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在位时间长达六十年之久,周甲内禅后又以太上皇名义“训政”三年多,其执政之久,在中国古 代是空前绝后的。被史家艳称的“康乾盛世”正是在他的统治下达到了顶峰。但乾隆中期以后,特 别是其统治的最后二十年,贪风大炽,有严刑峻法所不可遏止之势。在清代法律术语中,“侵”指 官吏侵盗国家钱粮,“贪”则指官吏收受、索要下属或部民财物。乾隆在谕旨中曾把侵、贪的涵义 作了明确的界定:“渔利于民者,贪也;蠢蚀于官者,侵也”。“如果与现代刑法加以比较,“侵 ”略同于贪污罪,而“贪”则略同于受贿罪。乾隆年间惩贪之严峻,为论者所公认,而后期贪风炽 烈,也是后世不加讳饰的。那么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侵贪现象表现了哪些特征呢?第一,馒贫 由个别犯罪向寞团化犯罪恶性发展。从乾隆四十六年至四十九年共查处了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大 案、乌鲁木齐等处官员冒销带银案、山东巡抚国泰贪纵营私案、查抄王直望货财私行抽换案和江西 巡抚郝硕勒派属员案五件集团性贪污贿赂大案。乾隆四十六年夏败露的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大案 为首者是原任甘肃布政使、升任浙江巡抚王直望,陕甘总督勒尔锦,以及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 甘肃通省官员,即自三十九年恢复捐监旧例至案发历任两司、道、府、州、县一百余员全部染指其 间;而这一骇人听闻奇贪大案的后台则是京中权要——大学士、首席军机大臣于敏中;至乾隆四十 七年秋审办结此案,总计陆续正法五十六员,免死发遣者四十六犯,其他判处徒、流,以及革职者 更不暇细说及,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省大计之典被迫停止产最令人不解的是,甘肃全省官员上下相蒙 、相沿作弊,六、七年间竟无一人挺身举发,最后要乾隆亲自揭开盖子。四十六年山东巡抚国泰贪 纵营私案自藩司于易简以下全省官员迫于国泰勒索多馈送金银或玉器古玩,以致乾隆帝“以人数众 多”而免其深究。“同年还有乌鲁木齐等处官员冒销铬银案,乌鲁木齐都统下辖镇西府的宜禾县、 奇台县,迪化直隶州的阜康、昌吉、玛纳斯县,自迪化州知州木和伦以下,各县知县、县丞等几乎 全部借部拨购粮价与当地谷价之差而冒销带银,作为这一贪污集团保护伞的是乌鲁木齐都统索诺穆 策凌,曾任奇台知县和宜禾知县瑚图里侵蚀银十余万两,馈送索诺穆策凌银五千五百两及贵重皮张 ,原迪化知州德平贪污采买粮价银一万余两,“送过索都统黑狐皮四张、黑骨种羊皮二百张、金如 意一柄重四十两、金手闭铃挡等物共重十数两,又陆续送过银一千一二百两”。“作为甘肃通省官 员冒赈婪赃大案的案中案,查抄王直望货财私行抽换案是乾隆四十七年初败露的,以闽浙总督陈辉 祖为首,藩、桌两司以及仁和、钱塘二首县的知县通同作弊,抽换王直望入官财物,以银换金,在 审办此案过程中,陈辉祖又供出“河南藩司李承邱自山西桌司任内,数年以来陆续寄送金仙人、金 台、金杯等物约一百余两;湖北道张廷化于去年寄送金四十两;武黄道周曰演于四十三年送金一百 两;上年我到浙江时,噶尔缩善送我金子四百两;去年冬间巴国柱因病回籍,送过金子二百两;湖 北蒲拆县何光晨于四十三年送过金子六十两;此外,惟陈淮曾代办金如意等物”。”乾隆四十九年 江西巡抚郝硕婪索属员一案,同样是司道以下通省官员无一不贿求赂谢的,除藩、桌两司等大员发 往军台效力之外,其他以顾葵为首的七十一员只好“免其革任”,照“国泰案内议罪之案”分等议 罚,”其中送银二千两者一员,一千两以上者共十九员,八百两以上者共九员,六百两以上者共三 员,四百两以上者共三十员,二百两以上者共九员。”口需要说明的是,乾隆中期以前,以督抚大 吏为首的贪贿大案并非没有,乾隆二十二年云贵总督恒文借办贡勒索属员案即著名一例。但像上述 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等五例大案要案那样,一旦败露,下辖数十员乃至一百数十员就几乎全部触 犯法禁,而且在短短的三两年间,骇人听闻的集团性贪污大案接隧而发,这却是乾隆中期以后才出 现的引人注目的新动向。第二,伴随着巢团性盆污贿赂的恶性发展,出现了全国性的亏空。康熙末 年,吏治废弛,上自部库通仓,下至州县仓库,普遍存在亏空之弊,经雍正大力振刷,整饬官方, 清厘弥补,库储大为充实。追至乾隆君临天下,很长时期内,未尝沿有亏空、挪移之弊,未尝没有 惩治亏空的大案,但总的说来,亏空还未发展成为严重的财政和社会问题。但乾隆中期以后,几乎 每查办一个以督抚为首的贪贿大案,即必有一番查办该省通省亏空之案;而只要查办州县亏空,则 往往该省督抚便难逃法网。亦可以说,只要从认真查办亏空入手,便可以彻底揭开整个官场贪贿腐 败的盖子。所以,包括乾隆在内,谁都不敢,也不情愿捅破这最脆弱、最黑暗的要害部位。乾隆四 十六年山东巡抚国泰婪赃案和六十年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案的败露,都是从被迫查办亏 空开始的,结果山东“通省各州县亏空库项竟有二百万两之多”卢而福建则亏空银二百五十万两以 上,仅省城两厅两县即亏空银七万八千余两、谷五万三干余石。“仓库亏空如此严重,督抚并非不 知情,福建藩司伊辙布早经禀过总督伍拉纳,伍拉纳命其“止开报缺谷六十四万余石,缺银三十六 万余两”产不及实亏的十分之二。如果不是福州将军魁伦密奏“风闻各州县仓储大半多非实贮”, 福建通省亏空及伍拉纳、浦霖纳贿之事可能永远不会暴露。甘肃通省亏空则由查办王口望为首的通 省官员冒赈婪赃而起,经查明“皋兰等三十四厅州县亏短仓库确数共少银八十八万八干九百九十余 两,又亏空仓粮七十囚万一百一十余石,及草束四百五万一千有零”。“乾隆四十八年查出浙江亏 空银一百三十万余两也是因王直望曾任该省巡抚、陈辉祖以闽浙总督兼浙江巡抚而起。口其他各省 亏空实数虽不得而知,但仓库亏短则程度不同地存在。嘉庆辛政后对这个烂摊子也束手无策,既不 敢彻底清查,也不敢催迫弥补,只能定限勒交,“徐徐办理”,他自我解嘲说:“培养元气,胜于 仓库实贮。奚啻万倍！”“当然,亏空是相当复杂的问题。各省情况不同,致亏原因也有别;即使 同一省,各州县致亏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就以同一州县而论,牧令主观条件的不同’也往往有亏与 不亏,多亏与少亏之分。但就当时人们的看法来讲,则以为亏空与官场中无所不在的贿赂关系最大 。乾隆之际累任大学士、军机大臣王杰有一段议论很中肯,他说;“臣未通藉以前,州县交代闲杂 款项,偶短二三百金,不但不敢闻于上司,并不敢闻于职友。其时上司亦皆廉洁公正,题升调补, 无可营求,即无所谓馈送,州县食其廉棒,自可宽裕,无所谓亏空之说。追乾隆四十年以后,有擅 作威福者,耙制中外,封析大臣不能不为自全之计,而费无所出,遂以缺分之繁简,分贿赂之等差 ,馈送之外,上下又复肥己,久之习以为常。要之此等赃私,初非州县家财也,直以国铬为囊缘之 具,而上已甘其饵,明知之而不能顾问,喜其殷勤也,有过体恤之,惧其汗发也,究至于反受挟制 ,而无可如何。间有初任人员,天良未混,小心畏咎,不肯接收,上司转为之说合,懦者千方抑勒 ,强者百计调停。务使其虚出通关而后已。一县如此,通省皆然,一省如此。天下皆然。于是大县 有亏至十余万者,一遇奏销,_横征暴敛,挪新掩旧,小民困于追呼,而莫之或恤,_靡然成风, 恬不为怪。至于名为设法弥补,而弥补无期,清查之数,一次多于一次,完缴之银一限不如一限, 辊转相蒙,年复一年,臣不知其究竟I”口诚如王杰所言,乾隆中期以后各省、各县普遍存在的亏 空其严重性在于“靡然成风,-恬不为怪”,而更有甚者,竟出现本无亏空还要做亏空的怪事。嘉 庆在亲政之初特谕各省督抚,说昔之州县亏空,不畏上司盘查,而畏后任接手,上司盘查,可以挪 东补西,蒙混过关,后任接手则自顾考成,无不悉心查核,但“近年则新旧交相联络,明目张胆, 不特任内亏空未能弥补,竟有本无亏空,反以库中提出带去,名曰‘做亏空’,竟移交后任。后任 若不肯接收,则监收之员,两边说合,设立议单,其不肯说合者,又令写具欠券,公同画押,以国 家仓库作为交易,实属从来未有之创举！”o没有亏空硬要“做亏空”,州县仓库岂有不亏之理? 之所以如此,从根本上讲,州县牧令与其上司府道、两司、督抚以贿赂为粘合剂已牢固地结为一个 俱荣惧损的利益整体,不败露则已,一旦败露,则通省历任官员俱如覆巢之卵,无一能幸免_。_ 第三,与集团性贪污宙切相关,乾隆中朔后贪伯赃狡讼额惊人,前所罕见。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 案是借捏报赈恤违例折收捐监银两的方式贪污作弊,王豆望、王廷赞先后主持甘肃捐监六七年间, 每年捐监生三四万名上下。总计三十万零四百六十一名,o每捐监一名私收折色五十五两银,另收 “公费银”四至六两,一共约银六十两,以此推算,从乾隆三十九年至四十六年案发,甘肃各州县 总共折砌捐监银两达一千八百万两以上,其“大半归于冒销赈恤”,口数目当不少于银一千万两, 大致相当于每年财政总收入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赃数如此巨大的贪污案,在清朝历史上是前所 未有的,以致在查处此案过程中。乾隆帝一再慨叹此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广在这一贪赃大案中 ,各州县贪污、贿赂数亦十分惊人。原任平番知县何汝南四十。四十一年两年内办灾,放过赈银、 赈粮井十六万三千余两,其中浮开银五万余两,“前后被总督勒尔锦派买物件银六千余两,王主望 索过银一万八千两,蒋全迪索过银五千余两顺原任狄道州陈常办赈申报需银三万九千两,王立望、 蒋全迪命虚报为六万二三干两,浮开之银王直望得一万二千两,蒋全迪得一万两;陈常在折收捐监 时,每名多收银十两,共浮收四万有余,“王直望索去银一万余两,蒋全迪索去银一万余两。”“ 甘省此案,入己赃数在数千两至九万余两的州县官,除在监痰毙之外,多达一百一十员,其中婪赃 二万两以上者二十人,这还不包括该案首犯王豆望、勒尔锦、王廷赞及蒋全迪。甘肃通省官员冒赈婪赃数额之巨固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但州县官员贪婪数万以至十数万、督抚受贿数十万以至数百万,在乾隆中期以后并不罕见。乌鲁木齐地方官员冒销库带案算不上特大案件,知县瑚图里亏空库银九万两、侵蚀银三万三千余两,知县窝什浑亏空银三万七千余两,贿赂都统索诺穆策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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