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使工作的甘辛谢君桢１９５６年至１９６９年，我在外交邻信使队任外交信使。在１３年信使生涯 中，我因公出差到过欧、亚、非和拉美的５０多个国家。回忆往事，历历在目，很有意义。现忆述 如下：“外交信差”改为“外交信使”１９５６年７月，我自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 开城联络处奉调回国，到外交部信使队任信使。我到队里报到后，队长肖青同志会见我们，对我们 表示热烈欢迎并扼要介绍信使工作是光荣而艰苦的任务。肖队长说，队里许多老同志都是解放前参 加地下党，经过考验的老同志。因外交形势发展和外交工作的需要，周总理指示：选派一些有工作 经历的青年干部任信使。我们是首批青年干部调入信使队，这是党组织对我们的信任。据说，当初 部里建立信使科时，上呈报告上写的是“外交信差”（ＤＩＰＬＯＭＡＴＩＣＣＯＵＲＩＥＲ）。 总理批阅文件时将“差”字圈掉，改为“使”字。一字之差，意义就很不同，表明周总理对信使工 作的重视，对信使的关怀。外交干部应是文装解放军周总理多次教导我们，外交干部应是文装的解 放军。作为外交信使，更应当具备严格的组织纪律性，兢兢业业的工作责任心和对信使事业的献身 精神。队领导组织一些老同志向我们新同志介绍信使工作的复杂性及专业性，讲解国际法、信使的 外交豁免权和外交邮件不可侵犯性，并教育我们如何保卫国家文件的安全等等。队里订有严格的规 章制度，如两人同行，在出差中要提高警惕、轮流值班。执行任务时不准饮酒。收交文件要细心， 不能粗心大意。携带证件如护照等要齐全。去各国签证要查清有效日期等等。当我在队里经过两个 多月业务训练后，就跟随一位老同志出差朝鲜。出差前，我到财务科领取信使服装费约１０００多 元人民币。我有生以来从没有领到过这么多钱。一位老信使陪我到王府井徐顺昌西服店，订制了五 套西服，一件呢大衣和一件夹大衣，购置了内衣裤、衬衫、毛衣裤和皮鞋等日用品。首次出差朝鲜 我们是乘坐火车。当列车驶过朝鲜境内新安州车站时，我从车窗眺望，看到我当年曾居住过的志愿 军新安州口岸办事处一排小木房，倍感亲切。现在又旧地重来，所不同的是当年我是着军装的志愿 军英文翻译，而今天我是西装革履的外交信使。首次出差苏联１９５６年冬，我首次出差苏联，我 们在北京西郊机场乘坐中国民航的苏制伊尔１４型小飞机。该机装备有两个螺旋浆引擎，机舱内乘 坐４０名旅客。飞机发动起飞后，舱内声音很大。女服务员向旅客送茶水，在狭窄的通道内来回走 动，她们小心翼翼地托着茶盘，生怕因飞机颠簸而把茶水倒在旅客身上。飞行高度不断上升，舱内 温度随之下降（因这类飞机没有保温层）。飞机在蒙古首都乌兰巴托停留，加油后继续起飞。下午 抵达苏联远东大城市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的冬天很冷，有时竟达摄氏零下４０度。老信使告诫我 ，冬天在西伯利亚不能在户外停留太久。听说有一次一位中国信使冬天在伊尔库茨克换乘飞机，因 需要看管大批外交邮袋，在户外站了一刻多钟，鼻子都冻红了。一位苏联老大娘忙过来抓起一把雪 ，搓信使的鼻子，信使不知所措，后来他才弄明白他的鼻子冻红了，如不及时用雪搓，使鼻子恢复 血液循环，会被冻掉的。我们一下飞机，就感到寒风刺骨，鼻子呼吸不畅。手提外交邮袋以小跑步 的速度进入候机大楼，办理护照入境和海关手续。在机场餐厅我们进餐，这是我第一次吃俄式大菜 。第一道菜是“波尔许”即俄罗斯红菜汤，用蕃茄汁、土豆和牛肉煮成。饭桌上还放有一盘白面包 和一盘黑面包，黑面包由荞麦面制作，尽管外表不好看，营养价值高。还有一杯酸牛奶。我们进餐 完毕，稍事休息，就换乘苏联民航班机继续旅行，飞机仍是伊尔１４型。我们的飞机飞越白雪皑皑 的西伯利亚大地，途经四座城市：克拉斯纳雅斯克、新西伯利亚、奥姆斯克和喀山。最后抵达苏联 首都莫斯科的伏努柯夫机场。我们自北京出发，在旅途上走了三天两夜。我们马不停蹄的飞行，每 到一站稍作停留，飞机需加油和检修，旅客在地面机场进餐、休息。三天两夜的飞行生活无法睡觉 ，使人感到特别疲劳。幸亏我不晕机，下飞机后也能吃东西，才有精力看管外交邮袋、坚持到底。 同行的老信使鼓励我说：“小谢，你行！能坚持这趟旅行，当信使就合格了！”回到我驻苏联使馆 ，交完文件，我们就回宿舍休息。当时驻苏联使馆座落在市区克鲁泡特金大街，是一幢三层楼的沿 街楼房。我们的宿舍在使馆的地下室，居住条件不好，厕所和洗涤间是公用的。在莫斯科我们见到 了跑东欧线的另两位信使，战友们在国外相见，倍感亲切，有说有笑，使我忘掉了旅途的辛劳。由 于当时美国对我实行封锁禁运政策，同我国建交的国家不多，我们出国的空中通道，往北去欧洲经 莫斯科出国，往南经缅甸仰光去东南亚。当然我们可从香港出国，但１９５４年发生克什米尔公主 号飞机爆炸事件后，信使很少经香港出国。在以后两年中我们均乘伊尔１４小飞机取道莫斯科，去 东欧和西北欧。一直到１９５８年苏联民航采用图１０４大型喷气客机后，去莫斯科的飞行时间缩 短为９小时，大大减轻了我们旅途的劳累，与以前乘坐小飞机相比，真是天壤之别。被困阿尔及尔 １９６５年６月中旬，我出差北非到达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６月１９日晚阿政府国防部长 布迈丁发动军事政变，将阿总统本·贝拉逮捕入狱。那天晚上坦克隆隆之声从街上传来，我们从使 馆窗口眺望，街上静悄悄，商店大门紧闭。只有坦克和荷枪实弹的士兵在站岗，全市进入戒严。政 变发生在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将于６月２９日召开之前。曾涛大使和使馆同志们正忙于为第二次亚 非会议作准备。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率领的中国代表团已经到达埃及，准备前往阿尔及尔。阿政 变当局关闭阿尔及尔机场，全国实施宵禁，我们无法继续旅行去摩洛哥，被困阿尔及尔。布迈丁发 动政变后次日宣布第二次亚非首脑会议仍按期召开，并宣称６月２４日先召开亚非外长会议。为了 解阿政局，不久陈毅副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一部分团员和顾问，有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方毅和陈 慕华等来阿尔及尔。陈毅副总理和阿外长布特勿里卡进行会谈，摸清情况、观察形势，看看第二次 亚非会议有无可能召开。周总理及其他团员仍留在埃及。我国政府认为阿政变属阿内政我不应干预 ，希望第二次亚非会议能召开，但不少亚非国家首脑对阿军事政变推翻本·贝拉很反感，不愿去阿 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后来巴基斯坦外长布托想出了一个好点子，他建议让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 由伦敦飞开罗去会见埃及总统纳赛尔和中国总理周恩来，同时也请正在法国访问的印尼总统苏加诺 也去开罗，由四个亚非大国的首脑就阿当前形势及亚非会议进行商讨，最后共同建议第二次亚非会 议延期。当时一些已抵达阿的亚非国家外长也开会作出决定亚非首脑会议延期召开。这样较圆满地 解决了这个难题，也维护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周总理一行自开罗回国，陈毅副总理率部分团员乘专 机回国。我们也搭乘专机回京，专机是苏制伊尔１８型四个螺旋浆飞机。专机自阿尔及尔直飞卡拉 奇，在机场停留几个小时，待到半夜才自卡拉奇起飞，因为清晨四、五点钟是飞越中巴边境喀喇昆 仑山口的最佳时间，天气睛朗、山顶少云、能见度清晰。清晨五时许，专机正飞越喀喇昆仑山口， 只见高耸的山峰险峻，满山白雪皑皑，飞机从两座披满白雪的峰峦之间穿越，甚是壮观、惊险。飞 机飞行高度９０００公尺，正是“脚踩昆仑而过”！专机到达新疆和阐机场是清晨七点多，我们下 机休息，机场四周是一片茫茫沙漠，空气特别清新、干净，稍事休息后专机直飞北京。去古巴── 最令人担心的旅行１９６０年９月我国和古巴建交后，信使去古巴出差是最令人担心的旅行，对此 我深有体会。我们下午从驻瑞士使馆伯尔尼乘汽车出发，二个多小时后抵苏黎世国际机场，乘荷兰 航空公司星座号飞机由苏黎世飞里斯本。到达里斯本机场已是夜晚，机长宣布飞机发生故障需修理 ，旅客进城过夜。当时我国和葡萄牙尚未建交，我们在机场移民局出示护照后被告知不准进城。同 机还有几个持匈牙利、波兰护照的东欧旅客也不准进城。荷航代表把我们安排在飞机上过夜，他说 飞机是荷兰浮动领土对你们安全有利。我们向他提出三点要求：第一，确保我们人身安全；第二， 每隔２小时和我们联系一次；第三，在停留期间为我们提供饮料、食品。他都表示同意。我们两人 在飞机上轮流休息，幸亏还有几个东欧旅客作陪。第二天早上荷航飞机从里斯本起飞，飞越大西洋 到达大洋彼岸的荷属圭亚那（即今日的苏里南）首都巴拉马里博，飞行９个多小时。巴市天气湿热 ，令人难受。在巴市机场换乘荷航小飞机飞荷属东印度群岛的一个小岛─—库拉索岛。库拉索是一 旅游岛，风景优美。但因为前不久中国信使路过该岛，在旅馆发生几个反卡斯特罗政府的古巴流亡 分子企图绑架我一名信使的事件，后由于信使竭力反抗，大声呼救，旅馆出面干预，才使信使免于 劫难。以后凡我信使路过时，都呆在旅馆内闭门不出，连吃饭也让服务员送到房内。我们两人在旅 馆过夜，轮流值班，毫不懈怠。次日晨由荷航代表陪我们乘汽车去机场，再乘小飞机飞牙买加首都 金斯敦，下一站即是哈瓦那。但这班飞机终点站是美国南部城市迈阿密，万一哈瓦那天气不好，飞 机就直飞迈阿密。所以我们在飞机上很注意哈瓦那天气情况，经常向航空小姐询问，心中老是提心 吊胆。总算一切顺利，飞机降落在古巴首都哈瓦那机场，我们如释重负。我们到达使馆已精疲力尽 ，已经４８小时未能好好休息。我们洗完澡，未吃早餐就上床休息，从早上一直睡到下午四点多才 醒来。厨师曾两次来叫我们去吃午饭，看到我们两人酣睡，不忍心叫醒我们。我们在哈瓦那休息几 天后，仍按原路线返回瑞士。在上海机场临时取消出差１９６７年春，我和老张出差东南亚。我们 在上海虹桥机场准备乘法国航空公司班机飞往柬埔寨首都金边。老张在北京飞上海的飞机上就和我说，他感到肚子不舒服。在上海机场老张感到肚子越来越痛，经机场检疫站医生检查确诊为盲肠炎。我和送行的上海市外办同志商量后决定取消出差，立即将老张送到华东医院急诊室。一位女大夫检查后确诊为急性盲肠炎应马上动手术。不到一小时老张躺在病床上由护士推出手术室，大夫把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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