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体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200 3年12月26日,胡锦涛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发表讲话指出,要继续奉行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努力争取较长时期的良好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 共同发展这一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坚持冷静观察、沉着应对的方针和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发展模式多样化,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共同推进人类和平与 发展的崇高事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强调“和而不同”的外交哲学观。这一哲学观念表现在实践 上,就是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和平与发展是世界两大主题”以及和平崛起战略理念的倡导和 付诸实践。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指出,“和而不同”是中国的一 个伟大思想,这一思想强调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 相辅相成。用“和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 化解矛盾。2004年6月28日,温家宝总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 《弘扬五项原则促进和平发展》的演讲指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是孔子思想的精 华,“我们应该坚持和平共处的伟大思想,充分尊重各国文明的多样性,而不应人为歧视或贬低他 国文明;应该鼓励各种文明在对话交流中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而不应相互隔绝和相互排斥;应该 倡导各种文明在相互包容、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而不应强求一律、强加于人。”“和而不同”外 交哲学观的最新体现,就是中国领导人对多边主义的强调。①源于进一步全面参与国际社会和加强 区域塑造能力的需要,中国的外交思想越来越体现出双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相结合的实践模式。新一 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首先体现在,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发展战略思想,体现出以经 济主义为主导的战略意识。经济主义既包含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内战略安排,亦表明以经济为主 要对外手段拓展国家战略利益的国际战略设计。换言之,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 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 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崛起的核心。经济手段可能是通过与国际社会交往获得双赢 局面最重要的手段,中国的经济繁荣将使各国特别是亚洲邻国受益。这一外交战略思想要求,积极 参与经济全球化,争取成为东亚经济的主导性力量,成为世界经济的主要发动机,以中国的经济持 续高速发展推动世界经济,大力拓展经济战略利益,确保经济发展作为中国顺利崛起的核心。中国 的经济战略目标不仅局限于为经济建设创造国际环境,拓展经济利益,还需要加强塑造能力,锤炼 议程创设和实施能力,以经济战略的成就促进国际战略的整体成熟。在具体表现上,我们可以看到 ,2003年堪称中国的“自由贸易区年”。除正式与东盟签署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之 外,200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上海合作组织第二次总理会议批准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多 边经贸合作纲要》,建立中亚自由贸易区成为上海合作组织的一个重要目标。云南省等地与东盟国 家的边境贸易及围绕大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合作也开展得有声有色,中国吉林省提出与俄国、韩国、 日本等国建立东北亚自由贸易区。同时,中国与印度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酝酿启动。之后,中 国还与南部非洲关税同盟宣布启动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国发起的自由贸易区运动具有十分深远 的战略意义。从一个角度看,中国周边国家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与中国国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相对 应,而中国正在利用这种不平衡,把经济上的不平衡转化为战略上的平衡。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 外交思想体现在区域合作的积极参与和东亚合作主导推进上,并体现出地缘意识、区域主义与经济 主义相辅相成的显著特征。具体地说,随着中国的崛起,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深刻转变,一个紧密型的环中国经济带正在形成。与之并行的是,中国崛起带来的区域震动———即以“中国威胁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中国困境”(ChineseDilemm a)———表明,中国有必要以东亚区域发展为核心,大力促进东亚一体化,创立有助于区域经济和 进一步经济开放的区域性国际制度,为其他国家搭中国发展之便车提供机会。②当前亚洲区域合作 呈现三个主要特点:一是起步虽晚,但发展迅速,前景广阔,已逐渐形成了宽领域、多层次、广支 点、官民并举的良好态势;二是东亚合作正在成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先导;三是中国在区域合作 中发挥了日益重要的作用。中国对区域合作的参与是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冷战结束后,中国与周 边国家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陆续正常化,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构成了这一转变的历史背景。中 国周边安全面临的挑战和隐患,中国与世界、尤其是与周边关系的日趋紧密,东亚金融危机的爆发 ,则提供了启动区域合作的契机和动力。中国积极参与了上海合作组织的筹建以及“10+3”的 进程,逐步加大了对这两大区域合作的投入。在北面,上海合作组织已完成机制化建设,逐步从安 全合作向经济政治合作扩展,中国和俄罗斯为此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南面,中国率先与 东盟确定建立自由贸易区,带动了其它域外国家对自由贸易安排采取更为积极的态度。中国率先加 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巩固了与东盟关系的政治法律基础。中国率先提出开展非传统安全合 作,拓展了东亚合作的范围和内涵。中国率先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了本地区各国合作的 水平。中国积极与日、韩协商、发表了第一份中日韩三方合作联合宣言。这些积极主动的举措,增 进了中国与域内各国的相互信任,缓解了周边邻国对中国的疑虑,取得了良好的政治和经济效果。 ③建国迄今,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对于区域合作的认识经过了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党的十六大报告 中明确提出加强睦邻友好与区域合作,区域合作首次出现在党的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首次与双边 关系并列。2003年11月2日,温家宝在博鳌亚洲论坛第二届年会上发表《把握机遇、迎接挑 战、实现共赢》的演讲,指出加强区域合作与交流是实现亚洲共赢的有效途径,应按照形式多样、 互惠互利、循序渐进的原则,深化区域和次区域合作,要立足现有合作机制,探索新的合作方式, 扩大合作领域,不断提高合作水平。2004年6月22日,温家宝在中国与东盟外长青岛非正式 会议上发表《共同推进新世纪的亚洲合作》的演讲,提出以经贸合作为先导推进亚洲全面合作,并 强调经贸合作是区域合作的核心内容,需要进一步探索建立区域性自由贸易安排和投资保障机制, 同时,加强各种多边合作机制间的联系与协调,使之经常化和制度化。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 思想体现在,推进以结伴而不结盟为核心的新型国家间关系。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大国伙伴 战略关系不同的是,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所确立的国家间伙伴关系体现出更为准确的把握,更具全 球性,战略视野更为宽广,并将这种新型关系应用于国家联盟。例如,中国与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 伴关系得以巩固,并深化到经贸合作等领域;中国与印度捐弃前嫌,致力于长期建设性合作伙伴关 系的发展;④中国和法国确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与巴西、南非分别确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与罗 马尼亚建立了全面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等。中国与东盟10国领导人2003年10月签署了《中国 -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并率先与东盟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了东亚 地区各国合作的水平;中国与欧盟建立了中欧战略伙伴关系,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与国家联盟的战略 合作提升到新的水平。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外交思想体现在重视多边主义,更加强调利用国际制 度维护和拓展国家利益。多边主义往往与对国际制度的重视密切相连。将国际制度视为实现国家战 略目标的手段,通过国际制度的参与、创设乃至主导实现融入国际社会和拓展国家战略利益,是中 国既定的战略选择。⑤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世界逐步建立起接纳新崛起大国的国际制度框架,这 是中国得以全面融入国际社会的基础条件之一。国际关系的多元化并非没有秩序或杂乱无章,与向 纵深发展的多元化进程相伴随的是制度一体化进程,⑥在这个进程中,中国经历了从身处边缘、被 动、消极参与到积极参与、主动建构,中国与国际制度的互动构成了一幅纵横交织、由淡至浓的画 卷,而中国积极参与者、主动建构者的角色日渐突出,这既是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的表现形式, 也是中国崛起被国际社会接受的重要标志。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强调联合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的核 心地位与作用,强调全球性国家组织对中国的战略意义。例如,2004年6月28日,温家宝在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创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普遍性、代表 性和权威性的国际组织,应充分发挥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制的重要作用。同时,应重视发挥世贸组 织、世界银行等多边机构以及地区性合作机制的积极作用,不断提高国际合作和区域合作的水平。 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还积极参与其他多边国际组织的活动,拓宽国际活动的空间。例如,2003 年6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出席了在法国埃维昂举行的八国集团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非正式对话 会议,登上了八国集团首脑会议的舞台。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加强了与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 立的国际磋商机制———如中非合作论坛、亚欧会议等———的联系,在其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加强了主导建立的区域性国际制度———如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 。例如,胡锦涛2004年6月17日在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上发表《加强务实合作共谋和平发展》的讲话,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正发展成为加强成员国睦邻互信和务实合作的重要纽带,成为促进地区安全、稳定和发展的有效机制,成为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建设性力量,上海合作组织已经进入新的发展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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