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日本分别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同处于一个政治、经济和安全的地 缘战略空间,既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交往,彼此也有侵略与被侵略的历史。历史上的恩怨与现实 的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极大地影响着中日对对方的战略判断,以及两国国民的感情互动。如何缓 解历史问题对中日关系的反复冲击和频繁干扰,如何“立足于长远的战略高度,准确把握两国关系 发展的大方向,把一个充满希望的中日关系带入21世纪”,是中日两国都无法回避的重大课题。 一、中日之间的利益矛盾作为邻国,中日之间存在着许多复杂的利益矛盾。就目前和未来一个时期 来讲,在众多矛盾之中,安全上的不信任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最为突出。1.地缘战略的矛盾日本要 做世界政治大国,谋求成为亚洲的领导者或“霸主”,发挥地区主导作用,并把迅速发展的中国视 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大障碍。这是日本政府配合美国鼓吹“中国威胁论”,力图加强和扩大日美同 盟以遏制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日本列岛的东面是浩瀚的太平洋,西面是亚洲大陆,领土狭小,资 源短缺,地理条件限制了它的发展,外交和军事回旋余地有限,对海外市场的依赖性极强。明治维 新后,日本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它制定了“大陆政策”,积极向亚洲大陆扩张,为此发动了一 系列对外侵略战争,一度吞并了朝鲜和中国台湾,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甚至铤而走险发动了太平 洋战争,试图构建由日本领导的“大东亚共荣圈”。二战后,日本利用经济优势,竭力在东亚地区 扩大影响。20世纪80年代倡导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雁行结构”和“太平洋经济圈”,20世 纪90年代又提出了“日元经济圈”的构想,体现了日本利用经济实力建构地区政治领导地位的战 略意图。然而随着中国的经济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提高,日本政府认为,崛起的中国正在成为它的 竞争对手。由于历史、文化以及在联合国中的地位等原因,中国在亚洲和国际社会所能够发挥的政 治影响远比日本更具优势,而且中国地大物博、人力众多,比日本拥有更大的经济发展潜力和更多 的资源优势。中国,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负责任的地区大国,要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己应有的 建设性作用,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既反对世界霸权主义,也 反对地区霸权主义,因此不会接受日本成为东亚地区领导者的政治前景和战略安排。此外,鉴于日 本过去的侵略历史和目前国内保守主义、右翼势力的增强,中国必须对日本的发展方向保持足够的 警惕。2.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矛盾中日之间明显存在着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战后日本 外交的原则之一就是“作为西方国家的一员”,在涉及意识形态问题的重大国际事务上,日本都站 在西方国家一边。如:1989年以后参与西方七国对中国的制裁,在民主、人权的问题上追随美 国,强调日美同盟的一个重要基础是具有相同的价值观。①1999年5月3日,日本首相小渊惠 三在访美与克林顿总统会谈时表示,日美两国是以“自由、民主和尊重人权”这一共同的价值观联 结起来的同盟关系。②日本有人认为“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所以强大了就会搞扩张。1999 年3月北约空袭南联盟,日本表示“理解”;2001年“9.11”之后,美国先后发动阿富汗 战争、进攻伊拉克,日本都出兵援手。除了战略利益的关联性之外,在人权观、价值观上的一致性 也不可忽视。日本外务省加强对印度、澳大利亚外交“,也强调印、澳是民主主义友邦”。③日本 右翼势力一贯渲染“中日体制差异”“、日美共同价值观”作为其“挟美制华”战略的“合理性” 。但与欧美相比,历来“唯利是图”的日本外交,在对华政策中的意识形态色彩要淡得多,甚至可 以说日本是西方国家中最不重视意识形态因素的。所以1989年之后,日本政府基于利益需要, 率先恢复中日高层往来和经济合作,打破了西方对华制裁。进入21世纪,尽管中日之间政治关系 紧张,但日本仍然努力维系中日经贸关系,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牟取实惠。3.文明体系的矛盾美 国学者亨廷顿在按文明体系对世界各国分类时,认为日本是无法归属任何一个文明系统的“最重要 的孤独国家”,④揭示了日本文明的两面性、独特性及“岛国根性”所导致的文化困境。虽然日本 长期深受中华文化的浸润,但由于地缘环境与历史进程的不同,特别是经过一百多年的“西化”和 “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主观选择,其文明已经脱离大中华文化圈,自成一体。尽管与基督 教文明相比,日本文明与中华文明之间的差异要小得多,但两者在思想观念、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 上却有着明显的差异。4.安全上的不信任在中日关系中,最能牵动双方警惕性和注意力的恐怕还 是安全问题。中国警惕日本是否会成为“军事大国”,重走军事扩张的道路,并借助日美同盟压缩 中国的安全空间,损害中国的安全利益;日本担心中国的强大是否会形成对日本的战略优势和军事 威胁。双方在安全上陷入了战略猜疑、互不信任的“安全困境”。日本用高技术装备起来、具有“ 小而精”特点的高素质现代化军队,防卫范围日趋扩大、防卫重心从沿岸到近海到外海的不断外延 扩展的外向型防卫战略,加上“先发制人”的策略方针,不能不成为中国在安全上保持忧虑和警戒 的主要因素。二、中日之间的共同战略利益错综复杂的利益矛盾的存在,并不等于中日之间没有共 同利益。对两国来说,更值得重视的是双方共同战略利益,以及如何在共同战略利益的基础上制定 对外政策。1.地缘战略利益。中日两国比邻而居,谁也无法改变这一现实,只能选择和平相处的 方式。同处于一个政治、经济、战略空间之内的地缘关系,使双方利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形 成某种程度的利益共同体。双方应在正确认识历史的基础上形成利益共识,把双赢与互利作为对双 边关系进行战略思考和政策调整的基点和目标。2.地区战略利益。中日都是亚太地区最具国际影 响力的大国,理应加强合作,为建构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和自由贸易体制,为形成公正、合理、平等 的地区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地区的政治多极化和经济一体化而发挥积极的、负责任的建设性作用 。中国奉行独立自立的和平外交,致力于国内经济现代化建设,努力维护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而日本政府却借口局部地区紧张局势而加紧军队现代化建设。20世纪的国际关系史已经清楚地证 明,只有在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日本才能保持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才能维护国家的综合安全 利益。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中日两国的和平与繁荣,以及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是双方共同利益 之根本所在;而且也只有在和平稳定的地区环境中,两国才能有效维护和充分发展各自的国家利益 。3.发展战略利益。中日两国分别是亚洲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上的双边互补性不 言而喻。中国坚持以经济现代化建设为中心,需要一个稳定的周边安全环境,奉行“与邻为善,以 邻为伴”以及“富邻、安邻”的政策方针;日本谋求进一步发展经济和扩大国际政治影响,离不开 中国的理解和支持。随着中日经贸往来的不断增长,两国间已经形成了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和则 两利、斗则俱伤的利益共存关系,需要通过进一步加强和扩大经贸合作与交流来实现互利、双赢和 共同发展。但两国之间巨大的经济互补优势却因为近年来双边关系的动荡和反复而未能充分发挥出 来,两国还未能以充分的双边经贸合作为东北亚乃至整个东亚地区经贸合作和东亚自由贸易区的构 想,积极推进地区经济合作。今后在地区合作的框架下推进中日、中日韩、东北亚与东南亚的经贸 合作,形成地区性自由贸易区和共同货币体系,建立东北亚共同体,应成为中日两国在地区共同发 展中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适当方式和有效途径。4.安全战略利益。后冷战时期,亚太地区出现了 不安定因素扩散化和不确定化以及双边安全同盟扩大化的特征,不符合地区内各国通过多边安全机 制以实现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利益诉求。无论是维护地区安全,还是解决跨国界的环境、走私、 毒品、恐怖主义等国际性问题,都需要包括中日两国在内的地区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共同合作。在当 今和平与发展成为主流的世界上,轻易把别国看作威胁,只会庸人自扰地给自己制造出新的威胁; 使别国感到不安全,自己也就得不到起码的安全。对于中日这两个有着历史恩怨的邻国来说,通过 安全对话与合作,建立基本的互相信任关系,在地区安全的多边框架和机制网络之内求同化异,实 现共同安全尤其显得必要。5.全球战略利益。中日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看法并非毫无接近 之处,如:两国都反对一国独霸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要求世界事务由世界多国共同协商解决;主 张发挥联合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权威作用等。尽管中国主张的是各国不分大小一律平等的多极世界, 日本希望的是美日欧等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在反对单极世界和一国独霸的利益诉求方面, 并非没有互相重合的部分。日本关于世界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本身,在客观上对于美国的一 国独霸战略,也并非毫无牵制作用。日本要成为世界政治大国,不能无视中国的国际作用;日本要 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也必须得到中国的合作。日本若想在亚太地区发挥主导作用,就需 要抗衡美国的影响和摆脱美国的控制,也需要借重中国的力量。三、关于中日关系的战略思考中共 十六大政治报告指出:我们将继续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为重,不 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别,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共同利益的汇合点,妥善解 决分歧。我们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加强区域合作,把同周边国家的交 流和合作推向新水平。⑤报告提出中国外交的工作重点和任务是,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 目标“,改善和发展同发达国家的关系”以及“同周边国家的交流和合作”。对中国来说,日本既是发达国家,又是周边国家,是本地区各国中经济总量最大的国家。在中日三个政治文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日本的交流与合作,建立健康、稳定的中日关系,将成为中国对日外交的主要工作和基本目标。总之,中日两国谁也无法否认对方的客观存在,无法否认双方利益之间存在着错综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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