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记得鲁迅博物馆的新任副馆长孙郁写过一本书:《
鲁迅———二十世纪最忧患的灵魂》。鲁迅究竟忧患到什么程度呢? 这次开会之前,偶尔翻阅许广平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迅忧患到了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没有可以容身之地。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如果鲁迅还在》,刊登在1941年 10月 18日《上海周报》第 4卷第 17期。当时正值鲁迅去世五周年,许广平想的是:假如鲁迅还活着,他能住在什么地方?居留上海? 鲁迅临死前,已决定搬出位于半租界的大陆新村寓所。当时他主要攻击本国的黑暗,还可以苟安于日 本的势力范围。如果日本占领了上海,鲁迅用笔跟占领军发生正面冲突,那住在原址是万万不可的。西迁重庆?也不可能。鲁迅个性爱静,不喜搬迁,以鲁迅的敏感,到重庆去揭露国民党当局阻碍团结、制造磨擦、营私舞弊,肯定也栖留不住。去陕北延安? 也不见得。鲁迅的病体承受不了边区的艰苦,团体生活与不断的集会也为鲁迅所恐惧。边区政府对他 的礼遇与优待,他本人也绝对不肯接受。“尤其重要的是:他的一切的表现于文字的,纯乎凭着自 己负责,并不是受有什么团体性的机构所约束的,所以去了反而容易使一些不了解的人作借口。”重回北京?1929年和1932年鲁迅两次回北京探亲,曾受到学阀们的排斥,甚至险些被公安局拘留。那里不欢迎鲁迅“ 卷土重来”,鲁迅也“绝不会自己跑去受无聊的鸟气”。只剩下一条路:到香港做寓公。但香港百 物昂贵,怎能容鲁迅这样一个寒士安居?所以许广平想来想去,终于想不出一个可以让鲁迅安身的 地方。然而,鲁迅又恰恰是这块让他无处容身的土地孕育的。这也许构成了一个悖论。因为没有这 块灾难深重的土地,就没有鲁迅的呐喊和怒吼,就没有鲁迅的忧患和愤激,从而也就没有鲁迅式的 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那洞察三界的目光,一语破的的论断,寸铁杀人的文字。但我们并不是鲁迅 ,只不过是鲁迅的崇敬者、研究者、阐释者,又欣逢太平盛世,因此我们应该没有鲁迅那么多的忧 患,也不必像鲁迅那样活得沉重。不过,研究和阐释鲁迅毕竟不会像唱流行歌曲那样轻松。鲁迅研 究其实是一种非常前沿的学科,在新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常常居于先锋的位置,很多新观念 、新方法都是鲁迅研究领域率先引进、率先运用的,所以我们难免要比研究其它学科的人付出更多 的代价,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也许就是鲁迅研究者的宿命,或曰鲁迅研究者必须直面的人生。鲁迅 研究应该在积极意义上参与当今的时代,跟当下社会生活相互激盈,更自觉更积极地回应新时期现 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实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链条。因此,对文化传统的研 究,尤其是对文化经典的研究,一定要把握其历时性与即时性的交汇点,使其恒久的文化意蕴能与 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像鲁迅著作这样的经典文化才能够在历史与现实、阅读 与阐释、接受与深化的互动中得到价值增值,从而使读者感到常读常新,历久弥新。更何况鲁迅经 典本身的确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为我们进行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比如环 境问题,目前已经上升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我们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才认识到,必须立即扭 转长期以来人类单纯向大自然索取的历史,逐渐恢复较为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人类才有可能比较长远地在地球上存活。2003年10月,有两位科学家(彼得·施瓦兹和达哥·兰德尔)向美国中央情报局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后被泄露,报告的题目就是《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这份报告认为, 21世纪全球将显著变暖。这种变化将导致湿度下降,干旱持续,食物短缺,能源中断,国与国之间 可能因获取食物、洁净水源或能源而发生战争。我们不必认同作者的立场和每一个预测,但却不能忽视其前瞻性和预警性。令人惊叹的是,至少在74年前,鲁迅跟他的三弟周建人就共同关注着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生态问题。1930年 7月,周建人翻译了八篇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交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其中末两篇鲁迅认为最要紧:一篇是匈牙利科学家英吉兰兑尔 (A.L.Englaender)撰写的《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另一篇是美国科学 家亚道尔夫(W.H.Adolph)撰写的《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前一篇告诉我们中 国的沙漠已经南徙,后一篇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营养已难以支持,向现代中国人敲响了警钟。鲁迅特 意为此书撰写了一篇引言,文中还特别引用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Smedley)的一篇报道,内容是北京遭灾,京郊南苑有六十多个男女村民被迫砍树卖钱,剥树皮充饥,结果被警察监禁(《二心集·〈进化与退化〉小引》)。鲁迅认为靠镇压百姓的方法并不能达到保持生态的目的,反 而会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如果中国的生态被破坏,林木伐尽,水泽干枯,将来的一滴水, 将和血液等价。他还进一步指出,环保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范畴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科学的问题, 因为在一个没有“以人为本”的政治体制下,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所以鲁迅说:“接着 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可以跟这篇文章相呼 应的,是鲁迅在上海时期跟日本邻居原胜的另一席谈话,内容为“论中国沙漠化”。鲁迅十分动情地说:“请看看中国广阔无垠的原野、山岭吧,哪里还有像样的树木!山岭是光秃秃的;田野上幸存的也都是些幼小的树木。然而,就是为数不多、自然生长着的小树,现在也没有了吧。什么缘故呢? 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贫困不堪,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们为了生活下去,竞相剥去树皮食用,挖出树 根充饥。民众处于这种状况,中国是长不出树来的,于是政府的植树造林政策也就归于失败了。……这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多么大的悲剧呵!……命运注定了中国的悲剧,如同沙漠化的中国的未来一样,正在发展着。”<1> (P169)鲁迅所说的沙漠化,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说法。英文“Desertification ”一词的本义是指荒漠化,即沙质荒漠化。现代科学证明,荒漠化即土地退化,它跟海洋污染和物种灭绝共同构成了影响人类生存的三个重大问题。目前,中国成为了受荒漠化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地区涉及了全国 18个省区, 471个县,那里生活着 31个民族的近 2亿人口。鲁迅在七十多年前就尖锐提出了上述问题,反映出鲁迅的超前意识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刻焦虑。又比如, 21世纪的一个强大新潮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共生共建和和谐发展。许多 学科之间的界限将愈益模糊。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将成为未来学科的特点。科技展现了人类调节自 然关系的智慧,并为人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人文展现了人类调节自身关系的智慧,并为科技 发展提供了价值规范。两者共同追求的都是一种和谐的境界。在推动欧洲从“中世纪”转入“近代 ”的文艺复兴时期,正是因为继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之后,又出现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 ,通过这种人文与科技联手的巨大力量,才最终冲破了神学的桎梏,迎来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曙光。 今后要回答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智力的起源等尖端问题,同样也要进行跨学科研究。正是在这些学科交叉领域,将出现未来重大的创新成果。然而到了19世纪,却出现了“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偏颇,芸芸众生都为物欲蒙蔽,人们精神的光辉愈趋暗淡。正是在这个必须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 26岁的鲁迅发表了文言论文《科学史教篇》,呼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人们所需求的不仅是科学家牛顿,也呼唤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和剧作家;不仅要有拉斐尔这样的 艺术巨匠,也要有物理学家、化学家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大师。只有这样,人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世界文明才能真正实现。为了促使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融,鲁迅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1903年10月,他翻译出版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紧接着,又翻译了同一作家的另 一部科幻小说《地底旅行》。其目的就是借助于文艺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来传播科学知识,“破遗传 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月界旅行·辩言》),从而改变科学高深莫测、令人生畏、令 人生倦的形象。据考证,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幻小说是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 由逸儒译,秀玉笔记,1900年世文社出版发行,而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科幻小说(如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和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小说》)都发表于1904年。可见鲁迅不但科学观十分前卫,而且在中国的科普界也置身于前沿位置。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仅壁垒森严,而且科普作家后继乏人。据统计,在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经常从事科普创作的作家仅有 78人,其中 60岁以下的又只有9人。<2>前不久,中科院院士裴钢跟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就科学与人文的交融 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生动对话。这种做法有利于帮助人文知识分子更好地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同 时也有利于科学家重新唤起他们心中本来就有的人文自觉。这实际上是对一个世纪前鲁迅崇高理想 的赓续和传承。鲁迅文化经典中包含诸多现代性因素,这就决定了它具有意义的生长点,为我们对 其进行当代阐释提供了前提条件。尽管中国的诠释学跟西方的诠释学有着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如 中国的诠释重原意,强调文本意义的客观性,而西方的诠释强调意义的流动性和生成性,反对绝对 化和确定性。但这两种诠释学也有相通之处,应该取长补短,相互沟通。忽视经典文本在现代所生 发的意义将使经典失去活力,成为僵死的化石。但如果读者对经典的感悟和褒贬跟经典作家的原意 和经典作品的原意相割裂,那就变成了阐释者的自说自话,甚至导致对经典文本的曲解和利用。当 前不同研究者存在的共同困难是:我们置身的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所有制多元 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这就决定了在对文化经典进行当代阐释时必将发生观点的碰撞。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有的学者反对中心化,主张边缘化;反对结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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