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城市性质与以往相比较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外国资本主义的侵入,对中 国原有的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结构起了很大的解体作用,因而近代中国的城市化打破了井然有序的 模式。无论在哪个国家,城市化并不仅指人口、产业在空间上简单地位移和城市面积的扩大及城市 数目的增加,而是标志着社会结构的重建过程,先前以乡村和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社会机制会发生很 大的变化。近代中国的城市化因受制于西方资本主义的影响,所以中国都市尤其是上海成为了西学 传播的中心,外国租界地的存在和“华洋杂处”的格局,都市生活深受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浸染。 二三十年代接受了新思想的现代作家们,创作时必然会对具有这样特征的都市产生浓厚的兴趣,茅 盾与穆时英在这一点上不谋而合,同时以小说的形式书写了三十年代初期的大上海,但他们作品的 主题、人物的身份、表现的方法、艺术结构等却是迥然不同的。就小说的主题而言,《子夜》这部 长篇小说,是以科学地分析、研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为基础,通过卓越的典型人物 的描写和环境描写,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新旧势力的斗争形势,正确地预示了革命的胜利前途。《子 夜》史诗般宏大而严谨的艺术结构,全面展示了上海大都会的矛盾、纷争与角斗,作家深刻地关注 时代动荡的脉搏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而穆时英追求的则是他所领悟和感觉中的都市给他的感性体验 ,意在书写繁华上海的喧嚣与不宁的情思:“脱离了爵士乐,狐步舞,秋季的流行色,八汽缸的跑 车,埃及烟……我便成了没有灵魂的人。那么深深地浸在奢侈里,抓紧着生活,就在这奢侈里,在 生活里我是疲倦了。”品味“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的都市漩流中的洋场意味:“请喝白马 牌威士忌酒……吉士烟不伤吸者的咽喉……”、“亚历山大鞋店,越翰生酒铺,拉萨罗烟商,德茜 音乐铺,朱古力糖果铺,国泰大戏院,汉密而登旅社……”。他的短篇小说的核心就是用五官感受 都市病的诸多症状,用极其细腻的神经灵敏地捕捉都市的光、热、力的迅速变化,这种消极的情绪 和细致的情感体验使他的作品笼上了一层忧伤。茅盾的创作显然呈现理性化倾向,他拟定的《子夜 》的主题,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和蒋介石新军阀的统治下得不到独立发展的主题,因此 ,《子夜》是战斗锋芒非常明显的作品,它的目的是批判托派的反革命谬论。茅盾说:“正是中国 革命转向新的阶段,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得激烈的时候,我那时打算用小说的形式写出了以下三个方 面:(一)民族工业在帝国主义经济侵略压迫下,在农村破产的情况下,为要自保,使用更加残酷 的手段加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二)因此引起了工人阶级的经济的政治的斗争;(三)当时的南 北大战,农村经济破产以及农民暴动又加深了民族工业的恐慌。”<1>并着重指出:“这样一部 小说,当然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我所要回答的,只是一个问题,即是回答了托派:中国并没有走向 资—69—本主义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是更加殖民地化了。”<2>可见,茅 盾在文学写作中,最浓厚的依然是他的政治意识和政治心理,《子夜》的写作带着很鲜明的政治、 经济动机。政治作为经济的集中体现,关乎一个民族、国家的盛衰存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功利 性。所以他以从政者的角色高瞻远瞩,全局在胸,时时关注社会的政治经济变动,分析阶级关系。 茅盾的这种宏观视角,对小说的创作的确有利,譬如为《子夜》提供了广阔的时代背景与史诗效果 ,但其负面影响也是不能忽视的,他不得不从空间与时间两方面展开错综复杂的故事线索,偏于从 阶级关系和阶级性方面进行人物的性格描写。三十年代风靡一时的“鬼才”穆时英,创造了心理型 的小说的流行用语和特殊的修辞,用有色彩的象征、动态结构、时空交错以及充满速率和曲折度的 表达方式,来表现对物质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双重审美认识———“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 所以小说集《南北极》发表以后,“蒙诸位批评家不弃”,对他的“意识加以探讨”,劝他“充实 生活”,并“克服意识里的不正确分子”,可是穆时英感激的却是那些指导他“技巧上缺点的人们 ”。“一个艺术家所看到的人生和一个普通人所看到的人生原是一样的。”二者的区别在于文学家 “能够有尽善尽美的文字的技巧”。<3>他的作品就像施蛰存倡导的“无意思文学”,是在“俨 然发挥了指导精神的普罗文学”和“庞然自大的艺术至上主义”之下,“幽默地生长出来的一种反 动”,之所以“反动”,是因为它不同于“大众文学”,而是追求文学的娱乐性,之所以“幽默” ,是因为他的作品引得读者自觉地“随着流水一般的节律悠然神往”。<4>他学习和运用日本新 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屈口大学、片冈铁兵等人的现代派手法,品味纷乱复杂的都市生活,体验“ 上海,造在地狱上面的天堂”中的焦躁、不安、虚无和颓废,“二十三年来的精神上的储蓄猛地崩 坠了下来,失去了一切概念,一切信仰;一切标准,规律,价值全模糊了起来;于是,像在弥留的 人的眼前似的,一想到‘再过一秒钟,我就会跌倒在铁轨上,让列车的钢轮把自己碾成三段的吧’ 时,人间的欢乐,悲哀,烦恼,幻想,希望……全万花筒似的聚散起来,播摇起来”。<5>穆时 英认为绝对真理虽然存在,人们在实践中虽然能够不断地向真理靠近,但是永远无法真正地把握它 ,他认为现实有两种,一种是客观存在的现实,一种是主观存在的现实,后者是前者的一部分,在 人的认识范围内,本质和现象只是个人自己的解释。“现象可以说是最客观最直感的现实,而与它 相对立的本质倒是客观的解释的东西”。<6>穆时英强烈地追求“有意味的形式”,把动态的心 理感应和表象事物结合起来,反映直觉神经的波动,反映最强烈的情感体验。就小说中的创作素材 的来源和小说的主人公而言,茅盾说:“我在上海的社会关系,本来是很复杂的。朋友中间有实际 工作的革命党,也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间有企业家,有公务员,有商人,有银行家,那时我 既有闲,便和他们常常来往。从他们那里,我听了很多。向来对社会现象,仅看到一个轮廓的我, 现在看的更清楚点了。当时我便打算用这些材料写一本小说。”在为《子夜》搜集材料的过程中, 茅盾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民族工业资本家,他后来说:“这一部小说写的是三个方面:买办金融资本 家,反动工业资本家,革命运动者及工人群众”,<7>因此,在《子夜》中,我们看到了三十年 代初期的中国历史缩影,这部具有托尔斯泰式的史诗气质的小说,以民族资本家吴荪甫为核心,从 他与众多人物的交往中,描述了城乡、军政、工商、劳资、主仆各个社会层面。所以,茅盾作品中 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时事性”,他偏重于从阶级关系和阶级性的角度研究人,使其在人物性格的描 写上,取阶级性而有些忽视个性,使他的小说染上了鲜明的理性倾向。而穆时英则明显地呈现出情 感和理念上的一种悖反态势:“可是,我却就是在我的小说里的社会中生活着的人,里面差不多全 是我亲眼目睹的事。也许是我的梦里过着这种生活,因为我们的批评家说这是偶然,这是与社会隔 离的,这是我的潜意识”。<8>穆时英都市小说中出现的流浪汉,失去了青春的交际花,失了业 的市府秘书、水手,破了产的金子大王等人物都是“被生活压扁了的人”和“被生活挤出来的人” ,而这些人“并不必然地显示出反抗,悲愤,仇恨之类的脸来;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 面具的。”“每一个人,除非他是毫无感觉的人,在心的深底里都蕴藏着一种寂寞感,一种无法排 除的寂寞感”。“每一个人都能感觉到这些。生活的苦味越尝得多,感觉越是灵敏的人,那种寂寞 就越加深深地钻到骨髓里。”<9>都市的生活是五彩缤纷的,是复杂的,因为这一表象,所以在 《子夜》和穆时英的小说中对城市的光的色彩和快速的节奏的描述是很相似的,都给人一种眼花缭 乱的视觉刺激和机器轰鸣的听觉刺激:“红的街,绿的街,蓝的街,紫的街……强烈的色调化装着 的都市啊!霓虹灯跳跃着———五色的光潮,变化着的光潮,没有色的光潮———泛滥着光潮的天 空,天空中有了酒,有了灯,有了高跟儿鞋,也有了钟……”。茅盾书写上海的动态,只是为了展 开他的故事,让他的主人公亮相,但穆时英的小说,这些书写是更加强调现代都市无论时间还是空 间,那种迅速变化的、混杂的感觉,“星期六晚上的世界是在爵士的轴上回旋着的‘卡通’的地球 ,那么轻快,那么疯狂地,没有了地心吸力,一切都建筑在空中。星期六的晚上,是没有理性的日 子。星期六的晚上,是法官也想犯罪的日子。星期六的晚上,是上帝进地狱的日子。带着女人的人 全忘了民法上的诱奸律。”茅盾曾经“打算通过农村与城市两者情况的对比,反映那时候的中国革 命的整个面貌”。<10>也曾有经济学家在自己的专著中,还郑重地把《子夜》推荐给读者,指 出它—79—是了解现代中国经济的一本重要参考书;叶圣陶也说:“他写《子夜》是兼具文艺家 写创作与科学家写论文的精神的。”<11>茅盾自己也这样说:“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 的社会经验,亦必须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尤其是我们这转变中的社会, 非得认真研究过社会科学的人每每不能把它分析正确。”<12>而穆时英则不同:“我是比较爽 直坦白的人,我没有一句不可对大众说的话,我不愿像现在许多人那么地把自己的真面目用保护色 装饰起来,过着虚伪的日子,喊着虚伪的口号,一方面却利用着群众心理,政治策略,自我宣传那 类东西来维持过去的地位,或者抬高自己的身价。我以为这种卑鄙龌龊的事,我不愿意做。说我落 伍,说我骑墙,说我红萝卜剥了皮,说我什么可以,至少我可以站在世界顶上,大声地喊‘我是忠 实于自己的,也忠实于其他的人’。”<13>荣格学派说,如果思维和直觉的结合“容易产生伟大的科学家和哲学家”,那么情感和直觉的结合“就容易产生伟大的艺术家”,“所以它们彼此不易成为对方的辅助功能,而倾向于相互冲突和对立”。<14>可见,政治家需要理性思维作为其优势功能;而文学家则需要感性体验作为其优势功能。感性认识是文学创作的基本,列夫·托尔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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