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古代文学意识──儒佛道──以《红搂梦》和《源氏物语》比较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 所叶渭渠中日两国古代文学从口诵文学发展到文字文学的过程中，产生文学意识，尔后受到儒佛道 文学思想的渗透。但由于两国的风土、政治经济条件、宗教文化形态各异，尤其是各自以自己的本 上文化思想作为根基加以汲取和消化，其影响必然带来不同的结果。据《古事记》、《日本书纪》 载，儒家的《论语》、《千字文》早在应神天皇年代（约３世纪）传入日本，佛教则于公元５５２ 年传入，至７世纪最为活跃，它们对于日本古代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无疑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 ，日本吸收和融合儒佛道文化是以其本土文化思想，即以原始神道精神作为根基的。也就是说，日 本古代文学意识以神道思想为根底，既受到儒佛道文学思想的渗透，也作为对儒佛道的反拨而创造 性地发展。至平安时代，日本文化达到成熟，更具日本民族的文化特质。日本文学也吸收儒佛道文 化，经过消化、融合而走向日本化。这是在什么文化背景和文学思想的前提条件下完成的呢？（一 ）日本文化从“汉风”到“和风”的转化。在此之前，在“汉风运动”长期的全面的影响下，汉诗 文几乎占据当时日本文坛的空间中心位置。这时期，从这种极端的倾向中出现对“汉学”的反拨， 掀起了“和魂汉才”为核心的“国风”思潮，呼唤日本文学回归古典。营原道真呼吁“非和魂汉才 不能阙其奥矣”。这正是和魂的自觉时期。（二）与此同时，日本文字实现了日本化。日本从５～ ６世纪就引进汉字，用纯粹汉字或异体汉字来传达日本国语。但这样做存在很多困难，尤其是文学 作品，存在文字与语言不谐调的矛盾。至９世纪创造假名，逐渐将汉字日本化，大大地增加文学上 的日语表现手段，更有利于充分表达日本人的民族思想感情和民族美的创造。比如《源氏物语》的 和文率就占８７．１％，汉文只占８．８％，混合体占４．０％（据宫岛达夫编《古典对照语表》 统计）。（三）追求日语表现的结果，促进和歌的发达，一改汉诗以言志为本的思想机能，树立了 以心为本的歌论。从１０世纪纪贯之提出“夫和歌者，以人心为种”开始，至这时期藤原公任提出 “有心论”，主张歌的表现的源泉就是心，只有具备心深的条件才能创造出秀歌来。“有心论”便 成为物哀的依托，也扩大了佛教心性思想的机制。（四）从歌论的心性问题的提出，开始强调“托 其根于心”，到物语文学描写心理之发达，培育由动而生的“哀”的文学理念的更大成长，为开展 独自的文学和文学思潮作了充分的准备，便诞生以物哀为审美主调的《源氏物语》，宣告日本文学 完全摆脱汉文学模式。它不仅拥有自己的规模，而且确立了以物哀作为自己民族的审美主体。《源 氏物语》就是依照本国传统文学思想和审美的价值取向，吸收儒佛道文学思想而达到交融的最好的 典范。作者紫式部总结说：“凡人总须以学问为本，再具备和魂而见用于世，便是强者。”（《源 氏物语》少女卷）这说明紫式部的重视学问（当时所谓学问主要是汉文学和儒佛学）以及在文学上 对和魂的自觉。《红楼梦》的形成历程则是以本国文化传统儒学与外来的佛教文化交融的结果。这 是《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文学思想的一个共同的重要现象，也是直接构成这两部名著的美学 思想的基本特征。因此在这两部作品中的儒佛道的异同及其关系中，也可以发现其各自的文学思想 和民族审美观念的差异性。《源氏物语》被称为日本的《红楼梦》。实际上，《源氏物语》是世界 上最早的一部长篇巨著，它诞生于１１世纪初，即日本平安王朝中期，是藤原氏掌政的贵族社会的 全盛时期。表面上看当时一派太平盛世，实际上宫廷和上层贵族充满着极其复杂而尖锐的矛盾。同 时中下层贵族势力迅速抬头，庄园百姓群起反抗，整个奴隶制社会危机四伏。《红楼梦》问世于１ ８世纪中后期，即清王朝中期所谓乾隆盛世时，但统治阶级内部，即皇室与某些贵族官僚之间，贵 族官僚的各集团与派系之间的政争也是非常激烈的。另一方面，农民和下层市民反抗封建压迫和专 制统治的斗争风起云涌，促使封建阶级开始走向衰亡。《源氏物语》的诞生比《红楼梦》早７个多 世纪，我们进行两者的比较，既要寻求其异中的同，也要注意其同中的异，而且后者更重要。因为 只有这样才能比较出各自鲜明的民族特性。两书之所以存在可比性，第一，如上述时代背景有类似 之处，即整个王朝——无论是平安时代藤原盛世，还是清时代乾隆盛世——都存在不可克服的内在 矛盾，已经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作者们根据各自丰富的生活体验，敏锐地捕捉到这一社会发展 的趋向，从而比较深刻地反映了各自时代的基本特征。同时他们又从不同视角艺术地表现了奴隶制 贵族社会或封建制贵族社会妇女在受情和生活上的相同的悲惨命运。它们堪称为各自王朝的历史画 卷，世界古代文学的双壁。第二，它们都受到儒佛道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在汲取儒佛道文学思想时 又根植于各自民族的文化土壤上，形成自己民族的文学价值判断和审美价值取向的基准。也就是说 ，它们有相同的一面，更重要的是存在相异的一面。本文将超越儒佛道教义的影响范畴，重点探讨 在文学观念上和实践上，比如文学观念的形态、主观意识的创造和文学形象的塑造等的异同问题。 儒学思想对《源氏物语》和《红楼梦》的影响，首先表现于文学观念在重“真实”的异同上。《红 楼梦》重实际、重言志，它追求的真实是超越平凡生活的、更高远的精神境界。它的主题思想贯穿 了反封建主义的初步的民主主义思想，即通过贾宝玉和林黛玉两人追求爱情和婚姻的自由这条主线 ，来反映男女主人公反抗旧礼教的性格，挖掘他们作为叛逆者失败的社会和文化的原因。同时也通 过贾宝玉的鄙视功名利禄和富贵荣华，不遵守贾府的礼法作为衬托。很明显，曹雪芹在书中塑造的 这两个人物具有反叛儒教伦理道德的性格，对人生抱着一种积极的态度。也就是说，曹雪芹主张的 是非善恶是以尊儒或反儒的伦理道德作为标准的。他无疑是站在反儒的立场上的。但是，他反对了 儒教伦理道德的教义，却摆脱不了儒教文化观念的影响，比如他笔下的贾宝玉就顺随了千百年来的 社会风习形成的惰性和惯力，对于儒教的态度是不坚定的，他不为孝悌之义或中举当官而读儒书， 但对它们也从不冒犯。他同情苦难的妇女，但当王夫人反对时，他又屈从儒家的孝道。他反对科举 ，但不反儒，甚至用儒学去反对科举。更有甚者，他有尊主思想，认为“文死谏”、“武死谏”之 臣都是“沽名钓誉”，“并不知君臣大义”，而且说：“朝廷是受命于天，若非圣人，那天也断断 不把这万几重任交代。”这也就是承认儒家忠孝仁义之理等等。他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具有双重性 ，所以他的叛逆性格也是很复杂的。黛玉更是不止一次地说过：“圣人说，‘诲人不倦，”。她是 崇敬圣人之言的，这说明曹雪芹对儒家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又抱有遵从的思想感情。总之，儒学 对《红楼梦》文学观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言志上，突出了作品反叛封建主义的主题思想。换句话 说，它强调文学的外部联系，文学与现实的联系。这一切都说明《红楼梦》里的儒学观念既对立又 统一，相反相成，形成其思想的双重结构。《源氏物语》的重真实、重主情，根植于固有神道的“ 真实”，是一种平凡生活的自然和朴素的真实，它没有也不要求达到高远的精神境界，这是日本本 土文化淡薄伦理的思想对儒教思想改造的结果。所以《源氏物语》中源氏并不具《红楼梦》中贾宝 玉那种叛逆性格，甚至可以说，源氏完全不具任何思想性格，纯粹是追求感情上的真实。所以紫式 部没有以伦理道德的善恶来审视，有时她虽然也写了源氏对不伦的罪咎进行良心的苛责，但这种苛 责的伦理意义是很宽容的，她主要是以“知物哀”来作为判断善与恶的基准。概而言之，《红楼梦 》观察现实时，是对其进行道德判断，并以此区别善恶的。《源氏物语》则不是以伦理道德作判断 ，即并没有将伦理道德作为教化，儒学的观念在书中很少反映。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如果说《红楼 梦》主要从伦理出发，强调善美统一、以善为主的审美基准，那么《源氏物语》则从主情性出发， 强调丑美调和，以真为主的审美基准。这是符合两者各自民族的审美心理要求的。然而，在两位作 者的笔下，贾宝玉和源氏都是一个“好色”胜于重德的人。曹雪芹的目的在于塑造一个具有叛逆封 建道德性格的人，而紫式部则遵循民族的“好色”审美传统，塑造一个“知物哀”的中性人物。与 此相关，两位作者都写了妇女遭遇问题，并从中揭示了各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表达了对妇女苦难 命运的同情态度。《红楼梦》和《源氏物语》都是通过妇女问题反映各自王朝历史命运的必然，其 艺术表现手法也是近似的。比如，它们都没有正面直接描述当时的“朝政”，主要突现男女情爱纠 葛，但却运用侧写手法，把政治矛盾和争斗的“真事”隐讳曲折地表现出来，含有深遥的意义。不 同的是，《红楼梦》是透过封建贵族叛逆者的抗争行为，而《源氏物语》则通过贵族生活的“烂熟 ”，隐喻贵族社会的衰亡是不可避免的，以此从内面揭示贵族社会的必然命运。所以说“《源氏物 语》也是藤原斜阳贵族的物语”（村田升《源氏物语的佛教美学》）。正如川端康成精辟地分析的 ：“《源氏物语》灭亡了藤原，灭亡了平家，灭亡了足利，灭亡了德川。听起来这句话相当粗暴， 但并非全无根据。倘使宫廷生活像《源氏物语》那样烂熟，那么衰亡是不可避免的。‘烂熟，这个 词，就包含着走向衰亡的征兆，《源氏物语》极端烂熟，倾向于衰颓。从某种意义上说，一种文化 发展到登峰造极，就势必从颠峰跌落下来。不，不止地上登，似乎是继续上登，其实已经开始走下 坡路，事态就在这种危险的时候发生的。综观古今东西方，几乎所有艺术的最高名作，都是在这种 危险时期出现的。这是艺术的宿命，也是文化的宿命。”（《日本文学之美》）《源氏物语》是这样，《红楼梦》不也是如此吗！日本源学家佐成谦太郎指出：“《源氏物语》不单是描写一二个人物的心理，它是描写社会世相，而且历史地分析了属于那个社会政治中的阶级，因此内容涉及多方面，且十分复杂。”“它的故事是以政权争夺史作为背景，以源氏的恋爱生活作为焦点而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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