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问题是一个涉及全面利益和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问题,一些专家学者多从社会秩序的运行 机制与引起不安定的因素方面作了一些探讨,但这归根结底是一个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能力问题,除 了从制度建设、社会公平、福利保障等层面的积极探索外,笔者认为还应从影响社会的公众的政治 情绪和泛政治化心理进行梳理,以求问题症结,综合运用有效手段,针对性地解决问题。一、社会 问题泛政治化的现实表现与后果中国是一个政治大国,一方面指的是国际地位,从另一方面说中国 封建社会是政治伦理社会,新中国建立后又是一个人人参与政治、政治因素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 国度。泛政治化是一种非理性的政治言行,把非政治领域的言行统统牵扯到政治上进行对号入座, 上纲上线,是一种政治泛化现象。从政治学角度看,政治社会化作为一种政治文化的教育和传递过 程,实际上就是社会成员接受政治教育的过程,这是一种保持该社会政治体系的特征。但是从政治 社会学的角度看,政治参与是普通公民进行政治社会化的一种基本实践形式。它试图通过人们对政 治活动的参与,引导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政治行为,由此达到政治社会化的目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来说,政治参与是一种积极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建设的有效手段。在历史发展阶段起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但是,泛政治化非政治社会化,社会泛政治化从历史的角度看,除了在改朝换代之际起着政 治嬗变影响社会成员对政治过程的参与和政治制度的认可外,在经济大发展的今天则有消极阻碍的 作用。1.在人们的思维定式中,政治与社会必然联系在一起,解决社会问题就是要用政治手段。 其实社会中的就业问题、分配不公问题、社会治安问题、拆迁安置问题、农产品滞销问题等等,并 不是政治包办一切就能解决。在我国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习惯了包办一切,这实质上也是一种泛 政治化。其后果在于政府部门政治压力更大,若不解决容易形成不安定因素,解决问题则给自己带 来市场干预的压力。这是感性型政治参与,长此下去,农业结构调整不能完成,政府在处理此类问 题时承受的政治心理更沉重。2.在社会日常生活中,政治口号满天飞,“政绩”类活动过多,也 是一种泛政治化现象。一些假大空的“政绩观”,诱使一些领导干部只关注政治敏感度,而弱于市 场经济的驾驭力,不是经济不为而是政治作秀使然。尤其是表现在城市建设上更突出:大马路、大 广场,还有不管群众死活的大拆迁。我国治理社会问题的方式总是带有过去计划经济的特点,指令 式的,运动式的痕迹还比较重。这类不是“运动”的“运动”方式对治标或许有一定的显效,而对 治本来说,就很难说是效果显著了。3.一些人对政治过分敏感,把本来是体育、文化、教育、艺 术、道德教育等领域的问题政治化。把政治认同、政治信仰、政治观点都搬出来对号入座。翻开德 育教科书就会发现,“德育”一般是指政治立场、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等方面的教育。这不仅严重 阻碍了这些领域的良性健康发展,歪曲了政治概念,还阻碍了政治发展。“政治统帅一切”。在一 定时期尤其是革命战争年代非常需要这种政治统帅一切的理念。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一个度。在进 行现代化建设,奔向小康社会的今天,过度的政治化的社会割裂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沦为政治 实验田,政治地位过高,社会朝一种畸形发展,更不利于政治民主,政治文明的发展。有史为证, 凡全民政治,全社会参与政治的时期,往往是政治专权独断期,也是社会动荡期。这也不止一次为 历史所证明。例如苏联解体,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等。4.政治 化成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代名词。爱国不分政治信仰、民族、宗教、阶层,这早就是一种共识 。在现实生活中,一些人把狭隘的民族主义当成了爱国主义,再进而把它和政治联系到一起。比如 对待音像产品及台湾歌手这种问题时一些人就表现出极其狭隘的政治观,似乎不把爱国主义挂在嘴 上,政治上就有问题。特别是网络媒体,为了适应“眼球经济”的需要,为了迎合情绪化的受众市 场,利用民众的“泛政治化”心理,开始猛炒“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如湖南卫视的一档娱 乐节目《超级女生》已被主流媒体认为低俗而大举挞伐,上纲上线。这是媒体误导民众在“泛政治 化”的路上越滑越远。5.政治信仰淡化。政治信仰淡化问题好像与泛政治化毫无关系,其实质是 泛政治化的另一个极端表现。政治信仰在不少人群中正在越来越淡化或被边缘化,主要表现为政治 主体意识淡漠,政治参与被动;关注经济利益,淡化政治的倾向突出,一些人开始追求实惠、实用 ,不问政治;政治主体意识不够清醒。这是长期以来被动参与政治的结果,是典型的政治不信任。 政治就是一种带有很强权威的领域,人们无法对它掉以轻心,当政治全面渗透社会生活时,人们是 一种对切身利益高度关注的敏感,但是,物极必反,泛政治化必然引起人们的逆反心理。二、我国 社会泛政治化的历史和现实根源1.封建主义胎生了泛政治化。其一,古代宗法等级制度极大影响 了我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观念。君权一统的封建社会,权威主义政治导致对政治权力的无限尊崇和自 觉服从,对政治利害关系的高度关注和过分敏感,政治意识成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和社会心理的指南 针。统治权力的政治倾向对于社会群体的心理认同、价值取向、理想选择来说,有着无可代替的控 制和导向作用;政治斗争的暴烈性、残忍性、严酷性使社会心理产生祸福难测的政治恐惧感和身不 由己的政治裹挟感。政治中心意识和政治万能观念作为文化积淀,构成了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 基本要素。其二,古代传统哲学“修齐治学”的思想对社会伦理道德的渗透,让人们无从选择地尊 崇“达则兼济天下”的政治抱负。让人们背负着政治的历史责任。其三,“家国一体”观念的影响 ,让社会最基本单元———家庭承担了广泛的政治职能。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以生产力低下的小农经 济、专制主义的政治体制和血缘纽带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经济发展非常缓慢,政治结构超级稳定 ,政治权力至高无上,使得社会心理认同权威政治,“泛政治化”倾向作为文化传统,由此产生并 传承下来。2.政治运动加剧了泛政治化。中国革命就是一部政治发展史。“五四”新文化运动带 来了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但中国特殊的历史环境,救亡与革命迅速取代了启蒙,马克思主义的 斗争理论和无产阶级革命学说似乎更适合中国需要,民族独立和无阶级革命成为现代社会的主要任 务,“政治救国”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一场民族解放,政治解放,个人全面解放的社会大变革 。进一步证明:政治对经济、文化、教育以及其他社会活动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社会政治化的 思维定式,加上由于取得革命成功在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过程中,一些政治工作不恰当地融入, 迁移到社会生活当中,使我国社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当代中国,政治逻辑、政 治价值应成为一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评判标准、导向指针和价值尺度。由此,“泛政治化”的文化 传统得以进一步强化。从一定意义上讲,新中国的历史就是由政治运动以及由运动推动的革命与建 设构成的。运动中“政治冲击一切”的极性思维和“无限上纲”的做法,极大地强化了“泛政治化 ”倾向,将政治功能从有限变成无限,将政治无限拔高为能统摄一切、取代一切的“万能政治”。 这种“政治至上论”和“政治中心主义”使政治以一种迷信和神话的极化形态出现,“以阶级斗争 为纲”就是其代表性口号。在把政治概念作为对待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把任何问题都提高 到政治层面和斗争格局中来认识的这种历史环境里,“泛政治化”倾向达到最高潮。3.行政化导 致了泛政治化。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原有的利益格局受到了触动,社会不同利 益主体出现,多元化的利益诉求也随之出现,政治诉求也不同程度地在各个利益群体间交叉冲突, 这样给社会上的中高收入的阶层产生了一种“政治自信”心理,而在中下阶层人群中又产生了内在 依赖性心理。行政主导下的社会,行政侵权法律,阻止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在此意义上,行政化即 泛政治化。如,示威、静坐、上访不断,拥堵政府大门等都是在这种心态下产生的老百姓泛政治化 心态。尤其是老百姓上访的理想化,把“包青天”似的人物出现寄寓很高期望,而不是依靠法律、 制度,不是依托社会机构。所有这些公众示威方式,目的都在于提高问题的显著性,即迫使政治表 态解决一些并非政府该管的事。政府部门在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时表现出更强更浓政治色彩的行政手 段———把政治任务这顶帽子套在头上,若从重视程度上说是可理解的,但在执行过程中政治表现 充分就失当了。若处理不当,上纲上线,影响党群关系,政府形象,浪费了很多人力物力,形成了 社会不安定的隐患。如有些地方的民族冲突,其实很多是政策的不公正,一些风俗习惯造成的不必 要的冲突,结果引起了极大的政治风波。即使解决眼前问题,也不可能从长远上解决根本冲突。“ 民族宗教问题政策性比较强,对民族宗教问题的解决应该以法律、政策为依据,运用法律的约束来 保证方针、政策的实施,来规范中央与民族自治地方之间、各民族之间、信教群众与不信教群众之 间的关系,来妥善处理民族与宗教方面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1>4.意识形态滋养了泛政治 化。在政治伦理的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一体化的观念在国家统治中占有支配地位 。自从汉代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采纳后,政权的“政治教化”功能和儒 学的维护政权功能便相互为用,合为一体。“五四”新文化运动在一定意义上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 这一精神根基,虽然“德先生”和“赛先生”的争论在我国曾产生重要影响,知识分子群体曾是一 股重要的社会力量。但经建国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知识分子斯文扫地,思想领域不再有任何挑战。斗争哲学使人少有平和与宽容,对统一意志和思想一致性的要求使人丧失独立判断能力和习惯,加之政治运动带来的恐惧氛围、群众激情造成的社会压力,使人不能不从众。在这种背景下,“左比右好”、“激进比温和好”的思潮很容易大行其道,而“泛政治化”倾向也正是这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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