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

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本质曹学成学习《邓小平文选》１—３卷，体会邓小平思想的内在底 蕴，其思维最强音是两个字：求实。求实是创新的基础，求实是发展的源泉。求实、创新、发展是 邓小平思想的本质与生命力所在。实践为理论奠定了丰厚的沃土，理论又为实践不断拓展着舞台。 在这十多年里，我们找到了理论与实践的最佳结合点。邓小平思想的理论价值体现在这里，其实践 效应也只能在这里寻找。一种理论的产生能否引起强烈的反响，带来巨大的社会效应，能否经受住 历史的考验，具有旺盛的生命力，最根本的在于它能否反映客观规律，能否与社会历史的发展脉搏 相吻合，换句话说，它能否反映客观实际，能否具有包容量，能否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自我更新。建 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同样需要在实践天平上衡量，验证自己的科学性、生命力。在人类历 史上从没有任何一种政治理论象马克思主义那样产生如此巨大的实践效应。这种实践效应第一位的 功力来自这一理论的现实性。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己的话说，这一理论是用以指导“武器的批 判”为已任的“批判的武器”，是行动的指南而不是教条。毛泽东用“实事求是”这四个字精辟地 概括了这一理论的本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产生和发展都在于它得到了这一思想本 质的真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体现了在思想路线上的求实。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 主义理论产生与发展的历史上，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具有奠基的和准备的地位，其功绩是不 容抹杀的。单纯就这一思想本身而言，它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性原理，是马克思 主义ＡＢＣ，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却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当时，普遍流行的是书本标准、决议 标准、语录标准，有的人甚至利用人们长期形成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心理搞“凡是主义”。十一 届三中全会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我党在思想路线上恢复了实践第一、实事求是的 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的恢复，不仅为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拨乱反正、平 反冤假错案提供了正确指导，而且为改革开放奠定了思想基础，为在实践中发展马克思主义敞开了 大门。邓小平同志反复阐明，社会主义没有现成答案，没有固定模式，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既不能从 书本中去寻找，也不能从别国经验中去寻找，唯一的办法是靠群众、靠实践。因此，要“摸着石头 过河”，大胆探索，大胆实验，敢闯，敢干，放大胆子，杀出一条“血”路，错了不要紧，改过来 就是了，怕的是不敢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体现了在认识中国国情上的求实。建国以来我党 所走过的弯路，在很大程度上是夸大了生产关系变革的力量和上层建筑反作用的力量，错误地理解 了社会主义的阶段论和曲折论造成的，“大跃进”、“一天等于２０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等都是如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逐步指出，从五十年代中期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 改造基本完成，到二十一世纪中叶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完成，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都属于社会 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 力之间的矛盾。从这个客观实际出发，搞建设和改革，不能要求过高，求之过急，急于求成，做超 越阶段的事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了出发点和客观依据。这 种对国情的冷静分析为制订正确的发展战略与政策措施提供了条件，它印证了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 业仅有浪漫主义气质是不够的，必须采取务实主义态度。─—以生产力为本原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 问题上的求实。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清 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既是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对社会主义本质的新概括，又体现 了邓小平同志高度的理论勇气。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设计的社会主义是在生产力高度发展的资本主 义国家实现的，因而，在描述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时，他们更多地注重了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 配等，把发展生产力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它解除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目 中的姓“社”姓“资”的迷雾。在“主义”先行的年代，思考问题的出发点是贴的哪家的标签，而 不是其实际效果，只要不符合“原则”上、臆想中、“本本”里的“社”的标准就被打入“资”的 冷宫，结果必然在行动上畏首畏尾，裹足不前。邓小平以中国人特有的幽默提出著名的“猫论”： “不管白猫黑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从争论猫的颜色到看猫能否抓住老鼠，完成了一次历史 性飞跃。它引导人们在关系社会主义本质的大是大非问题上由关注空洞的原则到关注看得见、摸得 着、实打实的事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体现了在工作着重点上的求实。建国以后，我党工作上 最大的失误在于过分强调政治的统帅作用，以政治运动冲淡经济建设，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最 终降低经济的决定作用，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宁要社会主义的穷，不要 资本主义的富”的公式，使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并造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强调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党在付出高昂学费后找到的法宝，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具体贯彻与实 施。它要求人们把一切工作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放在经济建设上，并以此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 。正如邓小平所严正指出的那样：“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 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１５页）。当然，在强 调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并不削弱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两手硬 ”思想。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类丑恶现象，维护社会稳定，体现了邓 小平同志建设与发展战略策略上的务实精神，它既来源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准确把握，又来源于对 中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冷静分析，是一种既积极又稳妥的思维方式与对策选择。─ ─“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体现了在社会发展目的上的求实。邓小平同志在对深圳、珠海等地的南巡 谈话中指出：姓“资”还是姓“社”，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 ，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三个有利于”既 体现了生产力本原的思想，又把社会生产力提高，经济增长的结果置于现实之中，突出强调国力的 增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生产与消费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注重人民生活 水平提高，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条件的要求与目的。这一标准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同人民利益紧密连接起来，体现了这一理论的高度的人民性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这一理论能够赢 得人民拥护的内在要素。──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体现了在发展方式与 道路上的求实。邓小平同志在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时，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 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他的理论贡献不在于注重共同富裕本身，而在于寻求共同富裕的途径。 在这一理论看来，共同富裕不等于同步富裕，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先发展起来的带动后发展起来的，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平均主义、大锅饭已使中国人民吃尽了苦 头，也不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是对人的聪明才智的剥夺，对有利的资源条件的扼杀。因而，让 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思路是对人性和自然规律的最大尊重，它必将带来巨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在 确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时，在８０年代初党中央就提出分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的目标，第一步 到九十年代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解决人民温饱问题，这一步已经实现；第二步到本世纪末，国民 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实现小康；第三步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 的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这一发展目标既体现了经济高速发展的要求，又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 ，第一步战略目标的如期实现证明了这一目标的求实精神。─—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体现 了在思想方法上的求实。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有过多次“左”的和有的错误干扰着党的正确路 线的贯彻执行，但总的来说特别是建国以后危害最深、恶果最大的是“左”的错误。但是，长期以 来，在指导思想上却只强调反右，不注意反“左”，认为右是立场问题，”左”只是方法问题，左 比右好。邓小平同志严正指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同样可以断送社会主义。 这一思想一方面来自对我党和我国历史的客观总结，另一方面来自对“左”的根源的准确揭示。我 党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扩大化、文化大革命等错误都是“左”倾主义带来的恶果，从思想认识上讲， “左”和右都是对客观规律的歪曲的反映，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应当有“左”反“左”，有右 反右，由于中国特定的状况，“左”的错误往往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而且往往难以从根本上扼 制，因而，反“左”的任务更加迫切和艰巨。邓小平关于反倾向的精辟论述体现了我党对“左”的 错误危害、产生根源的深刻剖析，反映了我党思想方法上的客观与成熟。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本质@曹学成边缘，并造成“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性后果。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我党 在付出高昂学费后找到的法宝，是对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具体贯彻与实施。它要求人们把一切工作 的立足点和着眼点都放在经济建设上，并以此作为检验工作的根本标准。正如邓小平所严正指出的 那样：“社会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 再吹牛也没有用”（《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２１５页）。当然，在强调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并不 削弱精神文明和法制建设，这就是邓小平同志的“两手抓”、“两手硬”思想。在经济建设的同时坚决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类丑恶现象，维护社会稳定，体现了邓小平同志建设与发展战略策略上的务实精神，它既来源于对历史经验教训的准确把握，又来源于对中国地大人多、情况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冷静分析，是一种既积极又稳妥的思维方式与对策选择。──“三个有利于”的标准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