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美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是一部频繁发生危机的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主要 国家关系中,除美苏关系之外,没有其他任何两个大国之间曾发生过如此多、如此严重的冲突和危 机。为什么中美两国之间发生危机的频率如此之高?而自朝鲜战争后,中美之间的危机没有导致直 接的军事冲突,这又是为什么?今后,中美双方能否避免再次发生重大的政治—军事危机?如何避 免?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中美两国学者进行了广泛的案例研究。他们在各自的假设之上,对历次中 美危机爆发的背景、决策模式、演变过程和结局及其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证。①本文的目的 在于:(1)从总体上把握中美之间危机的基本特征;(2)对决定中美危机行为的主要因素做出 分析,指出双方在危机处理中所遵循的基本理念和主要原则;(3)为预防和妥善处理未来的中美 危机提出一些思路。本文的研究对象,不包括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出现的中美关系紧张之类 的政治危机,而是与军事安全密切相关的危机。一起国际军事安全危机至少应具备三个条件:(1 )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的基本价值面临威胁;②(2)决策者须在有限的时间内做出反应;(3) 这种反应导致敌对性军事互动的可能性很高。如果情势已经具备了前两个条件,需要启动危机管理 机制,但导致战争的可能性并不高,则可称为“准危机”,如1999年5月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 贝尔格莱德大使馆事件和2001年4月海南岛附近空域的中美军机相撞事件。为了便于从总体上 把握中美之间危机的特征和规律,本文把中美之间的军事安全危机和准危机放在一起研究,统称为 中美危机,主要包括:导致中美两国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的朝鲜战争、1954～1955年和1 958年两次台湾海峡危机、越南战争、1996年3月的台湾海峡军事对峙,以及“炸馆事件” 和“撞机事件”。①②相关著作包括:AllenWhiting,ChinaCrossest heYalu:TheDecisiontoEntertheKoreanWar(Stanf 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0);AllenWhiting,TheChineseCalculusofDeterrence(AnnArbor: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1975);AlexanderL.GeorgeandRich ardSmoke,DeterrenceinAmericanForeignPolicy(N 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1974);DavisB .Bobrow,SteveChan,andJohnA.Kringen,UnderstandingForeignPolicyDecisions:TheChineseCase(NewYork:theFreePress,1979);GeraldSegal,Defending China(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5);MelvenGurtovandByong MongHuang,ChinaunderThreat:ThePoliticsofStra tegyandDiplomacy(Baltimore:JANPress,1980);S huguangZhang,DeterrenceandStrategicCulture:ChineseAmericanConfrontations(Cor nellUniversityPress:1992);J.H.Kalicki,ThePatternofSino AmericanCrises:Political andMilitaryInteractionsinthe1950s(London: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75);Thomas J.Christensen,UsefulAdversaries:GrandStrategy,DomesticMobilizationandSino Ameri canConflict1947～1958(Princeton:PrincetonUniv ersityPress,1996);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1954～1958年的 中美关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此外,中国学者章百家、宫力、牛 军、吴白乙、张沱生等对中美危机的个案进行过专题研究。面临威胁的“基本价值”可能包括该国 具体的国家利益,也可能涉及到该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声望,如捍卫承诺和讨价还价的能力,甚至可 能涉及该国领导人自身的权力地位。这三类基本价值并非完全相互排斥,在许多危机中,上述基本 价值可能同时受到威胁。古巴导弹危机就是最明显的例证。在美国决策者看来,苏联在古巴部署导 弹的行为,对美苏战略力量平衡、美国在国际社会的声望及约翰·肯尼迪总统本人的政治生命同时 构成了威胁。一中美危机的基本特征中美之间的危机,或爆发于中美关系处于敌对时期,或发生在 一些分析称的“非敌、非友”状态的冷战后时期。在1971～1996年的25年间,尽国在意 识形态和台湾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但几乎从未出现过任何可致两国军事对抗的征兆。1979年 ,美国国会通过了《与台湾关系法》,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导致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但是,两国 为对抗苏联而建立的“准同盟”关系仍能得以保持。在地区安全领域,两国以各种展开了静悄悄但 十分重要的情报分享和军事合作。①1989年天安门事后,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把美国视为煽动和 支持动乱、企图颠覆中国政府重政治威胁。然而,即使在如此紧张的政治气氛中,也极少有人预期 中间会发生军事危机。这种状况直到1995～1996年的台海军事对峙才发生变化。中美之间 长期未曾发生军事危机的事实证明,当双方面对某种共同战胁时,尽管双方尚未建立技术上可行的 危机管理机制和措施(如领导人的“热线”),也能够达成某种默契来防止军事危机。中美危机同 两国的形态对立没有必然联系,同是否建立了危机管理机制也没有必然联系,同两国是否面临共同 安全威胁以及两国领导人对双边关系的认知有很联。这可以说是中美危机的第一个基本特征。除2 001年南海撞机事件外,中美危机的发生都同第三方有关,②属于学者理查德·莱博所称的“衍 生危机”一类。③这是中美危机的第二个基本特征。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中,中美两国都为了支 持各自的盟友而卷入了军事对抗,而不是各自的盟友为了中美两国而卷入战争。在三次台海军事对 峙中,虽然中美之间有发生军事冲突的危险,但台湾首当其冲,主要的对立面是中国大陆和台湾。 炸馆事件中的第三方是离中美两国万里之遥、同两国安全均无直接利害关系的南斯拉夫。在科索沃 战争中,中国政府强烈谴责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侵略行径,支持米洛舍维奇领导下的南斯拉夫政府 。因此当得知北约飞机轰炸中国驻南使馆后,绝大多数中国人认定这是“美国的蓄意报复”,不相 信这是“误炸”或偶发事件。中美危机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两国都从未通过挑起军事危机来直接 威胁对方的国家生存,更不想通过危机来发动战争,而是在危机状态下向对方发出希望避免交战的 信号。例如,朝鲜战争爆发后,周恩来在毛泽东的授权下,曾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向美国发出信息 ,警告美国政府:如果美军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企图彻底推翻朝鲜革命政权,中国不会“坐视不 管”。但是,这些重要信息要么被美军前线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故意忽略,要么没有传达到杜鲁门 政府最高层。在美方对中方的警告置之不理的情况下,毛泽东才做出了赴朝参战的艰难选择。在美 国方面,杜鲁门政府在国民党当局撤退到台湾后已明确地采取了从中国脱身的政策,其介入朝鲜内 战的初衷并非以朝鲜为跳板来进攻中国。没有证据表明,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等美国最高决 策人员如事先确信大规模的中国正规军已经准备入朝,并将不惜代价将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仍会 支持麦克阿瑟将战争推向中朝边境地区。近年来解密的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假如中美之间的信息传 递渠道是畅通的,两国在朝鲜战场上的正面较量或许可以避免。朝鲜战争之后中美双方都从中吸取 了深刻的经验教训,都强调谨慎用兵,执行严格的交战规则,避免两军直接冲突。从美国方面看, 最深刻的教训有两条:一是领教了中国决策者的意志、决心和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今后要避免和中 国军队作战特别是地面战;二是要加强危机期间的沟通,重视中国发出的警告和信号,并做出明确 回应。一位美国历史学家指出,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领导人确实‘接受’了朝鲜战争的教训, 开始重视中国发出的各类警告,把避免与中国军队的冲突作为制定计划时要考虑的重要因素。他们 被迫小心谨慎地制定每一步的战争升级策略,千方百计地避免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即中美之间面 对面的战争。”①中国方面总结出的经验对以后中方的危机行为也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 ,毛泽东在抗美援朝战争总结大会上指出:“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 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 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②另一方面,毛泽东所说的把 美军的“底摸熟了”,也包括认识到自身军队在技术装备和后勤保障等方面同美军的差距,认识到 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美国军队不是好对付的。③在1958年的台湾海峡危机中,毛泽东命令对金 门等沿海岛屿实施炮击,是美国当年7月入侵黎巴嫩后,中国以实际行动对阿拉伯人民的支持。毛 泽东对这一行动的解释是:“金门炮战,意在击美”;④“这次炮轰金门,老实说是我们为了支援 阿拉伯人民而采取的行动,就是要整美国人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⑤毛泽东发动的反美宣传言辞激烈,但在实际作战部署中却极力避免与美军交战,所谓“整它一下”,只限于外交和政治方面。1958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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