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变动的历史阶段,《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对外开 放,伴随着列强的入侵和掠夺,西方文明大量进入中国,中国传统士大夫受到很大的思想冲击,传 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从而开始了思想近代化的进程。上海是被迫开埠的城市之一,它的现代化发 展程度较高,中西文明在这里冲突和交流尤为明显,生活在这里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更为 显著,他们的思想转变可以代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一般意义。王韬作为中国的“条约口 岸知识分子”<1>(p16),他特殊的经历、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的变革 思想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过程。同内地的文化精英相比,王韬活动于中国西方文化 的前沿上海,他居香港、游泰西的经历,洞悉西方时务的觉悟,使他有着对中国面临的危机更为强 烈的体认和感受。目前对于王韬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的成果①,而将王韬置于近代化过程中考察其 思想近代化转型的研究进行得还不够深入。本文立足于此作以分析。一 王韬对西学的感触王韬( 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江苏吴县人,自幼毕读群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父亲王昌桂就以设馆授徒为生。他幼时饱读中国儒家经典,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18岁参加了科考,希望走仕途之路,但最终科考失败绝意仕途,另外寻找自己的出路。1848 年春王韬第一次到上海,上海的繁华世界给了他第一次感观的触动,“一入黄浦中,气象顿异。从舟 中遥望之,烟水苍茫,帆樯历乱,浦滨一带,率皆西人舍宇,楼阁峥嵘,缥缈云外……”更有西人 的书馆印刷技术给了他深刻的印象,“时西士麦都思主持‘墨海书馆’,以活字板机器印书,竟谓 创见。余特往访之……车床以牛曳之,车轴旋转如飞,云一日可印数千番,诚巧而捷矣”<1>( p12)。如果说这一次的上海之行给王韬的是一次感性冲击的话,他来年进入墨海书馆从事译书 工作则是他的近代化思想转变契机的开始。在没有进墨海书馆之前,王韬的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与传统士大夫们没有什么两样。1849年,他受雇于西人麦都思经营的墨海书馆,参与编辑、翻译和出版西方科技文化方面的书籍,并结识 一批西方宗教界人士,如伟烈亚力、艾约瑟、慕维廉、理雅各等,与西儒的交游,使他思想发生了 转化,这些西方传教士都是中西文化的饱学之士,同他们的交往大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丰富了他 的知识结构,使他对西学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同时,在上海他又发现有很多像他一样的有着深厚的 儒学功底并取得了秀才资格的同道,他们是代表了中国新的社会现象———条约口岸知识分子。在 墨海书馆里工作的李善兰和蒋敦复是王韬的密友,他们被称为“三异民”,李善兰曾一度进入曾国 藩幕,后任同文馆算学总教习,蒋敦复谙习外国事务,还有改革家龚自珍的儿子龚橙、郑观应等他 们的思想对王韬世界观念的转变有着极大的影响。后来王韬在《园老民自传》中谈起他在上海结 交的朋友说:“沪上虽为全吴尽境,而当南北要冲,四方冠盖往来无虚日,名流硕彦接迹来游…… 中如姚梅伯、张啸山、周甫、龚孝拱,其交尤密。西馆中,则有海宁来壬叔、宝山蒋剑人、江宁管小异、华亭郭友松并负才名,皆与老民为莫逆交。”<2>这群口岸知识分子过从甚密,针砭时弊,抨击科举制度;他们通晓西学,对西方的政治制度、科学技 术有深刻的体验。共同的生活经历和对西学的认识对于王韬的思想变化有着重要影响。王韬在墨海 书馆连续工作了13年之久,在那里,他不仅翻译《圣经》等宗教性的书籍,也翻译了一系列介绍 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格致新学提纲》、《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 》和《西国天学源流》等。在译书过程中,王韬领略了西学的科学文明、天文知识,培养了科学精 神和态度,从而在理论上抛弃了“华夷之辨”观念,由发出“闤闠间所陈西洋奇器,俱因天地自然之理创立新法,巧不可阶”<3>(p36)的感性赞叹到认识学习西方的自觉。与西方人士的广泛交游,更开阔了他对西学的认识,成为第一批 接受了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后来因上书太平天国事遭清政府通缉,王韬不得不流落香港。在香港 期间,他充分利用西学书籍的便利,进一步涉猎西学,除西学的历史、地理、天文和历法等外,他还探讨了生理学、机械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从而加深了对西方近代文化的认识和了解。1867年,王韬应理雅各之邀游历欧洲,“眼界顿开,几若别一世宙”<4>(p99),对西方社会有了 更直观而全面的认识,对“其兵机之利钝,器械之优拙,疆域之险要,了然如指诸掌”<5>(p 3)。回国后,他编撰了《法国志略》和《普法战争》,对普鲁士、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政治、军事 、经济等多方面的历史和现状做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开始关注西方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作为传统知 识分子的王韬开始向新型文化人的转变,是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西方文明侵入 中国以后而发生的思想转变。鸦片战争以后,中西接触更为频繁,中外关系上进入不平等条约时代 ,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实为前所未见的大变局。19世纪后半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当前的变局 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们世界观的转变和思想近代化由此开始。王韬对于当前的变局进行了理性的 探讨,认为“当今风气大开,远方毕至,海舶估艘,羽集鳞萃,欧洲诸邦,几于国有其人,商居其 利。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朝亦尽牢笼羁縻之,概与之通和立约 。近闻吕宋日本又将入请矣。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我一中国之中,此古今之创事,天地之变局,所谓不世出之机也(王氏论及变局之处,不下10 次)<6>(p2)。对于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历来的传统使命感。对于变化了 的世界形势和对世界的重新认识,使这些接受西学的新型知识分子开始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理解和观 察世界,重新思考国家的命运,同时,他们身上传统的儒家观念受到冲击,他们的视角也逐步地转 移到新的认识层面上,开始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二 儒家观念的动摇王韬传统思想向 近代化转型,如果说外力的冲击是一方面因素的话,那么其本身的儒家传统思想的内在转变也是促 进他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王尔敏曾说过:“中国历史上有两种传统,足以影响士大夫对外之 基本态度。其一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优越感,其二是戒勤远略的历史教训。这样历代累积的经验,造成中国人素来具有一切自足,无待外求之心理。”<7>(p3)中国历来的传统观念认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世界就是中国。传统的权威没有受到挑战,儒家的 中心地位始终稳固。19世纪以后,西方文明的侵入,中西文明的反差,给传统士大夫们以极大的 振动,传统的价值观念受到了最严厉的挑战。外在的挑战促成了内在传统观念的危机,面对西方文 明的冲击,儒学权威受到了正面的挑战。余英时认为,西方思想的侵入直接导致儒学的解体,但同 时,他也提出另一个观点,即儒学的批判是从内部开始的。<8>儒学权威受到正面的挑战是在清末民初,而就其起源而言,却要上推到19 世纪中叶,洪秀全的焚毁孔庙及禁止士人“读孔子之经”,就代表了中国人第一次用西方的观念对自 己的文化传统施以猛烈的攻击。<9>(p129,130)西方文明的侵入促使传统的士大夫们 对儒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儒家观念开始动摇。近代思想家魏源就强调了“自古……无不富强之王 道”的儒家经世传统,但对宋儒的“心性迂谈可治天下乎”进行了讽刺<10>(p37),“经 世”虽然一方面是儒家的内在要求,但另一方面也暴露了儒家在“治国平天下”层面的限制。这种 对儒学认识的变化也反映在王韬的思想转变中。当然,王韬思想的转变是有一个渐变过程。他从小 浸淫儒家的熏陶,曾声言要以“他日为天下画奇计功”,立志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儒家 的经世之用为己任。儒家传统“学而优则仕”的功利观在王韬身上同样有着很强烈的印迹,他给太 平军的上书就是想给自己以后的政治生涯寻求一次机会。他到上海以后,还回乡参加过科举考试。 由此可见他的儒学功名之心一直未泯。从王韬与太平天国的交往中,我们可以看到王韬内心的儒家 知识分子的仕途情结。正如柯文的研究认为:王韬有强烈的从政愿望,但他的建议却很少受到青睐 ,也没有得到一官半职,而他的朋友们却是仕途得意,这对于自视甚高的王韬来说,不能不说是一 个沉重的打击,在叛军中功成名就的诱惑对他来说肯定十分强烈。<1>(p33)王韬头脑中儒 家思想根深蒂固,在他接受西学的同时,虽然西方文明对他触动很大,但他仍然认为西学为“器” ,中学为体,同时也认为如果不学习西学,就要受制于人,力主中国的内部改革,主张“欲御戎必 先平贼”,“欲平贼则请以和戎始”。<6>(p32)他的儒家思想真正发生转变是在香港时期 ,其后他游历欧洲数十国,目睹西方文明的发达,感到中西文明的强烈的反差,认为“中国三千年以来所守之典章制度,至此而几将播荡澌灭”。<2>(p200)声言世界正在经历巨变,中国所具有的3000 年之久的传统典章制度面临着将要毁灭的危险,传统的思想制度已不适应世界形势的发展,西游欧洲 ,使他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随着对西学的深入认识和了解,王韬世界观的转变已经超越了传统士 大夫“道”高于“器”的思想模式。他认为,“无其器则无其道,器变则道无不变”,由从器物层 面的变动到制度层面的转变,王韬的传统思想观念已经有了质的飞跃,开始了由传统儒家思想向近 代化思想的急遽转变。从上可知,王韬的儒家思想,是与其西学思想共生共存的,这体现了王韬所 处的社会转型时期的特点,王韬的思想很多时候体现出旧传统与新西学之间的猛烈冲撞。他的思想 转变表现出矛盾的心态。正如王尔敏所论,中国士大夫们的传统儒家观念不断地调整并与西方文化 进行着整合。他们传统观念的转化或西化,不是直线进行,其间大大小小许多新观念的产生,使中国近代思想变为迂曲委婉,多姿多彩,亦反映中国西化受传统观念影响<7>(p37)。王韬在这一中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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