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1962年美国女生态学家卡逊(R.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出版,被后人称为 开创了人类的“生态世纪”;1972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环境与发展会议,显示国际社 会对全球环境问题的关注;20年后,1992年第2届联合国环发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提出 《21世纪议程》的行动纲领,使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的共识。在这股全球范围的人类为保护自己 的生存环境的所谓“绿色浪潮”中,生态旅游和可持续旅游就提出来,并成为现代旅游的热点。生 态旅游是1983年由拉斯库林(H.C.Lascuran)提出的,而可持续旅游早于联合国 的里约热内卢环发大会,在1990年3月,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召开的“90全球可持续发展大会 ”上的的旅游行动战略委员会就已提出,继后1995年4月在加那利群岛召开的世界可持续旅游 大会,通过了《可持续旅游宪章》和《可持续旅游行动计划》,推进了世界范围的生态旅游和可持 续旅游迅速发展。有人估计,近年在世界的旅游业中,生态旅游的发展速度高于整个旅游行业发展 速度的5-7倍。与旅游景点和景区建设有关,各国的建筑师和旅游建筑师们相继提出各种绿色建 筑的新理念,在景观建筑学(Landscapearchitecture)中掀起一场“生态 革命”的浪潮,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从事生态建筑与可持续发展研究的建筑学家西蒙·莱恩(Si mVanderRyn)于1995年与考沃(StuartCowan)合作出版《生态设计》 一书,全面提出了生态设计的5大原则,(1),为可持续旅游的“硬件建设”,提供了理论和实 践依据。生态旅游、可持续旅游和生态设计自然有各自不同的科学定义,但它们又都具有一些共性 或相似点。生态旅游也好,可持续旅游也好,一定意义上都可视为是对传统旅游的一场像莱恩所谓 的“生态革命”。莱恩提出的生态设计的一个原则是,要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和文化、经济的多样性 。而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生物的生境多样性。对旅游发展来讲,就是保护自然环境和文化( 包括文化遗存)的多样性。这是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则。川南喀斯特地区是古人的活动地,发 掘喀斯特自然景观和古人文化自是本地区旅游发展的重要内容。值得一提的是,这一地区的喀斯特 与消失了的古人文化确有一定的联系,而它们又都存在未解之谜。随着对这些问题研究程度的提高 ,谜雾的揭示,它们作为旅游资源的价值也将得到更深的认识。这样探索地区旅游发展之路也符合 可持续旅游的主题。二、追索消失的文明1934华西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人葛维汉(D.C.Gr aham)教授对川南地区进行考查,在珙县和兴文等地对喀斯特洞穴的古人悬棺葬进行了较为系 统的研究,在《华西边疆研究》上发表《四川南部的白人坟》,引起了学术界对古人及其文化研究 的兴趣。在中国历史上一个消失了的民族及其文化,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吕氏春秋》上就有“人 ”之称。段鼎周认为,在春秋时期,人在今乐山以西至雅安一带,后来沿岷江而下,战国时曾在今 宜宾一带建侯国,明代晚期,明王朝血腥镇压川南各少数民族,人或惨遭杀戮,或远逃他乡,或改 妆称汉人2。作为一个延续千年以上,并曾建立过地方政权的民族,就此消亡了。这使人联想到北 方党项民族建立的西夏王朝的命运。西夏(党项族自称“大夏”)建国于1038年,1227年 为蒙古所灭。而西夏灭亡的历史是十分惨烈的。中兴府被围半年,粮尽援绝仍未下,成吉思汗病死 军中,密不发丧,西夏的皇帝(末帝)在赴降时被执杀后中兴府陷,蒙古军对党项民族灭绝屠城, 并用三月的时间,对西夏王陵进行彻底的破坏。使一个王朝消失,一个民族也随之消失。幸好残留 的西夏文字,帮助人们重新认识这个消失了的民族及其十分特殊和丰富多彩的文化。今天不仅西夏 学成为中外学者研究的一门新学科,而且西夏王陵成为了旅游的热点,推动了银川和宁夏旅游业的 发展。人的命运与党项民族的命运相似,在1573年,他们同西夏王国和党项民族在1227年 一样经历了同样民族灭绝的命运,其不同的只是蒙古人和汉人统治者手段的不同,蒙古只重杀戮, 而汉族统治者,还加以民族同化,从文化上更彻底摧毁战败的民族。邓沛对明万历初年镇压人都掌 蛮的斗争作了考证,人被大量杀戮,战败后又被继续清剿(3),推行“雕剿”政策,造成“山都 之地为之一空”的惨烈后果。刘复生论述在平定之后还推行一系列强迫同化“以夏变夷”民族政策 ,并认为这才导致活动上千年之久的人“都掌蛮”真正被彻底消灭。这些民族强迫同化的政策包括 :改易地名、变名易服;将大量俘获的都掌妇幼“变卖入官”;招抚“降蛮”、厉行“教化”;瓜 分田地、建置设防等等,从文化精神上使被征服的民族消失。如改易地名,将戎县改为兴文,将九 丝城改为平蛮城,凌霄城为拱极城,印靶山为文印山,吊猴山为降蛮山,鸡冠岭为金鸡岭,内官寨 为武宁山,都都寨为都守寨,黄土城改名荡蛮坡等等;又如变名易服,林院改林顺,林常改林悦, 罗嘉向改罗嘉恩,周吼改周享,周章改周民,熊惹改熊稳,熊行改熊止,熊加翁改熊加畏,熊喷改 熊守,熊省改熊伏,熊雕改熊驯,熊森改熊柔,何烦林改何敢负,胡闹改胡宾,王倒政改王者政等 等4,不放过细微之处,想尽办法,企图抹去都掌人对过去的记忆。比较党项和人这两个民族,同 样被惨遭民族灭绝的屠杀,但结果也有一些差异:西夏灭亡后,党项羌族历经元、明两代,仍然起 过自己的历史作用,以后才逐渐和汉族以及其他民族融合、同化5,但至今仍有党后裔集聚而居的 社区。而西夏文在西夏灭亡后,元代仍用以刻印佛经,至明代中叶,仍有党项后裔人使用。元代居 庸关石刻、明代中叶保定石幢均有西夏文,继后才渐湮没而成为一种死文字6。相比之下,经历了 被强迫民族同化的人,消亡就迅速和彻底得多,这种消亡的彻底性特别表现在人文化的消亡上。人 在川南一带存在过,并且建立过侯国,侯应是对其部落酋长的封号。但其都城及其具体区域,以及 演变历史,都是尚待研究的问题。相信地处古侯国的核心的兴文、珙县及宜宾南部各县,考古和文 博工作者定会发掘出更多的文物,大众参与性的生态旅游,无疑也可能有所发现,这些都有助于寻 找消失了的人文化。其实对人文化未解之谜尚多,现在连人的族属,在史学和民族学界都存在争论 。王叔武认为古称的“”、“叟”、“爨”,是在不同时代对西南氐羌族群中比较汉化者的族称, 史书也称为“氐”、“氐叟”、“爨氐”。唐代称“西爨白蛮”或“白蛮”,为南诏文化的中坚。 宋代大理国是人(白人)建立的。元、明继续称为人或白人。明、清以后称“民家”,他们都是白 族的先民。并说元以后也称傣族先民“白夷”为“夷”,最早见于《元史·泰定帝纪》7。这是认 为白族傣族与人都共属一族。何光岳认为,人原居于川北的岷江上游,以后逐渐经道南迁至今宜宾 ,魏晋时又南迁至今云南大理一带,与汉人融合为“白蛮”,成为今日白族的主要先民8。邓少琴 从悬棺葬的关系,将人与西南广泛分布的濮人视为同一族源,“濮人为西周春秋之世的称呼,秦汉 则称之为人”9。濮人是我国长江以南诸多少数民族的先民,古人的范围更为扩大。但是许多学者 对此持否定态度,如段鼎周认为人、西爨白蛮和白人,各有自己的源流,人南迁始终未达滇池3。 这类专门的学术问题,自然应是留待专门学者去探讨,不是旅游学家能解决的。但从旅游来讲,像 这样价值很高的旅游产品,要真正理解它的价值,用得上陈兆复对迄今并未完全理解其意义的岩画 的一句话:“岩画的意义在于研究”10。人文化存在的未解问题,也同样会引发旅游者的兴趣。 三、人悬棺继葛维汉之后,相继许多中国学者对川南的悬棺葬进行了研究。人们发现,悬棺葬其实 并非只是人的习俗,许多民族多也有这种葬俗。早年邓少琴对全国及国外的悬棺葬的民族分布研究 就发现,古史所称述的“仙人葬”、“濮人冢”、“沉香船”、“棺”等,其实均为置于深崖之间 的岩棺,亦即悬棺葬。除了叙州府所辖之高、珙、筠连、长宁、兴文等地外,南广河流域、綦江上 游、涪江流域、川江峡江、峡江支流、沱江流域、岭南徭人、广西地区、贵州地区之八番、布依、 仲家、黑苗、徭人、苗人、百越东南地区之福建武夷山、浙江临海、广东崖州以及江西贯溪等地也 均有悬棺葬的风俗7。据报导,在东南亚和太平洋一些民族中也存有这类葬法。值得注意的是这个 分布大致都在我国南方的喀斯特分布区,而且喀斯特的洞穴成了悬棺葬的天然墓地。在喀斯特地貌 中,对洞穴有一个专门的定义,它是指喀斯特岩体中人可以进入的溶蚀空间。考古学的发现表明, 喀斯特洞穴经常成为早期人类的居住地。如我国周口店遗址就是在喀斯特的洞穴中,自古穴居和巢 居就是人类两种不同的栖息之所。虽然随着人类生存能力的增强,人类离开了洞穴的居住地,然而 有趣的是,人类对其古老生活之地的记忆和怀念,却使他们又选择这些洞穴作为自己离开人世后的 安葬地,这种联系是否还有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确实也是待研究的问题。余丰作为厦门大学人类 学研究所的硕士研究生,从环境学的角度研究崖葬(也就是悬棺葬)的分布,发现了崖葬习俗与喀 斯特分布的联系,同时她发现,至今的西南瑶族仍实行崖葬,但现在有的葬址已不一定非得临江河 ,不过从其棺柩上木刻之“鱼”形标记上,仍能发现瑶族对其“水泽之乡”的久远记忆。这也从当 代资料上印证了崖葬之民源于“水行山处”的特征。而苗族方面,其由古及今的葬俗中,则隐隐显 示出高度上由空中逐渐向下的演化趋势,从古代的离地悬空的崖葬(悬棺葬)、树葬,发展为近现 代较多见的坡上洞葬,再发展为当今普遍为人接受的土葬11。余丰的论证否定了苗瑶等族无悬棺 葬俗之说。这对川南一带主要少数民族苗族丧葬习俗演变与环境的关系研究很有意义。兴文是四川境内苗族最大的聚居地。而苗族成为这一带最大的少数民族,当是在明代万历年间都掌蛮被消灭和天启初年崇明叛乱被平定以后,由于獠族和彝族的影响严重削弱,并在明末川南地区全部改土归流后,苗族才成为川南地区最多的少数民族,关于这点,郭声波有专门论述12。虽然悬棺葬之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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