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兵器时代,军马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战争中冲锋陷阵的主要打击力量,而且也是驿传 交通、后勤运输的重要军事工具。因此军马作为重要的军事畜力资源,既是国家富强的象征,又具 有更为特殊的国防意义。故以军马的牧养、征调、采办、使用等管理为主要职责的马政,始终是中 国古代社会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历代统治者也无不视马政为国家重务。正如明朝大臣们所指出: “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之大要,莫先于马”①;“国事莫大于戎,军政莫急于马”②。然而综 观有明一代,由于明朝统治阶级在政治、经济上日趋腐败,以致弘治时大臣杨廷和谏言道:“马政 之弊,自京师以达于天下,在在有之,而陕西监牧为多,其弊尤甚”③。故明朝马政的衰败,导致 国防的削弱,并成为明朝灭亡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明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即指出:“昔人问 国之富,即数马以对者何?盖事在戎。其戎始轩辕。其马载甲士,代涉劳,备边御辱,足折冲,斯 力之大,斯功之美,可不爱育乎!所以古人先马而钱粮,故数马以对。马之功不但备戎事耳,若使 君有道,则马之力牵犁耜驾粪车,辟土沃田,其力甚焉,所以古重之者为此也”④。因此,明开国 之初即对马政建设十分重视。明代马政机构较复杂,主要有:御马监,掌管皇家御马;两京太仆寺 ,分掌南北直隶及鲁豫、两淮、江南马政;行太仆寺,分设辽东、北平、晋、甘、陕五地,掌管边 镇卫所营堡马政;苑马寺,分设北京、辽东、甘、陕四地,职掌所属监苑马政。明代马政牧养形式 分官牧和民牧两种形式。官牧由国家设置专门草场,由卫所军人等组织牧养。民牧主要是两京太仆 寺所属官马,交属地民户领养。按明制“官牧给边镇,民牧给京军”⑤。明朝寓马于民的民牧方式 大致有三种:一是计户养马。洪武六年(1373年)定制,江南每11户共养1匹,江北则每户 养一匹,由官府提供良马,养马户均免其身役。养马户每年产驹1匹,如不能则须征差役等。二是 计丁养马。永乐十二年(1415年)始由北直隶推行到长江南北,先每15丁养马1匹,16丁 以上养2匹,后丁数屡有变更,凡马匹倒死及孳生不够数者,必须赔偿。三是计亩养马,弘治二年 (1489年)由北直隶开始推广免粮养马,每50亩地领养公马1匹,100亩领养母马1匹, 江北等地亩数略有变化。马匹若有损失,则停止免粮。明初在马政官牧和民牧的基础上,即开始实 行从边境买马补充军队和国家牧马场不足的方法,以马市辅助马政。如《明史·兵志》载:“太祖 起江左,所急惟马,屡遣使市于四方”。明代马市主要设在长城沿线“九边”地区,前期以官办的 朝贡贸易为主,后期发展为自由贸易。九边沿线马市先后有近70处,茶叶是买马的主要交换物, 故史称“茶马互市”,由朝廷设置茶马司管辖。洪武末年曾岁易马多至13500匹,杨一清督理 陕西马政四年也曾易马达19070匹。故茶马互市成为边马的又一重要来源。明代马政不仅是政 府经营西北、巩固边防的重要措施,而且也是国防军事力量的重要物资基础。因此,明初朝廷对其 十分重视,其也可谓机构健全、制度谨严、运转尚可。但随着明朝封建政治经济的腐朽堕落,明代 马政也随之衰败不振。二《明史·马政》曾论曰:“盖自宣德以后,祖制渐废,军旅特甚,而马政 其一”。如明廷最重要的陕西马政废弛日甚一日。明初时其监苑牧马还常年保持数万匹,弘治末只 存2280匹,牧马军人也由原额1220名只余745名。陕西马政日废,这只不过是全国马政 的缩影,实为明朝政治经济日益腐败酿成的后果。明朝马政衰败,究其原因如下:首先,宗室藩王 地主豪强对牧场的侵蚀吞并,破坏了马政。明代在西北边地有许多宗室藩王的大片牧场属地,这些 王府牧场多与内苑监所属草场“咸错壤焉”,这往往给宗室藩王侵吞国家草场提供了便利条件。如 《明史·兵志四》载,弘治初“香河诸牧地占于势家,霸州等处具有仁寿宫皇庄”;《明(万历) 会典》卷151也指出:“南北两太仆寺及京营,各边孳牧马匹,皆有牧马草场,其后场地多为豪 强所侵”。陕西苑马寺二监六苑,从弘治四年(1491年)到十三年,草场被侵占达2500余 顷⑥;到十六年,草场由原13万多顷,减少到6万多顷⑦。又如皖西寿州卫所属的芍陂四周草场 为例,明初后“人无专司,水失故道,陂日渐毁。居民乘之,得以日侵月占,掩为一家之私”⑧; 至万历初,芍陂已是“一种而田者十之七,塘而水者十之三”⑨。由此可见,《明史·马政》谓: “官吏侵渔,牧政荒废”以及《明史·兵志四》曰:“按明世马政,法久弊丛,其始盛终衰,大率 由草场兴废”,这实为明代马政衰败的主要原因。其次,民牧养马形式难以为继,致马政危机。民 间养马,不仅要保证马匹的健壮,而且要完成一岁一驹的任务,否则不得免粮役反而要赔偿。故因 马而废本业,因包赔而破产之事例普遍,致“民间官马为累,一马在家,朝夕喂养,至缚其身,不 得奔走衣食”⑩。同时,由于民牧形式是多户供养马一匹,这往往使“有丁多之家倚恃豪强欺压良 善者,令丁少人户一般轮养,靠损小民,甚至略无人心,着令幼儿寡妇笃疾残废一概出马备钱,有 伤风化”。因此,从明洪武到嘉靖年间朝廷屡屡申令不许轮养,但其弊仍未除,民户受累致贫多多 。隆庆时太仆少卿武金即言:“种马有编审之害,有杂役之害,有岁例之害,有轮养之害,有赔偿 之害,重之以官吏需索,里甲之影射,民日益穷,沿袭至今滋弊尤甚”。因此民为马困,造成一些 地方拒养马匹事件。如嘉靖五年宣城等“五县豪民何隆等聚众二万余人大噪”,拒养种马等。朱元 璋曾提醒道:“国以民为本,若国因马而疲民,非善政也”。明中期的养马之害,不仅造成百姓为 牧马而困,以致消极的喂养和拖欠、甚至逃亡,而且也使明廷马政陷于危机泥潭。再次,明代茶马 互市,不是出于经济贸易利益愿望,而是在于控制沿边番族和蒙古族的封建政治目的。如《明史· 食货志》云:“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以茶易马法,用制羌戎”。故明统治 者对马市囿于“华夷之辨”认识,即是所谓“朝廷许之互市,亦是怀柔之仁也”;“国家初与虏为 市,本为羁縻之术”等等,明廷对茶马互市设置了种种制约,如明对茶市实行“金牌符信制”,以 金牌作为贸易许可执照只发给西边番族(以藏族为主体的西北少数民族泛称),允许其以马易茶, 却不让蒙古族直接参与。神宗时巡按陕西御史傅元顺对此曾道:“近议西海丙光开市,即以番茶易 虏马,将使番人仰给于虏,彼此市合,贻患匪细”。为此,每年马市时,明廷规定先对西番进行茶 马贸易,再对“北虏”进行马市交易,以阻断蒙藏两族贸易联系,达分而治之“制西番以控北虏之 上策”之企图。然而由于明朝官方垄断茶马贸易制度诸多弊端,以及酿成蒙古族为突破贸易壁垒限 制而“抄掠不已”,终促使私茶贸易兴起,这不仅致使“私茶屡禁不绝,通番屡禁不绝”,而且也 严重影响了马政国防建设。如早在洪武三十年,朱元璋就下旨曰:“近者私茶出境,互市者少,马 日贵,而茶日贱……檄令秦、蜀二府发都司官军……禁私茶出境”,“私贩(茶)出境,惟易红缨 杂物,使番人坐收其利,而马入中国者少,岂所以制戎狄哉!”明廷规定,百姓存茶量不得超过一 月之用,敢“以私茶出境者,关隘不觉察者处以极刑”。然私茶贸易难禁,如明太祖时李景隆以5 0余万斤茶易马13800匹,匹马折茶36斤。后私茶泛滥,“番人上驷尽入奸商,茶司所市者 中下也”,永乐时,四川碉马茶马司有一年曾用8万余斤茶,仅易驽马70匹,匹马折价高达11 86斤茶。故“自弘治十年至十五年,(西北)茶易番马五千四十三匹,而边马乏,军买马大困” 。而茶马互市渠道阻滞不畅,直接影响了军马供应和边防军队骑操训练,以致影响了明朝的国防力 量。最后,明代马政衰败还有诸多原因。如明代人口的增殖、政府屯田、生态变化等,使空闲土地 和草场急剧缩减。明万历时全国人口已达1.5亿,以皖西为例,相比明初已增加人口2-3倍。 土地兼并和人口增殖使草场日少,牧马业急剧萎缩,此时耕地都成为问题,迫使“马户渐多逃窜” 。这种现象在西北地区也很普遍。又如,西北边境战事频繁,也严重影响牧马业。据《明世宗实录 》正德十六年记载,陕西马政重地“频年官马报掳掠者,不下数千”。再如,西北边地牧马艰苦, 马政仆苑官职位卑,又多以贬官谪宦苟且充数、敷衍塞责,管理混乱松弛;而牧马军人则因西北高 寒、生活艰苦难熬,甚至不能“保暖其妻子”,故颇多逃亡。弘治时受命督理陕西马政的杨一清就 曾指出:“马政废弛,亦多由此”。明初君臣早已认识到“攻战之际,马功居多”,明廷也曾多次 整顿马政,以加强国防建设,如杨一清在陕西整肃筹理马政也一时颇有成效。然这局面也只是昙花 一现,“及一清去官,未几复废”。故由于明朝中期后政治、经济上日益腐败,“盖自万历以来马 政大败,而边牧废弛,愈不可问”,而马政渐趋荒废,使明军骑兵战斗力锐减。如明初陕西边镇因 “追敌制胜,全籍马力”,故“全用骑兵”。然明末时,宁夏镇官军30878人,骡马数仅41 80匹;固原·001·镇官军28830人,骡马数仅8673匹,如此骑兵实力,终导致明边 防军事岌岌可危局势。三恩格斯曾指出:“在中世纪,骑兵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兵种”。在冷兵器时 代,骑兵以其高速奔驰的速度,大范围的灵活机动性的特点,在战场上或正面冲突,或侧击包抄, 或远袭敌后,或出其不意断其粮道等,成为军事打击的重要力量。孙膑曾经就总结骑战的特点道: “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虚败敌;三曰追散乱击;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成;五曰遮 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关津,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振旅;八曰攻其懈怠,出 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此十者,骑战之利也。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间,故曰离合之兵也”。正因骑兵在军事上具如此优势,故而有“古之善骑者,无阵不摧”。纵观中国历史,自秦汉后的统一王朝,凡强盛者无不是以骑兵威震四方、称雄天下。如西汉大将军卫青、霍去病每次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皆率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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