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日关系逐步进入了以“政冷经热”为特征的结构性调整期。2005 年的中日政治关系继续滑坡,2006年伊始又小幅起伏、呈现新的不确定性。中日关系形成新的 稳定战略结构尚需时日。冷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进入了结构性 调整的新阶段。分析导致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不能不考虑决定中日关系主要变量的变化。一是国 际环境变化。苏联解体和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后,美国逐渐把中国视为其在东北亚地区的下一个 主要潜在对手,开始加大“扶日抑中”、强化美日军事同盟的力度。日本与之相呼应,采取了“挟 美抑华”政策,其对华政策日趋强硬。二是日本政治变化。随着“革新势力”的衰落,日本政界出 现了“总体保守化”趋势,否认侵略历史、主张摆脱“赎罪意识”和遏制中国崛起的强硬势力占据 了政界主流,中日间关于历史问题和台湾问题的共识体系不断受到这股势力的冲击。三是中日国力 对比变化。中国国力迅速提升,使中日两国都产生了复杂的心理。经历过长达2000年的“中强 日弱”、150年的“日强中弱”力量对比结构后,中日关系正在经受新一轮力量对比变化过程的 震荡。其主要表现是,日本执政势力急于在中国更加强大之前强行突破中日关系原有框架,实现其 成为政治大国、军事大国的目标,确立其在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四是中日舆论环境变化。随着社 会发展和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中日媒体和舆论对中日关系的影响日益加大,使两国关系出现了前所 未有的复杂局面。中日间出现“政冷”局面,是两国国力竞争、感情冲突、战略碰撞的产物,其“ 震源”就在于日本对中日关系底线发起强硬挑战。2001年4月上台的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集 中代表了欲修正1972年以来中日关系基本框架的“新战略派”路线。在历史问题上,小泉首相 连续五年参拜了供奉着二战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导致中日首脑互访中断至今。在台湾问题上 ,日本亲台势力不断推动日台关系升格化进程,对“台独”势力给予鼓舞、声援,并与之协作。2 005年2月19日,日美外长和防长“2+2”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首次公然把台湾问题 作为其共同关心的事项。4月29日,町村外相在纽约称,台湾问题本来就是日美安保条约的对象 。迄今为止的日本对台湾政策全然没有变化。日本干预台湾问题的手法已开始由“模糊化”转向“ 清晰化”。在安全问题上,近年来日本加大了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力度,如发表“中国攻击日本 的三种可能性”,由首相、阁僚数十次出面阻止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将“中国威胁论”写入新 《防卫计划大纲》等政府文件里。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从过去打“民间牌”、纵容右翼团体登岛 制造“实效控制”既成事实,转向目前的由政府直接出面“租用”岛屿、把右翼团体建造的灯塔“ 收归国有”,企图以此进一步强化“实效控制”。在中日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日本对中国在本国 海域进行的天然气开发活动横加指责,并扬言要在它单方面主张的所谓的“中间线”以东海域授权 其民间企业进行能源勘探。在世界各能源产地,日本采取了阻止中国进入新市场的姿态。日本以横 插一杠的方式搅乱了中俄酝酿近10年的“安大线”输油管建设项目,并在世界各地对中国进行拦 截,极力与中国争夺能源开发权和进口来源。在对华日元贷款领域,日本把这一本属中日经济合作 的问题日益“政治化”,把它作为向中国施压的手段,并已确定了继续削减乃至在2008年完全 停止提供的方针。在周边关系领域,日本以经济、政治、安全、文化手段多管齐下,试图拉拢韩国 、东南亚各国、印度、中亚各国、蒙古、俄罗斯等国形成“牵制”中国之势。由于日本在这些领域 挑起“零和”竞争,某些领域出现了“有了日本的利益,就没有中国的利益”的困难局面,中国在 一些关键问题上没有多少可退让的余地。2006年伊始,日本内阁和执政党发出了两种不同的信 息。一方面,麻生外相不断发表干预台湾问题的言论并大肆渲染“中国威胁论”,日本自卫队与美 军接连举行了以“争夺钓鱼岛”为假设课题的军事演习。另一方面,自民党政调会长中川秀直、经 产相二阶俊博分别来华访问打探走出中日“政冷”僵局的途径,官房长官安倍晋三等鹰派政治家在 对华言论上也有所收敛。日本透露出的充满矛盾的信息,使中日关系前景充满了不确定性。200 6年中日能否走出“政冷”低谷,首先将取决于日本“三相”(首相、外相、官房长官)是否停止 参拜靖国神社。其次取决于日本如何处理李登辉访日问题。此外,中日副部长级战略对话和东海问 题谈判能否取得进展等因素,都将对中日关系走势产生重要影响。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是目 前发展中日关系的主要障碍。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重大而敏感问题。日本领导人纠正这一错误举动 ,是中日恢复高层往来的前提。在钓鱼岛和东海海域划界问题上,中日两国可以进行既统筹考虑又 相对分离的谈判,遵循先易后难的思路,使围绕领土主权、开发利用海底资源以及海域划界的谈判 既齐头并进,又分清主次分别处理。2004年以来,日本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发起了 冲击。在这一问题上,日本采取了对华一味强硬的姿态。日本“争常”问题将对中日关系产生何种 影响,关键不在于中方,而在于日本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在未来近、中期内,“增进互信”将是中 日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其最低目标是加强对话,预防冲突;中级目标是就相互分歧和共同关心的 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力求取得一定进展;理想目标是就地区及国际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增进共识。 中日两国国防部门之间有望继续致力于开展多层次、各级别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由于安全与军 事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这一领域的对话与交流势必将受到中日政治关系走向的制约和影响;反之 ,安全关系的演变情况也将对政治关系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给中国 推动对日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要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寻找最佳平衡点。就是 说,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 关系而丢弃政治原则。中国在总体战略上不能迷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 ”这一大方向,同时又不应向日本发出可以任其“得寸进尺”、“以强硬占便宜”的错误信号。在 中日“政冷”局面结构化、常态化的情况下,加强民间交流、推动“民热”,应是中国推动对日关 系的重要途径。“民热”不仅是一个自然发展过程,更是一个要由社会各界积极推动的人为进程。 小泉之所以能够采取对华强硬政策,与日本民众的中国观受到右翼势力及其舆论进行“妖魔化中国 ”的负面诱导有关。因此,加强对日民间交流,孤立右翼,争取多数,理应成为中国对日交往的一 种战略思路。中日关系的转型是国力、战略、心理的调整过程,因此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局面需 要较长一段时间。其主要条件是: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须成功越过“崛起”过程中的内外困难期, 日本须结束观望期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多边层次上,中美关系须继续走向稳定,朝核问题、 台海局势等热点要继续趋向缓和,东亚区域合作应继续得到发展。21世纪初期,中国国力正在赶 超日本,心态日益自信;日本则处在百年优越感崩溃的焦躁感之中。从中、长期看,未来的时间对 中国有利。归根结底,中国做好自己事情、增强自身国力和对外影响能力,将是改变日本对华冷战 心态和防范战略、改善中日政治与安全关系的根本途径。○中日关系现状与展望@金熙德$中国社 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近年来,中日关系持续低迷,两国围绕历史问题、台湾问题以及东海问题 等,磨擦与争议不断。学者们称中日关系“政冷经热”或“政冷经凉”者有之,称中日关系“恶化 ”者也有之。如何评估中日关系的现状与前景?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源与症结何在?中日关系如 何走出困境?这些大家普遍关注的问题,不但事涉中日两国,也事关国际和平与发展事业。有鉴于 此,《现代国际关系》编辑部2006年3月23日举办了“当前中日关系与中国对日战略”研讨 会,邀请在京十多位国际问题及日本问题专家就中日关系现状、前景与症结及中国对日战略等问题 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探讨。现将会议主要观点辑录刊发,以飨读者。?关键不在于中方,而在于日本 采取何种对华政策。在未来近、中期内,“增进互信”将是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主题。其最低目标 是加强对话,预防冲突;中级目标是就相互分歧和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磋商,力求取得一定进 展;理想目标是就地区及国际重大战略与安全问题增进共识。中日两国国防部门之间有望继续致力 于开展多层次、各级别的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由于安全与军事属于高度敏感的领域,这一领域的 对话与交流势必将受到中日政治关系走向的制约和影响;反之,安全关系的演变情况也将对政治关 系产生负面或正面的影响。中日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给中国推动对日关系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 要努力防止陷于非此即彼的思维误区,寻找最佳平衡点。就是说,既要积极推动经济关系,又要妥 善处理政治问题;不因政治摩擦而牺牲经济关系,也不因经济关系而丢弃政治原则。中国在总体战 略上不能迷失“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争取和平的周边环境”这一大方向,同时又不应向日本发 出可以任其“得寸进尺”、“以强硬占便宜”的错误信号。在中日“政冷”局面结构化、常态化的 情况下,加强民间交流、推动“民热”,应是中国推动对日关系的重要途径。“民热”不仅是一个 自然发展过程,更是一个要由社会各界积极推动的人为进程。小泉之所以能够采取对华强硬政策, 与日本民众的中国观受到右翼势力及其舆论进行“妖魔化中国”的负面诱导有关。因此,加强对日 民间交流,孤立右翼,争取多数,理应成为中国对日交往的一种战略思路。中日关系的转型是国力、战略、心理的调整过程,因此两国形成新的战略合作局面需要较长一段时间。其主要条件是:在双边层次上,中国须成功越过“崛起”过程中的内外困难期,日本须结束观望期而接受中国崛起的事实;在多边层次上,中美关系须继续走向稳定,朝核问题、台海局势等热点要继续趋向缓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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