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中的神圣超越追求引起的文化喧嚣 ,经过“杂语时代”激烈的学术争辩和话语较量 ,已渐趋平息。文坛和批评界曾亢奋激昂地为此提供了大量歧见纷呈的论述。至今 ,无论人们对此态度是褒是贬 ,是抑是扬 ,至少有一点毋庸置疑 ,即 :在中国当代无神语境中 ,神圣价值诉求已成功地奠定了自己作为“话语”的地位。不管在价值取向上是否认同 ,人们至少不会为此提法感到匪夷所思 ,而不过是在对这一精神向度和言说方式表示理解和认可的共同前提下 ,进行着迥然相异的褒贬品评。人们对于此类缺乏本体追问的宗教话语并不感到奇怪 ,而视之为理所当然地争相参与言说 ,这一现象本身却令我颇为惊愕。问题便油然而生 :在一个无神的语境中 ,神圣话语是如何被引入的 ?在神之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显然缺席的情形之下 ,张承志、北村等作家 ,如何在纷纭诡谲的价值图景中开辟出惊世骇俗的神圣一维 ?这种神圣话语的实质内涵是什么 ?可能带来怎样的价值效果 ?重提这一命题之目的 ,在于探明 :如果人们不再追问某一神圣信仰的本体问题 ,不再对其信仰对象提出“是否存在”的追问 ,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它与张承志、北村们在“无神语境”中表达信仰时的叙事形态和策略有何关联 ?是否在话语、策略和真实内涵之间 ,存在着神圣倡言者不愿目睹的错位和遮蔽 ?一个无须慧眼就能觉知的现象是 ,张承志、北村等神圣价值诉求者 ,很少在作品里对他们所膜拜的最高神位发言。《心灵史》① 中 ,张承志的主要抒写对象是哲合忍耶广大信众和少数不同凡响的圣徒、精神领袖 ;北村小说里 ,直接涉及上帝和圣子耶酥基督的言说亦不多见。更重要的是 ,神的存在与否 ,未能作为问题进入探询视野。与 2 0世纪现代神学做法相似 ,他们明智地回避用理性来论证最高者是否存在的做法。如此行事 ,似乎意在强调神圣价值无须通过理性来证明 ,只须信仰者的精神见证即可。问题落脚于他们言说神圣价值的方式。显然 ,张承志、北村在当代语境中确立神圣之维的途径 ,无外乎叙事。那么 ,以张承志和北村为代表的中国当代神圣追求者采用什么样的叙述来进行神圣表达 ?这种叙事呈现出何种精神面相 ,并由此凸现出怎样的价值内涵 ?在笔者看来 ,其确立神圣言说之“合法性”的叙述方式和叙事策略 ,主要包括如下方面 :首先 ,是信仰态度的坚定表达 ,以及对精神救渡与圣化的心灵历程的“论证性”描述。当我们断言上述神圣话语中缺乏神之存在的本体论证时 ,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其中浓重的论证痕迹。那么他们采用的是何种论证方式 ?他们是通过描述“信仰在个体身上的发生”这一似乎不可否认的“心灵事实” ,来论证神圣信仰的有效性的。这种论证包括两方面 :一是作家自身个体信仰的表达 ,二是对于他人 (比如主人公 )精神救渡历程的叙述。张承志和北村 ,并未进行隔靴搔痒式的空洞说教 ,而是首先以个体自我的虔诚投入 ,表现出坚定的主观信仰姿态。而且 ,他们在多处明确表示 ,并着重强调这一信仰的抉择对于个体生命的无上意义。在北村的履历表中 ,皈依基督成为最重要的生命事件而光彩耀目。张承志则再三表明他的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 ,乃是作为哲合忍耶信仰之集中表述的《心灵史》 ,在他的创作生涯中可谓“绝后空前”。至于以小说叙事承担神圣信仰的见证功能 ,也就是通过对主人公神圣追求以及主人公精神上的超越、升华历程的描绘 ,来展现神圣信仰的巨大威力和无量功德。比如 ,北村小说中的神圣叙事 ,多半是对于“沉沦与拯救”情节模式的反复叙述和花样变换 ,不管是《张生的婚姻》② 中的张生 ,《孙权的故事》③ 中的孙权 ,还是《施洗的河》④ 中的刘浪 ,这些主人公走向神圣的路径莫不大同小异。张承志《心灵史》的叙事 ,则展现了一代代哲合忍耶信众在神圣信仰的驱动下 ,面对屠戮摧残和贫瘠困厄 ,始终怀着坚韧决心忍受人生种种苦难的一条充满牺牲的信仰之路。这类叙事似乎也在述说着信仰的“充足理由”。它们仿佛表明 :最高的神位是否存在 ,根本不构成问题 ,只要我“信”了 ,就意味着一切 ;只要信仰在人的精神中发生 ,就是神圣存在的见证。这种见证方式 ,依循着与 2 0世纪西方神学的一种影响甚大的观念相似的逻辑 ,即 :即便有人宣称上帝已经死去 ,即便我们失去了实证上帝存在的可能性 ,但是只要我们在“上帝缺席”的遮天蔽日的浓密黑暗之中 ,依然信着、望着、爱着 ,那么 ,这本身就是上帝依然存在的活的见证 ;在没有上帝存在的人生中 ,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信仰实践 ,“活出上帝来” ,“活出上帝的见证来”⑤ 。所以 ,神圣价值的存在论证在于这种信仰的存在 ,而不在于信仰对象 ,即这一最高神位存在的本体证明。神存不存在已经变得无关紧要 ,只要虔敬事神者的激情与态度相互感染 ,仿佛就能极为有效地作出见证。实际上 ,这是通过对信仰者姿态的描绘性和赞誉性的叙事 ,来建立和强化神圣价值诉求的。其次 ,是在与“俗世价值”的对峙中确立神圣价值的叙事合法性。当代小说中的神圣叙事 ,都不约而同地对于世俗价值 ,尤其是商业价值和实用主义采取最为尖锐的批判立场。张承志对商品世界的愤世嫉俗的拒斥 ,在其小说、散文中时常可以见到。他痛恨“媚俗” ,标举“清洁精神” ,无不显示着这一倾向。而北村也在小说中不止一处显示出世俗的金钱、性爱、权力和其他功利欲望那使人绝望的魔性。不过 ,在我看来 ,他们与世俗商品化价值的对峙 ,仍是“世俗”意义上的对峙。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世人将张承志和张炜相提并论 ,一同视为当代追求“人文精神”价值取向的中坚 ,这一点毫不奇怪。张炜的所谓“神圣” ,严格说来 ,与宗教情怀相去甚远 ,不过是伦理道德上的崇高感。这一态度 ,隐含着某种世俗英雄主义的孤傲。只有借用传统人文精神中重义轻利的价值背景 ,才能更为有效地确立自身价值上的优势。他们的所谓“神圣价值诉求” ,依靠的并非自身纯粹的神圣品格 ,而仅仅是世俗价值对抗关系的一种表现。张承志在《心灵史》等作品中热衷于对穷人形象和贫瘠惨酷的生存境遇的描写。然而 ,穷人对于商品化价值和金钱价值的蔑视 ,其实与富人骄矜于钱财之举 ,具有类似的心理逻辑。它本身也只是一种世俗的价值姿态。另一种叙事策略 ,乃是对神妙境界和神圣“举意活动”的审美化叙述。这种手法 ,是通过文学艺术方式来传道宣教的通常表现。在《心灵史》中 ,浓墨重彩极力表现和顶礼膜拜的 ,是所谓“牺牲之美” :“让世界快来屠杀 ,我举意流尽鲜血。让客观快变成刀斧 ,帮助我让头颅落下———这种情绪一经大西北性格的烘托 ,便成为一种可怖的和美丽的精神”⑥ ;“这种力量 ,这种魅力使人发痴———使人切肤地觉得自己站在宗教的边缘 ,站在神秘主义宗教的深渊边缘。人们会为自己的陶醉吃惊 :因为他们完全忘记了英雄死去的形式。他们只觉得———牺牲的美丽”。而在北村的关于沉沦与救赎的小说中 ,最审美化和诗意化的时刻就是神性光芒照亮灵魂的一刹那 ;此时此刻 ,人的精神豁然开朗 ,得到解脱、拯救和超升 ,万事万物、大千世界均笼罩在这种神性之光的普照之中。这些情节 ,召唤出的是令人迷醉的审美境界。因此 ,在他们的神圣价值叙事文本中 ,都极其重视审美化叙述 ,通过营造审美意象或意境 ,来着力渲染这一价值姿态的神圣性和精神穿透力。所以 ,神圣价值的确立 ,又在无形中借助了未必非世俗的审美价值的支撑。上述三方面 ,都意味着当代中国文学中的神圣超越价值诉求难以回避的姿态性。神圣价值诉求 ,若未能令人信服地论证所崇仰对象藉以确立其神圣地位的理性基础 ,无以提供这种信仰对象高于其他对象的充足理由 ,就只能是一种信仰姿态。无论是其表述、见证方式 ,还是其实质内涵 ,价值诉求的“姿态性”都难以避免 ⑦ 。所谓“姿态性” ,并不一定意味着某种外在的表演性。其中当然存在精神内化的可能 ,但这种内化 ,也是对“姿态性”的内在追求。它所揭示出的是这样的人生境遇 ,即 :由于信仰对象的本体问题没有解决 ,而信仰者又不愿放弃对于信仰的坚持 ,于是只能以保持信仰样态姿势为目的 ,以自身的信仰之坚守为依据。大凡“姿态性”的追求 ,意识关注的重心不在于所“追求”的对象 ,而在于“自己是否有所追求”这件事本身。或者说 ,所“追求”对象之所以显得必要 ,是因为它使人由此感到自己“正在追求”。所以 ,在种种表象之下 ,我们看到其真正意图 ,乃是在面对世人 ,也面对自我之时 ,显出“追求的姿态” ,让自己“朝圣的身影”在“世界之镜”或“内心之镜”中映现出来。其整个价值的支点就以这种方式建立在姿态性基础之上。本体性存疑的“信仰姿态叙事” ,牵涉到的不仅是叙事问题 ,而且还会由此形成特定的价值形态。在当代小说中 ,这种姿态性有诸多方面的表现。表现之一 :价值话语的仪式化与重复性 ,或曰缺乏理性深度与进展的同义反复。由于这种神圣超越价值诉求无须其他论证 ,只留下唯一“结论性”的表达。它既是其逻辑的起点 ,也是其终点。此类价值话语 ,是以信仰见证信仰 ,以姿态强化姿态 ,在逻辑上并无进展 ,在思想上仍未深化 ,总之 ,信仰内涵仅限于一个平面 ,未能展开。所以 ,我们从中得到的 ,乃是凝固的、“永恒”的信仰姿态 ,和不断重复的仪式般的行为言说。从孙权到张生到刘浪 ,北村将“沉沦与拯救”的故事一再叙说。模式的重复性和单调性便从这种仪式化的反复叙事中凸现出来。比较而言 ,更值得玩味的是张承志的创作。有学者发现 ,称为“心灵史”的作品 ,表现的恰是一种“无史的心灵” :“我们在《心灵史》中 ,也看不到宗教教义的展开和发展 ,只看到一套一套不变的宗教仪式 ,一代一代传承的‘口唤’ ,一个一个同样面孔的宗教殉道者 ;再就是千篇一律无休无止的被迫害、被屠杀、被流放、被监禁和施以酷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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