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60年来,中日关系的道路艰难曲折,是在克服了一个又一个困难的过程中向前发展的。新中国 成立后,经历约23年的艰苦努力,终于在1972年9月29日实现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使 两国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后,虽然出现过一些矛盾和问题,但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友好 交流与合作都取得了长足的重要进展。然而,进入21世纪以后,两国关系却未能像人们所期望的 那样在过去良好的基础上出现一个新的飞跃,实际上却在不断恶化,陷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的低 谷,两国政治关系紧张,两国部分国民在感情上产生对立。对此,所有热心于推动中日关系的人都 深感忧虑,希望这种不正常状态尽早结束。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回顾过去,全面总结迄今发展中日 关系的经验教训,克服困难,尽快推动中日关系走上健康的发展轨道,是摆在两国人民面前的重大 而紧迫的课题。在此,我仅想结合自己同日本的友好交往经历,特别是担任驻日大使近五年的经历 ,谈谈个人对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些体会。一首次赴日广交朋友1954年10月底,我曾随 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到日本访问。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派出的第一个访问日本的代表团。那时我26 岁,是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国土。当时,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形势下,中日两国在政治上处于 对立状态,两国人民不能直接往来。新中国成立后,从1953年起积极协助留在中国的近四万名 日本侨民回国。这种人道主义的友好态度,使日本人民深受感动,于是他们便以日本红十字会的名 义邀请我们访日,以作回报。尽管当时日本媒体都称我国为“共产党中国”,有人以为我们来日本 是要宣传革命斗争,但我们到处讲和平和中日友好,无论走到哪里,都受到了广大日本人民自发的 热烈欢迎。我们一到东京羽田机场,就有3500多人前来欢迎,有的日本朋友激动得流下热泪, 说你们终于来了。由于日本极右势力想进行破坏,一些日本年轻朋友就和爱国华侨一起,昼夜值班 ,保卫代表团的安全。在京都,举行了150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全场齐声高唱友好歌曲《 东京—北京》。最后,在大阪体育场举行了有三万多人参加的群众大会(会场外还有一万多人听会 ),每人手持五星红旗,会场几乎成了五星红旗的海洋,那种场面令人十分感动。当时的日本媒体 也不得不称我们代表团为“和平的使者”、“友好的使者”。这在中日邦交尚未正常化的情况下是 多么难得呀!这次访问使我们深深感到,经过战争的体验,广大日本人民都强烈要求同中国友好, 同中国和平相处。尽管当时政治形势十分严峻,但中日友好在民间蕴藏着巨大的能量。这种友好的 愿望必将形成历史洪流,成为推动中日关系发展的真正动力。我当时是在共青团中央国际部工作, 负责同日本青年的友好交流,经常感到难度很大,但通过这次访问也深受鼓舞,感到好像在黑暗的 隧道中看到前面的阳光,看到中日友好的光明前景,这也是对自己长期从事对日友好工作的一种激 励。1957年春天,我有机会作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成员访问日本。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访 问日本的中国青年代表团。因为日本青年是第一次在自己的国土上接待中国青年代表,所以全国各 地日本青年纷纷要求代表团访问自己所在地区,同他们见面。于是,代表团十名成员只好分成两组 ,花一个月走遍了日本大部分都、道、府、县,同日本各界青年座谈或友好联欢。话题虽然广泛, 但最大的共同语言是要求和平,中日友好,“日中不再战”,中日青年加强友好往来,两国青年要 成为好朋友。这次访问的一个重要收获是,我们结识了后来担任日本首相的竹下登。竹下登是岛根 县人,当时他担任该县青年团会长。在代表团访问岛根县时,竹下登以当地主人身份热情接待我们 ,双方谈得很融洽,成为好朋友。二出任大使挚友相助1988年6月,我担任中国驻日本大使赴 东京就职时,恰值竹下登任首相。当我前往官邸拜会竹下首相时,两人相见格外亲切。竹下首相紧 握我的手说:“我们是青年时代的朋友。31年后的今天,我以日本首相的身份,你以中国大使身 份在这里重逢,这是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我说:“我很珍惜青年时代的友谊,希望首相对我的工 作给予支持和指导。”竹下笑着说:“这好办,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可随时找我,忙时打个电话也可 以么。”后来我能够顺利完成大使任务,与老朋友竹下登给予的友好合作和帮助的确是分不开的, 这也使我深深体会到加强中日两国青年之间的友好往来是多么重要,青年时代建立起来的友谊又是 多么宝贵。记得1991年7月9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现亲台的日本《产经新闻》刊载一条李 登辉将于8月中旬访问日本的消息。后经了解,得知是自民党元老金丸信同年6月中旬访问台湾时 ,台湾的所谓“外交部长”钱复向他提出李登辉“总统”访日的要求,对此金丸信当即允诺,还表 示此事的政治责任由他个人承担。于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立即向日本外务省亚洲局长提出严正交 涉。对方最初表示重视此事,要予以处理,但后来又说金丸信向来性格固执,有时独断专行,被称 为“政界倔老头子”,处理起来有难度,流露出畏难情绪。这时,我就前往拜访竹下登前首相。他 起初有点犹疑,听我做过说明、晓以利害后,感到问题重大,回答说:“这件事就交给我处理吧。 ”7月12日夜晚,我正在外地访问,突然接到竹下前首相的电话。他说:“中方担心的那件事已 经解决了。我刚刚去了金丸信私邸,两人谈了一个半小时,好不容易把‘老头子’说服了。金丸信 说,他很重视中方的立场,无意损坏多年来培育起来的日中友好关系,并表示明天将对外宣布,撤 销邀请。”这时,我感到像一块石头落了地。第二天上午,金丸信果然会见记者,宣布撤销对李登 辉访日的邀请。日本各大报都突出报道这一消息,有的标题是《李登辉总统来日计划告吹》。竹下 登前首相虽已故去,但他对中日关系做出的贡献和对我的帮助将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这段难忘的 经历使我深深感到,平时诚恳地结交日本朋友特别是上层人士十分重要。这不仅有利于在一般情况 下双方共同努力推动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一旦遇到重大问题或困难时还可以发挥特殊作用。例如 ,遇到涉及中日关系的原则问题时,在进行严正外交交涉的同时,有时也可通过对中国友好的老朋 友的帮助,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三突破难关天皇访华我是1988年6月到1993年3月担任 中国驻日本大使的。第二年,即1989年6月北京发生了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 国采取制裁措施,中日关系也面临巨大困难。当时,综合多种因素,特别是从日本是中国友好近邻 考虑,我们确定首先重点推动日本尽早取消制裁。同年9月,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日中友好议员联 盟会长伊东正义(已故)率团访华。伊东正义曾任日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代理首相等要职 ,这样有分量的政治家在北京政治风波发生三个月后便访华,这在西方国家中是第一位。伊东正义 会长在此次访华动身前来到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对我说:“我多次访华,但从未像这次这样心情沉 重,自民党内外很多人反对我此时访华,我说讲日中友好不能停留在口头上,正因为有困难,我才 需要访问中国。”在北京,伊东正义同邓小平等我国领导人进行了亲切交谈,回国后,他到处介绍 邓小平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决不会变化,对日友好政策也不会变化,因此主张日本对中国的友好 政策也不应变化。这期间,我和驻日使馆其他负责人也在日本到处讲演,介绍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 稳定的形势以及对日政策。经过多方工作,日本政府带头取消对华人员往来方面的限制,首先恢复 政府对华日元贷款,积极开展同中国的友好交流,终于在1991年8月实现海部俊树首相正式访 问中国。北京政治风波后,海部首相是西方国家中第一位访问中国的政府首脑,标志着两国关系完 全恢复正常。日本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主张不应孤立中国。其后,西方其他国家也逐步解除了对 中国的制裁。应该说当时的日本带了一个好头。这件事告诉我们,不管中日关系出现多大困难,只 要双方友好合作,努力增进相互理解和信任,排除干扰因素,就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推动两国关系 继续稳定、健康地向前发展。如果有人问我:你在担任驻日大使期间,最值得提及的中日关系中的 一件大事是什么?那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担任大使期间,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的1 992年10月,实现了日本天皇对中国的正式访问。在中日两千年的交往历史上,日本天皇访华 是第一次,这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意义。根据战后日本宪法规定,天皇是日本国和 日本国民的整体的象征,不拥有实权,不参与政治。由于历史传说和文化等多方面因素,天皇在日 本国民中拥有崇高地位和影响。明仁天皇生于1933年12月23日,1945年二战结束时1 2岁。尽管如此,既然是天皇访华,对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段不幸历史,当然就难以回避,总要 有个交代。这也是天皇访华的敏感问题。1992年10月23日,日本明仁天皇、皇后抵达北京 。在当晚人民大会堂欢迎国宴上,当中国国家主席杨尚昆在掌声中结束致欢迎词后,轮到明仁天皇 讲话,全场鸦雀无声。谈到历史问题时,明仁天皇用郑重严肃的语气说:“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 上,曾经有过一段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苦难的不幸时期。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 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一定要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并开始了国家的复 兴。”这时,全场反应平静。人们感到,这段讲话从天皇的角度,对历史问题明确了日本作为加害 者的责任,表明了反省之意。明仁天皇对历史问题作出交代后,剩下的就是在轻松气氛中进行参观 访问和友好活动了。天皇、皇后兴致勃勃地游览了八达岭和故宫,在西安参观了著名历史古迹,缅 怀了古代遣唐使来长安留学和两国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在上海游览繁华的南京路、外滩时,还出现了群众自发夹道欢迎的友好场面。10月27日晚,上海市长举行的欢迎宴会结束后,天皇、皇后的车队夜游南京路、外滩,这时马路两旁已站满自发形成的欢迎人群,男女老幼,密密层层,招手鼓掌,有人还把小孩扛在肩上,显得很友好、自然。这时车速不断变缓,有时简直像步行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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