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美国学界了解美国的美国学界如何进行美国研究,其意义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美国学术界如何 界定美国研究?美国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在美国是如何发展起来的?美国学者采用什么样的理论 与方法进行美国研究?美国研究作为一个专业在美国大学里处于何种地位,有何特点?美国的美国 研究对中国的美国研究有何借鉴意义?这些中国的美国学界思考的问题正是本文的关注点。一美国研究的界定根据美国的美国研究协会(AmericanStudies Association)执行主任斯蒂芬斯的定义,美国研究是“旨在促进从宽广的人文意义上理 解美国文化的过去与现在的一个独特的跨学科领域”。①依此定义,美国研究的对象可以理解为美 国文化的历史与现状,即“美国的历程”。这事实上是一个包罗万象的领域,不仅涵盖了传统的美 国历史研究,而且包括对美国当代社会与文化现象的考察。那么,美国学者从事美国研究的目的是 什么?用斯蒂芬斯的话说,就是“理解我们自己”。事实上,每一个国家都有理解自己的历史和传 统的必要,但美国作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世界民族与文化大观园,似乎比任何国家都有更强烈的紧迫 感要理解自己。斯蒂芬斯说,“为了使我们的民主社会得以运行,公民们必须能够在复杂的问题上 达成共识。”②其实这与民主社会并无太大关系,美国特有的复杂的移民文化背景与民族关系极其 相伴随的文化共识的欠缺天然地要求美国人对不同民族、种族群体的历史与文化差异保持敏感,并 在差异中寻求统一国家赖以维系的文化共识。从这一角度不难理解为什么斯蒂芬斯认为,美国研究 试图理解来自欧洲、亚洲、非洲、加勒比海、中东及拉美地区的移民,以及被征服的美洲土著民所 构成的文化多样性及其相互间的碰撞与冲突,同时认识美国人也拥有一个更大的文化遗产———一 套给美国生活提供意义的共享的信仰、行为与符号系统。说到底,美国研究不仅探讨美国文化内部 的差异,而且,甚至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促进共识,其根本目的是要给一个多元民族/种族、多元文 化乃至多元性别的大国培养具有基本价值共识和文化认同的合格公民。关于这一点,美国研究的开 山鼻祖帕灵顿在其被公认为美国研究奠基之作的《美国思想的主流》一书中说得明白:“我试图描 述在美国文化中某些被认为是美国传统所特有的根本性观念是如何产生和发展的———它们是怎样 在这里诞生的,它们是怎样受到反对的,它们对决定我们特有的理想与制度的形式和范围起到了什 么样的影响。”③后来的美国研究超越了对美国观念的剖析,但对美国理想与美国制度内涵的探究 却始终是它的根本追求。另一个理解美国的美国研究的重要问题是:作为一个学科,美国的美国研究有何独特性?可以说,美国的美国研究选择了其开山鼻祖帕灵顿所开辟的“宽广的道路”(broadpath),也就是不局限于传统的学科分界,而是从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等多维视野来考察美 国,试图提供对美国经历的全方位的(更多是人文角度的)解释。这一特点在美国最重要的美国学 研究组织美国研究协会的会员构成上反映得十分明显。该协会的成员主要来自文学、史学和哲学领 域,另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宗教研究、艺术研究、传媒研究、女 性学研究、民族/种族问题研究等几乎所有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美国大学里的美国研究系或中心 常常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拥有独立的固定师资的一个教学科研单位,而更像是一个协调机构,其主要 功能就是把全校的人文、社科人才与物资资源组合起来为美国研究与教学服务。可以说,跨学科研 究与多学科交融构成了美国的美国研究的独特风景线。二美国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及其演变美国学术 界的美国研究始于20世纪20、30年代,40年代奠定基础,50、60年代迅猛发展,进入 本世纪已牢牢确立其学术地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学术传统,积累了 一系列有效的理论与方法。①美国研究学术史上的第一个流派一般追溯到所谓“神话与象征”派。 该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设,这就是,在美国文化纷繁复杂的表象之下存在着某种根本的特质,即在 美国文化史上反复出现的某些“神话”(myth)、“象征”(symbol)与“母题”(m otif)。为了把握美国文化的精髓,该派学者主张深入解读历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经典著作。该流派曾推出一批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如刘易斯(R.W.B.Lewis)的《美国亚当》、史密斯(HenryNash Smith)的《处女地》、利奥·马克思(Leo Marx)的《花园里的机器》,等等。受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影响,美国的美国研究进入70年代经 历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大转型。首先,研究者不再把“文化”这一概念狭义地理解为某种“高雅”的 东西,而是在人类学意义上把整个“生活方式”统统纳入“文化”这一大范畴之内。这样,美国研 究的视野为之大大开阔,美国社会与文化史的方方面面成为美国研究学者的合法领地。其次,受现 象学及其相关思潮的影响,美国的美国学研究逐渐放弃了寻求对社会与文化现象进行纯粹科学、客 观描述的努力,转而视研究者的主观阐释和自我反思为一切社会分析的固有特性。最后,符号学理 论在这一时期被引进美国研究。符号学探究意义如何通过符号在一个更大的系统内得到传播和理解 。美国学研究者们将这一基本方法用于阐释几乎任何一种文化作品,如时尚、建筑、食物、电视以 及各种语言、图像和声音等艺术形式。近年来,人类学的影响又有回归之势,由此兴起了所谓阐释民族学(hermeneuticethnography)、文本民族学(textual ethnography)和社会人类学(socio-anthropology)等三大流派。 所有这些流派都不再追求经典人类学的纯粹客观描述,而是致力于富有启发性的阐释。新马克思主 义是美国研究领域另一具有重要影响的流派。该派学者抛弃了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经济或阶级决定论 ,相信文化至少是一个具有半独立性的领域,值得深入研究。他们还认为,大多数经验主义的社会 科学、历史学和文学分析都是在资本主义的范畴内打转,只有从跨学科的角度对整个政治—经济— 文化系统进行批判,才能揭示社会与文化现象的本质。新马克思主义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主要代表人物当属所谓法兰克福学派的一批赫赫有名的学者:马尔库塞(HerbertMarcuse)、阿多诺(Theodor Adorno)、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霍克海默(Max Horkhe-i mer)与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其他可归入新马克思主义旗下的思潮还有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马克思主义、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的文化唯物主义(cultural materialism)、詹姆森(FredricJameson)和巴克汀(Mikhail Bakhtin)的符号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或唯物主义的女性主义、第三世界马克思主义,等 等。20世纪80年代,美国研究受到来自法国的后结构主义的强劲影响。美国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后结构主义者包括:德里达(Jacques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s Lacan)、克里丝蒂娃(Julia Kristeva)与巴特(Roland Barthes)。顾名思义,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超越。如果说结构主义关注的是语言的逻 辑,那么,后结构主义则是要颠覆这一习以为常的逻辑。自称为后结构主义者的学者彼此常常互不 认同,但在否定二元对立论这一结构主义乃至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根本思维范式上表现出高度一致 ,最终都走向了某种形式的相对主义和视角主义(perspectivism,认为一切观察均 取决于视角)。80年代以来在美国研究领域与后结构主义彼此呼应的另一个不无争议的学者群就是所谓后现代派了。这一派的理论来源是法国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德勒兹(GillesDeleuze)、瓜塔里(FelixGuattari)、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后现代派的一个基本共识就是反对由传统宗教、哲学、资本主义、性别 等界定的“元叙述”(metanarratives)或普世故事与范式,转而寻求“地方的” 、“亚文化的”的意识形态、神话与故事,认为没有一种话语可以评判和取代所有其他话语。在美国研究领域打出后现代主义旗帜的重要学者包括斯皮瓦克(GatyatriSpivak)、巴特勒(Judith Butler)和哈拉维(Donna Haraway)。90年代的美国研究界兴起了对性别/性(gender/sexuality )及种族/民族(race/ethnicity)研究的热潮。其源头可追溯到60年代在美国 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和反战运动。这些运动动摇了美国文化传统的根基,挑战了长期支 配美国意识形态的美国“例外论”,打破了美国“主流文化”的一统天下。美国文化的“中心”与 “边缘”的界线开始模糊了。过去被忽略或压制的问题如今成了学界审视的焦点,如同性恋问题、 性怪癖问题、性角色问题、性别歧视问题、堕胎问题、种族歧视问题、与种族/民族相关的性别歧 视问题、印帝安文化的地位问题,等等。在这一方兴未艾的性别/性以及种族/民族研究的热潮中 ,美国历史的每一时期或每一方面似乎都在被改写。在传统的美国史研究领域里诞生的最引人注目 的流派当属“新社会史研究”和“新文化史”研究。新社会史研究把社会学、人类学和其他人文科 学的方法引入美国史的研究,把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丰富了传统史学的研究方法。在研究 对象上,新社会史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即开始倡导书写“从下向上看的历史”,致 力于“恢复”或“创造”美国少数群体———女性、同性恋者、工人和其他被边缘化的人群———的历史。新社会史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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