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 重大任务。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总目标和总任务。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 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 、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是为党的总路线、总方针服务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统一战线 有着独特的政治优势和重要作用。本文拟从国家与社会分离的角度,来研究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 一在讨论国家与社会分离的问题时,首先要明确“市民社会”的概念。“市民社会”这一概念含义 的变化,反映了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发展。在古代,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是同一的。古典市民社会理 论中,“市民社会”、“政治社会”、“文明社会”三者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分。所谓市民社会,往 往是指政治共同体或城邦国家,其含义与政治社会并无不同,与之相对应的是自然(野蛮)社会的 概念。现代市民社会概念反映了近代欧洲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相分离的现实。黑格尔在吸收了众多 思想家理论成果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现代市民社会概念。他认为,市民社会是在西方近现代国家形 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从政治国家中分离出来的、与政治国家相对应的实体社会,它以利益追求、需求 满足,以及与这种追求和满足相联系的具有普遍性的道德伦理为核心。市民社会包括家庭、与家庭 分离的经济组织、财产权、规范市民之间关系的法律和契约制度、与合理化的利益追求相关的行为 规范,以及其他各种具有专门化功能的社会组织和职业群体,如各种行业组织、雇主联合会、工人 联合会、各种公共服务机构等。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市民社会概念的合理内核,纠正其缺陷,进一 步完善了这一概念。他认为,市民社会乃是“私人利益的体系”或特殊的私人利益关系的总和,它 包括非国家的社会生活一切领域的秩序、结构和过程。具体来说,市民社会应包括“两个层次三个 领域”的内容:个人或私人层次,它是市民社会的主体和目的所在;团体或组织(应含经济组织) 层次,它是市民社会活动的一个基本单位;经济生活领域,它以满足人们的物质利益和需要为目的 ;社会生活领域,它以满足人们的社会需要或交往需要为目的;文化生活领域,它以满足人们的精 神需要为目的。在从事满足自己利益和需要的活动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将形成三方面的关系,这 就是经济关系(经济结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和文化—意识形态关系(意识形态结构),它 们构成了市民社会的基本结构。这些结构的作用或功能在于,保证物质的再生产、社会的整合和文 化的再生产,以有利于统治阶级的方式顺利进行。20世纪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和西方市民 社会理论研究重心的转移,一批学者(如帕森斯、葛兰西、哈贝马斯以及柯亨和阿拉托等人)对市 民社会概念作出了新的阐释。他们主张把经济领域从市民社会中分离出去,认为市民社会应主要由 社会和文化领域构成,同时强调它的社会整合功能和文化传播与再生产功能。他们的理论和主张, 既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发展,同时对西方社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二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市场经 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民社会的形成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和公共生活提供了一个自由而稳定有序 的发展环境。由于国家与社会分离,社会得以组织化,从而使得公民可以有序地通过民主途径参与 公共事务讨论和公共政策制定。没有市民社会的充分发展,就不可能有近代的资产阶级宪政制度, 也不可能建立起资本主义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正如马克思指出的那样,市民社会“始终标志着直 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 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这就深刻地揭示了市民社会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内在联系。在国家与市 民社会的关系中,社会是主导方面,是基础、根源。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问题。第一,引起人性的分裂。社会的现代性发展 引起人性的分裂,过去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相融合的社会形式逐渐被政治领域与社会领域的分离所 取代,国家与个人之间从过去的紧密结合演变为二元分裂。随着市民社会中各种公共服务职能的日 益专门化和市场化,随着政治国家公共服务职能的不断发展,个人对于市民社会的疏离感也开始显 现。市民社会本身具有一种无限的现代性发展趋势:个人日益独立和自由,人性则日趋分裂,个人 、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第二,造成合法性危机。政治革命将政治功能从市民社会中分 离出来之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也处于一种疏离的关系状态。虽然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在一 定程度上弥合了这种疏离状态,但是,随着个人在现代世界中的无能为力感日益增强,个人对于公 共事务日益冷漠、参与意识趋于下降,从而动摇了现代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政治参与,形成 了政治社会的“合法性危机”。第三,国家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国家与社会相分离,国家权力 与公民权利(人权)相对立,国家凌驾于社会和人民之上,在一定条件下就可能成为压制社会、侵 犯人权的祸首。这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内在矛盾,是其经济基础、经济关系的必然反映。第 四,人沦为“经济动物”,导致国家对社会的失控。国家与社会分离带来这样的危险:国家权力越 是“?大”,越能保证公民更好地追求经济利益和“自然权利”,而公民就越是沦为“经济的动物 ”,他们的离心力也就越大;市民社会越是扩大,国家权力的影响和控制力就越是微弱。一旦国家 权力对市民社会完全失控,那么,在外敌入侵和内乱等极端状况发生时,整个民族必然陷入毀灭性 的灾难。近现代西方学者和政治家注意到了国家与社会分离带来的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他们提 出或采取了以下办法:第一,保持国家的力量。国家主义认为,国家高于社会,市民社会是由追求 自我利益和需求满足的、具有特殊性的个人所组成的,而个人特殊性的独立发展将导致道德蜕化; 市民社会中可能出现的匮乏和贫困也会带来混乱,而只有国家才能结束这种状态。也就是说,国家 是普遍道德的源泉和制止贫困的积极力量。这种混乱状态只有通过有权控制它的国家才能达到调节 。因此,它们主张,必须将社会整合、防止社会失范的功能赋予政治国家,在赋予个体以权利的同 时,国家应该保持足够的力量,使个人的特殊利益与社会对个人的道德要求统一起来。第二,用民 主程序来加以衔接。自由主义认为,国家与社会的分离是不可避免的,但可以用民主程序来加以衔 接。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并不意味着两者的对立,而更可能是一种互补。社会成为公民和国家之间的 中介,在许多方面,国家通过社会对公民进行管理;同时,社会保护公民的利益不受国家的不正当 侵犯,公民的利益诉求可以通过社会这种渠道合法、平稳地表达。一定的权力和利益均衡具有微弱 的规范意义,这种规范意义无论如何都离不开法治国家的补充。第三,建立权力分立的体制。许多 学者认为,在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相分离的情况下,市民社会须通过立法权的机关来参与政治国家 的事务,政治国家则要通过执行权的机关来干预市民社会的事务;前者通过立法机关实现自己特殊 的私人利益,后者则通过行政及司法机关维护普遍的共同的利益。要完成上述任务,只有建立起权 力分立的政治体制才能达到目的。第四,建立社区。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在国家与社会分离的情况 下,社区作为一种具有“反现代性”的地域性和合作互助功能的微观社会组织,可能通过对现代性 的反拨重新唤起人们的公共意识。换句话说,市民社会本身具有一种无限的现代性发展趋势——— 个人日益独立和自由,人性则日趋分裂,个人、社会与国家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社区则具有由地 域性和出自“本质意志”的自然亲情及文化纽带所赋予的反现代性特征,因而可能在整合个人与社 会的分裂状态上发挥作用。第五,采用行政吸纳政治体制。有学者提出,“行政吸纳政治”主要指 “行政的政治化”,其关键不在“政治”,而在“经济”。也就是说,重建政治权威的途径不是依 靠政治(如社会动员或群众运动),而是依靠经济的发展。统治阶层与其他社会精英的合作,不是 基于共同的政治责任和认同感,而是由于经济利益的一致。“行政吸纳政治”的本质在于,政治已 经变成一种经济管理,一种地地道道的“家政”。应该指出的是,以上的理论和观点对于西方社会 的发展往往是综合性起作用的,即在政府决策中起主导作用的往往不是某一种理论,而是几种理论 。政府对社会发展作出的决策,往往是多种理论和观点综合作用的结果。但在分析中,我们应当了 解这些理论和观点,不然就不能从理论上认识西方社会发展的政策和主张。三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 建设,包含着政治文明建设。当我国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模式时,政治发展的过程中也必然 出现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当然,这个过程显示出中国特色。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与社会分离后 成为压制社会的力量。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发展的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我国 ,虽然也出现了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但国家与社会之间不是对抗性的。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 社会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在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下,我们选择了计划经济的发展模式。在计 划经济体制中,国家与社会是同一的,因而存在着党政不分、政企不分等现象,社会结构是集中化 、一元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与社会逐步 分离,市民社会(也有学者称公民社会)逐步形成并发展(如我国经济组织和民间组织迅速发展) 。这种变化使共产党执政能力面临考验,需要重新协调与社会及个人的关系。过去,国家与社会同一,共产党执政就是直接领导一切;随着国家与社会的分离,共产党执政,表现在与国家的关系上,是掌握和运用国家权力;表现在与社会的关系上,是党对社会的领导。国家权力退出了许多社会领域,但这些领域不能失控,一些原东欧国家发生颜色革命,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社会失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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