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已经步入现代化的“关节点”,经济取得了飞跃性进展,但城乡差 距、地区差距、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就业和社会保障压力增加,经济增长方式落后,这一系列 问题也同时出现。矛盾的解决,需要“和谐”的引领。从“科学发展观”到“和谐社会”口号的提 出,显示了中国共产党正视现实、解决矛盾的决心。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到了“科学发展、 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崭新阶段。而在和谐社会的整体构想中,必须注重“形成人的能力” 的公平。从某种程度上说,”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对于推动和完善以知识为基础、以人本为核 心的市场经济体制和制度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一、“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是构建和谐 社会的基本出发点人类的任何活动都有其公平的要求,经济主体在社会生产中的起点、过程和结果 的公平,是人类经济活动始终不渝的追求目标。人作为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在人与自然环境、人与 社会的生产和交往中来把握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历史环境和条件并达到对自己处境的理性认 识:按照自己在对象活动中来展示和确证本质力量或能力;按照自我意识的内在尺度来安排社会生 活,这种本质力量或内在尺度就是人的能力,即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既包括人的自然 力,如体力、感觉力、思维力、情感力、意志力等,又包括在后天社会实践中通过锻炼、培养和学 习而形成的社会能力,如社会生产力、政治、思想、知识、道德力量等,而作为体力和智力之和的 劳动能力是最基本的本质力量,它是人的其他一切能力得以形成与发展的内在尺度和主要标志。人 的能力形成、显现和发挥是在人的需要的实现过程中得以施展的;并随着需要的获得和新的需要的 产生而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当代社会是一个多样化个性化的社会,人们对结果平等的强调已经淡 化,但对机会均等的关注与日俱增,都希望通过自己的劳动获得社会的认同或尊重,实现自身价值 和社会价值的统一。不同地区、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党派的人们能否在相对公平、公正的环 境中参与竞争、展现自己的竞争能力和水平关系到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提高构建人与社会的和谐发 展能力,在中国当务之急,不是讨论基于结果的公平,也不是讨论基于权力或者起点的公平,更为 重要的是关注“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也就是说无论生活在大都市或者偏远农村,在未成年人进 入就业市场这个起跑线之前,社会应该提供给他们起码的教育、医疗和必要的公共设施便利;在渐 渐年迈退出就业市场这个终点线之后,政府、企业和劳动者自身应该共建一个能维持其逐渐丧失劳 动能力之后的晚年生活保障;即便不能形成一个覆盖城乡的义务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但至 少目前应该有维持全体公民基本生存的“社会安全网”,进行有效的调节,更多地向困难群体和弱 势群体倾斜,把“矫正的正义”作为当务之急。构建“和谐社会”,两块基石不可少,那就是教育 与医疗的公平。人人都具有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与身体素质,就要求人人都能得到 良好的教育与医疗。这不仅是避免社会动荡所必需的均衡与协调发展的要求,也是实现社会进步所 必需的人的自由与全面发展的要求。教育与医疗,是人人不可或缺的公共产品。教育与医疗资源在 配置上的不合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导致社会不公最为显现的现象。因为人在生存权与发展权上 的公平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受教育权利与医疗保障权利的是否公平。这既要求有足够的投入, 更要求实现投向和投量上的合理。当一部分人享受着多媒体教学,享受着无病健身、小病大养的公 费医疗,还有人却因贫辍学、因教返贫,“小病拖、大病扛”,一人得病,全家受累……真正的和 谐社会,不可能建立在这样的基石之上。随着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计划经 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方面,职业地位正在取代政治地位,教育、业绩或能力这 样的后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正在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流动模式; 另一方面,制度和政策安排在社会流动中的作用,仍然相当显著,有时甚至起到决定性的作用。而 社会流动中的一些制度因素,如户籍制度、人事制度和劳动就业制度等仍在阻碍着“形成人的能力 ”的公平,使社会流动不能畅通运行,也使得处于社会较低阶层的人们,很难上升到较高的阶层。 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就要增强个体主体有参与发展的愿望、有参与发展的能力、有参与发展的机会 、有参与发展的岗位。因此,通过提高经济的自由度,为社会分工和制度的高级演进创造体制条件 ;通过建立健全覆盖全社会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减轻社会分工的交易费用,解除劳动力特别是农村 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的后顾之忧;通过户籍制度改革,大力发展小城镇,扩大城乡的交流与合 作,促进劳动力的合理分工;通过优化城市规划和空间结构,形成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的生产和 生活方式,提高城市的承载力,实现由农民到工人、由农民到市民身份的转变,为“形成人的能力 ”的公平创造良好的社会经济发展环境。二、“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是完成“原生”的人力资源 到人才资源转换的必由之路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高扬广大人民群众的历史主体和价值主体地位,以民 为本、以民为基、以民为根,把改革发展的成果恩泽天下、普惠众生,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广 阔的体制空间,满足其基本要求,把以人为本作为发展战略和发展观的核心落到实处。虽然在中国 现代化初始阶段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可以代替产业资本,但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人力资本要素 的发育和培养必然依赖于劳动者自身的武装。人才资源的投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人才资源 是最宝贵的经济资源和参与全球竞争的战略性资源,是各种各样战略的制高点。离开了全民族的人 力资本积累热潮,离开了全力开发人才资源的自觉意识,离开了坚持不懈地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持久。要将人力资源转化为“人才资源”,“包袱”转化为财富,必 须未雨绸缪,调整投资结构,保持产业结构调整与人才资源结构的协调,在解决资源约束上,尤其 是人才资源上加大投入。然而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的制约下,经济活动主体转换迟缓,缺乏独立 的人格,难以形成合理的社会职能分工和市场分工,公民经济关系变动明显不足,社会生活中个体 主体(摆脱了各种依附关系具有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的个体)没能随着改革的深化取得实质性进展 ,造成这一状况除了人口总量过大外,根本原因还是劳动力就业不充分,劳动者素质不高和劳动力 价格体系不合理,大量人力资源还是“原生”的,未能得到有效开发利用。首先,劳动力市场是一 个供求极端不平衡的纯粹的买方市场,劳动力的供给大大超过需求,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大量转移和 城镇公有制企业下岗人员的不断增加,使劳动力的供给压力越来越大。从2003年开始,中国各 地陆续出现了“民工荒”的现象,从“民工潮”到“民工荒”,昭示了大量农业富余劳动力没有出 路,无法实现就业或就业不充分。其次,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劳动力的可替 代性很强,求职者并不具备讨价还价的条件;在相当一部分所谓的高新技术企业,由于缺乏原创性 ,缺少核心技术,只能参与位于国际产业分工低端的加工制造,获得极少部分的劳动附加值。其作 为生产者尤其是不熟练劳动者(尤以农民工为甚)的可替代性大是造成中国居民收入不足或收入水 平不高的根本原因,只能满足基本生活需求。一边是无节制地套取“人口红利”,毫不考虑劳动者 自身健康和传承教育后代的用工方式,造成劳动力价格的恶性竞争和资方利益的难以撼动;另一边 是以损失一代人的健康、养老和下一代人的教育为代价的大小企业主们每年攫取410亿的“人口 红利”。这种问题的严重性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日益严重,贫困的劳动大军因微薄的收入制约,不仅 使得启动内需成为徒劳无益的空话,也使得后续劳动力缺乏足够的良好的教育和身体,陷入了劳动 者素质不高和劳动力价格体系不合理的恶性循环。<1>如果只取青壮年劳动力这一段“人口红利 ”,忽视在此前和此后的问题,那么无论现在和将来我们的发展势必难以为继;如果社会失去了正 义与公平,改革的成果仅仅成为金字塔尖上少数人纸醉金迷、挥金如土的乐土,或由强势群体占有 ,而改革的成本却要由弱势群体包括年收入不到千元者在内的广大国民承担,其改革的结局注定是 失败的。我们在呼唤企业家、企业主的社会责任感的同时,更要依赖于社会制度和规则的有序运行 。提高农民流动的组织程度,避免外出的盲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发展农村义务教育,加 强对农民的劳动技能培训;消除对农民的歧视,解决农民工子女的入学问题;进一步完善土地流转
制度;提高人力投资规模和效率,为劳动者持续就业创造机会,使其成功地参与国内分工和国际分 工;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和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都是加快富余劳动力转移中不可忽视的问题。唯有形 成“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催生出知识型的劳动大军,才有可能发挥后发优势,为中国经济的可 持续稳定地增长奠定厚实的基础;才能更加有效地促进经济社会增长方式、增长质量、结构调整的 发展变化,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完成从人口大国到人才资源强国的转变,中国人口的压力、老龄化的 压力才能淡出人们的视野。三、“形成人的能力”的公平需要扭转贫富差别导致的消费能力不足绝 大多数的中国人不仅消费能力很有限,根本支撑不起令世人瞩目的高消费,同时消费者信心也严重 不足。很多朴素的中国人不习惯花钱,以前是没钱,现在是因为担心未来。改革前,城市人口收入 微薄,但享有国家补贴的食品、住房和就业保障。现在他们需要自己负担失业、疾病和退休。由于 缺乏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医疗、教育、房地产价格上涨,导致了居民消费信心的不断下降和储蓄的不断增长。凯恩斯的边际消费取向递减理论表明:收入越高消费比重越小。贫富的严重分化,使财富被越来越多的聚集起来,导致收入较低群体有消费需求而没有消费能力,而收入较高群体有消费能力而没有消费需求。广大居民收入不足是导致中国内需不旺的客观原因,而居民消费离不开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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