆寺少卿李之藻、苏州知府赵心堂都是 他的朋友。（３）介绍西方科学，引进西洋奇器。（４）翻译科学书籍，著书立说，以扩大影响。 （５）特别是争取当朝皇帝的支持，以取得耶稣会在华活动的合法地位。耶稣会士采用这种对华的 传教政策，是当时历史环境和各种力量对比条件决定的。１６世纪的明王朝在当时世界舞台上，仍 是东方经济实力比较强大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大国，决不是１９世纪中叶以后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所处 的地位。因此殖民者还不敢等闲视之。就欧洲总的实力来看，欧洲的资产阶级还未经过资产阶级革 命和掌握政权，根本谈不上对中国进行资本主义的武装侵略，还无力征服东方的“强大帝国”。从 西班、牙葡萄牙两国来分析，也不可能形成对中国独立生存的威胁。１６世纪后半叶，西班牙已开 始衰落，特别是国王腓力二世（１５５６—１５９８年）时，由于推行封建落后的对内外政策，使 国势如江河日下。古老的殖民主义的葡萄牙，既要与西班牙在拉丁美洲竞争，又要到亚洲与荷兰争 夺，对中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耶稣会士们经过观察，认识到在华传教决不是强大的舰队、声势浩 大的军队所能奏效的，而且西方当时也无此实力。面对紧闭的中国大门和尚称强大的封建王权，耶 稣会士只能从门缝中挤身进来，采取不违背中国法律、尊重民族习俗，小心翼翼地行动，借助于传 播西方科学的方法来传教，并使其活动局限在传教范围之内。从而作为换取他们在中国居住的权利 和自由传教的筹码。他们以实际行动来消除中国人的疑虑并赢得好感，使自己在中国站稳脚跟。以 上是耶稣会士逐渐转向对中国采用知识传教政策的历史背景和主要原因。第三次基督教传入中国推 行以“知识传教”的路线，采取“以学术为媒介”的方式，不仅因为是必要，而且有其可能性。从 耶稣会士的情况看，可谓是人才济济，实力雄厚。他们本身都是学有专长者。利玛窦、艾儒略、汤 若望等耶稣会士，都在欧洲受过近代科学启蒙与文艺复兴浪潮的冲击。利玛窦１５７２年曾就学于 罗马学院、熟谙西方科学知识，如天文学、应用数学、几何、地理以及音乐、透视学等。邓玉函曾 是灵采研究院的第七名院士，他既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和医学，又精通德、法、英、葡以及拉丁 、希腊、希伯来语等文字。来华后，他还一直同伽利略保持着联系，希望伽利略以推测日月蚀之新 方法告之吾人。艾儒略“除精通天文物理算术化学外，复精研形而上学”⑤徐光启对这些传教士的 评价是：“其学甚博，其识甚精。”⑥他们有能力担负起传播西学的任务，力图通过这一方法来完 成他们的宗教使命。从中国的最高统治者和士大夫对传教士的“知识传教”方针看，也是能接纳甚 至是欢迎的。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因使用时 间太久，误差加大，所以当时官方对于修改历法很有兴趣。明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甚为尖锐，为 了维护其统治，明朝统治者迫切需要西洋的新式火器。所以明政府抱着取长补短的宗旨，利用西方 来华人才，吸收科技知识；同时适当容许传教，进行正常的教务活动。在中国上层知识分子中，有 一批有识之士，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出于爱国热忱，极想通过传教士这一传媒，从西方科技那里 找到一条富国强兵之路。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基本是欢迎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都受洗入 天主教，被称为明代天主教在华的三大支柱。三人同时又是饱读儒家经典的进士，任职于朝廷。他 们在文化本位和文化输入之间的最初冲突中找到了支点，看到了其背后的利益。正如利玛窦所描述 的：明代的一部分文人，对任何一种外来的事物和技术是以“一旦发现外国的质量更好，就喜欢外 来的东西有甚于自己的东西，看来好像他们的骄傲是出于他们不知道有更好的东西，以及他们发现 自己优胜于他们周围的野蛮国家这一事实”。⑦实际上是以包容和俯视的心态来看待外来的东西的 。总之，以“知识传教”路线为特征的第三次基督教的传入中国，决定了明末的传教士成为当时西学东渐的传媒。二、对耶稣会士的评价明末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扮演着什么角色？对他们传入的科学技术应就何评价？这在史学界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我的意见是：（一）传教士来华的目的对于明末耶稣会士来华的目的，有各种说法：有人主张“利玛窦等是西欧资产阶级殖民舰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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