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在军事安全领域进一步呈积极进取态势,军事实力不断扩充,军事 大国化的发展倾向日趋增强。鉴于历史教训及国内法律因素的限制,至今仍表示坚持“专守防卫” 政策的日本,主要是借助外部因素来拓展军事力量的发展空间,其中,以日美安保体制为核心的日美同盟无疑是其走向军事大国的重要平台。日美同盟与日本的军备扩张自1993年起,日本已连续1 0余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防卫费用支出国,且其人均防卫费用居世界首位。在巨额防卫费 用的支撑下,日本自卫队的军事装备也正向着大型化、远程化、尖端化、攻击化的方向发展。自早在1995年1 1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共同决定的新《防卫计划大纲》就已提出要进一步推进防卫力量 的“合理化、效率化、精锐化”,谋求防卫力量“质的提高”。日本军备扩张的重点在于发展海空 远程武器系统,力求加快建立一支海空联合、具有远程打击能力的新型作战力量。至90年代末期,从军事装备的技术水平来看,日本自卫队所装备的90式坦克、AH-IS反坦克直升机、“金刚”级宙斯盾驱逐舰、F- 1 5J歼击机、F- 2支援战斗机、E- 2 C预警机、E- 76 7预警机、“爱国者”防空导弹等均属于高技术武器。其中,许多高技术装备或是完全从美国引进的 ,如用于宙斯盾驱逐舰信息处理的高速电子计算机系统;或是根据美国的许可证进行生产的,如F-1 5J歼击机;或是日美两国共同研制的,如F- 2支援战斗机。以1 996年4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日、《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为转折点,日美两国的军事同盟关系不断得到深化。1 997年9月制定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规定,发生“周边事态”时日美两国相互合作的领域多达4 0项。随后,日本政府不断从国内立法的角度完善并深化日美军事同盟关系。在此背景下,2 0 0 0年1 2月,日本安全保障会议和内阁会议共同决定的《2 0 0 1年度～2 0 0 5年度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日本的防卫费用总额在2 0 0 1年度至2 0 0 5年度内将达到2 5.1 6万亿日元的规模,并主要从改编自卫队体制、更新装备、提高自卫队的快速反应能力及与美军联合 作战能力等三个方面来加强防卫力量的建设。对此,日本社会舆论认为,“新防卫力量整备计划” 是“以具体形式体现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精神”1。例如,该 计划提出将为航空自卫队装备4架兼具空中加油功能和运输功能的飞机,其意图显然是为了满足向美军“提供物资(武器弹药除外)及燃料、油脂、润滑油”的需要。21世纪初期,日本政府加快了开发、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TMD)的步伐。2 0 0 2年1 2月,在美国国防部宣布将从2 0 0 4年开始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之后,日本防卫厅长官石破茂也随即声称日本将把日美两国正在研制中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TMD)推进到开发和部署阶段。2 0 0 3年6月2 1日,日本政府正式决定出资从美国购入弹道导弹防御系统,该套系统将由在大气层外截击导弹的宙斯盾舰载爱国者- 3型导弹系统( PAC- 3)和在地面附近截击导弹的地对空标准- 3型导弹系统( SM- 3)两部分组成,并计划于2 0 0 7年度装备部队,从而构筑起由海基中段防御系统和地基末段防御系统组成的双层防御体系。为落实上述决定,2 0 0 3年8月2 9日,日本防卫厅就2 0 0 4年度防卫费用预算案提出了4 .96万亿日元的概算要求,其中1 4 2 3亿日元用于建设弹道导弹防御系统。日本防卫厅认为必须加紧部署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原因在于,“若不统一日美军事技术水准的步调和确保互动性,安全保障的同盟关系将不被信赖”2 。由此可以发现,除满足日本自身军事战略的需求之外,以日美两国军事装备的“通用性”来保障日 美安保体制的有效性是当前促使日本军备扩张的重要因素。显然,仅就军事战略而言,日美两国之 间仍存有较大距离。日本至少在表面上坚守“专守防卫”战略,而美国的军事战略则是全球性的, 美军装备也必然要谋求保持世界最高水平。但是,以日美同盟为借口,日本自卫队大量配备日美相互通用型装备,自然使得日本的军备水平不断提升、作战能力大幅增强。例如,1998年3月交付使用的E- 76 7预警机,由于其包括雷达在内的机载电子装置与美国空军的E- 3预警机基本相通,能够情报共享,这样便可进一步通过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雷达站和日本现有的 地面雷达基地联网,从而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大纵深的早期预警和空中指挥系统。另外,美军所 实施的以信息技术为主的新军事变革对日本自卫队军备的发展方向亦有较大影响。海湾战争以来, 日本自卫队在提高武器装备的信息化水平方面紧紧追随美国。例如,90年代末期美国海军提出名 为“CEC”的情报共享扩大计划,日本海上自卫队随即表示关注,并探讨如何加以引进。整体上 看,日本的军备扩张正在进行之中。为了适应美国的全球反恐战略需要及新军事变革的形势,根据 日本政府正在拟定中的“新防卫计划大纲”,自卫队的防卫重点将从防止外国侵略调整为防止弹道导弹袭击和恐怖活动等威胁;为适应新的职能,自卫队将增加500 0名现役军人,届时自卫队现役军人将超过1 5万人;调整海上自卫队和航空自卫队的舰队编制和装备,计划从2 0 0 7年开始在4年内为现有的4艘宙斯盾舰和航空自卫队的4个高炮群逐步配备拦截导弹3 。日美同盟与日本的海外派兵日本自卫队成立不久,参议院就通过了禁止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决议。 长期以来,自卫队的军事活动空间大体上局限于日本本土。但冷战后,日本政府借助日美同盟的强化来实现其军事大国志向,自卫队向海外派兵呈“正常化”发展趋势。1991年初爆发的海湾战争是冷战后日本政府启动海外派兵的出发点。当时,尽管日本先后向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了总额达1 30亿美元的资金援助,但仍被西方舆论抨击为“纸上盟国”、“只出钱、不流汗”。于是,1 991年5月日本向海湾地区派遣扫雷艇编队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一起执行扫雷任务。1 992年6月日本国会通过了《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合作法案》,正式从法律上为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扫清了障碍。依此法案,1 992年1 0月日本政府首先向柬埔寨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此后直至2 0 0 3年底,日本政府又先后向莫桑比克、卢旺达、戈兰高地、东帝汶、阿富汗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2 0 0 4年2月日本又派兵前往伊拉克协助美军行动。除维和领域外,自卫队的海外派兵“正常化”趋势更 主要地体现为其在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地位提升。冷战时期,日美两国在军事安全领域是一种“被保 护者”与“保护者”的关系,但从90年代中后期起,日本开始从日美安保体制中的“小伙计”上升为“平等伙伴”。根据1997年9月日美两国公布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双方强化了发生日本“周边事态”时的相互 合作,其中规定日本对美军行动的“后方地区支援”包括补给、运输、保养、卫生、警备、通信及 其他项目。所谓的“后方地区”,新指针明确指出:“虽主要在日本的领域内进行,但也包括与作 战地区截然相区分的、日本周围的公海及其上空”1。对此,有学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进一步打 开了自卫队派兵出国的大门。如果说,以前只能在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旗号下跨海出洋,那么, 根据“新指针”,自卫队可以在日美联合对付‘周边事态’的名义下堂而皇之地在亚太地区的‘热点’冲突中登台亮相了。”2为落实“新指针”所规定的具体内容,日本国会又最终通过了《周边事态法案》、《日美相互提供物 品及劳务协定修正案》、《自卫队法修正案》等“新指针”相关法案,从国内立法的角度为日美同 盟的强化完善了法律依据。对于自卫队实施“后方地区支援”,《周边事态法案》又进一步规定, 日本首相在紧急必要的情况下可先行采取对应措施,只要事后获得“国会承认”即可,这显然扩大了日本政府的海外派兵权限。九一一事件发生后,20 0 1年9月1 9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首相官邸主持召开了“反恐怖对策阁僚会议”,会上决定的“基本方针 ”认为“与恐怖主义做斗争是我国自身的安全保障问题”,并提出“为了向美军针对恐怖主义采取的措施提供医疗、运输、补给等方面的援助活动,决定尽快采取派遣日本自卫队所需要的措施”3。这样,日本搭乘美国的“反恐战车”,多次制订或修改国内相关法律,使其军事存在扩大到印度洋地区。2 0 0 1年1 0月,日本国会先后通过了《反恐特别措施法》、《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 为配合美国的反恐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与以往相比,《反恐特别措施法》进一步拓宽了自卫队的 海外活动空间,只要是“认定的非作战区域”,其活动空间将包括“公海及其上空、当事国同意的该国领域”。根据该法案,20 0 1年1 1月9日,日本政府派遣3艘军舰和70 0名自卫队员开赴印度洋,支援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作战行动。与1 991年海湾战争后日本派遣扫雷舰队赴海湾地区“替美军打扫战场”相比,此次则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公开在战时向海外派兵支援美军作战。2 0 0 1年1 1月2 5日,日本政府再次派遣海上自卫队所属舰队开赴印度洋和巴基斯坦,加强对美军的支援。日本海上 自卫队还主动向美国提出,希望美国政府“请求”日本延长对美国领导的反恐行动提供后勤支持的 期限并扩大支援规模,让日本军舰继续驻留印度洋半年并增派舰只前往。日方解释提出这种要求的 原因是:如果美军对伊拉克开战,日本派遣这些先进装备将非常困难,倒不如在形势平稳之际把战舰派出去,将来开战后便不会出现新问题1。于是,20 0 2年4月,美国正式向日本提出增派宙斯盾驱逐舰的要求,同年1 2月,日本海上自卫队最先进的“雾岛”号宙斯盾驱逐舰开赴印度洋地区支援美军行动。随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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