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大量佛教文献写本当中,有一类写本较为特殊,似佛经又非佛经,文句次序混乱, 抄写也较为草率,一般是多项不同内容抄写在一起,相互之间没有关系。此类写本数量并不多,三 十余号而已,且各自内容多少不一。经过学者们的研究发现,此类写本与洞窟壁画关系密切,从其 特征分析,表明是壁画榜题底稿或抄录本。对于与壁画榜题有关之写本,最早有日本学者小野胜年对“瑞像图”榜题的介绍和研究<1> ,此后法国学者苏远鸣的系列研究,是以“壁画题识”论之<2 >
<3> <4> 。中国学者较早者当数李永宁、蔡伟堂对S 45 2 7写本的研究<5> 。张广达、荣新江对其中四件“瑞像图榜题”的校录研究,以“瑞像记”命名<6> 。而用功最勤、发现最富,又能够密切与洞窟壁画紧密联系进行研究的当属施萍婷,施先生有系列逐卷的校录研究,首次明确以“壁画榜书底稿”定名<7> <8> 。这一研究也体现在施先生主编《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相关各卷目录及索引中<9> 。其它学者如孙修身<1 0 > 、白化文<1 1 > <1 2 > 、周绍良<1 3> 等先生也有相关研究。王惠民先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发现了更 多的写本,增加了“榜题底稿”的种类,有大量成果发表。他特别注意在经变画研究时密切关注相 关“经变榜题底稿”,为敦煌经变画研究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可以说是该领域研究的集大成者①。此类写本经以上学者们确认并校录研究的主要有:S2 1 1 3va、S 5 65 9、P 30 33v、P 335 2 3瑞像图榜题。P 4966v弥勒经变榜题。P 2 971十大弟子和传法高僧榜题。S 1 92、北8670贤愚经变榜题。P 335 2 1、S 2 5 4 4va、P 330 4vb观无量寿经变榜题。P 335 2 2千手千眼观音经变榜题。S 42 5 7v、P 330 4vd劳度叉斗圣变榜题。S 2 70 2va天帝释劫阿修罗女榜题。S 2 1 1 3vc华严经变榜题。P 35 0 4v、S 1 5 89va、北838v、北839v、S 3937vb十六罗汉榜题。北5 4 0 8vb、P .335 2vb、S 1 397v天请问经变榜题。北5 4 0 8va思益经变榜题。北5 4 0 8vc梵网经变榜题。S 2 5 4 4vb、P 330 4vc、P 330 4ve药师经变榜题。P 330 4va十王经榜题。另据《敦煌遗书总目索引新编》有几件未定名者:S 2 1 1 3vd、P 4968v、P 2 680h、P 2 680、S 2 646v等。以上榜题写本,学者们均有详细释文校录,因此本文不再作一一原卷的抄录。首先讨论 这些榜题写本的性质等问题。以上写本,从内容上来讲,作为壁画榜题,学者们的意见基本一致, 没有异议。所谓榜题者,即写于相关画面旁用于解释说明画面内容的文字。敦煌洞窟壁画和藏经洞 绘画中有大量的绘画品均有榜题。敦煌洞窟壁画每一铺经变画、每一幅故事画等均有一定的佛经依 据,是对佛经以绘画形式的解释,因此每一条榜题也与佛经一一相关联。而且作为佛教艺术,这些 榜题均来源于一定的佛经,或完全抄自佛经,或意出佛经,或改编佛经语句而成。壁画榜题为我们 理解画面提供了第一手的可靠证据,通过榜题研究壁画是最为直接,也是最为有效的方法,并已为 学者们的研究所充分证明。以上写本作为“榜题”,学者们的命名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原因:1、 从内容上来讲,虽可以找到相关的佛经进行对比联系,但二者并不完全一致,而是出入较大,基本 上没有见到有按照佛经抄写者。2、写本书写较佛经抄写而言显得过于草率,上下左右字句之间, 以及单个字的书写均表现出随意性和作为一时之用的特点,或略显抄写粗糙拙劣之感。3、最大的 特点是抄写的内容前后上下顺序性不强,并不是按照原经文的顺序,有所打乱,或完全打乱,或是 另一种不同于经文的顺序。4、部分写本每一句末有“时”字,构成“时……时”、“……时”的 格式,与洞窟壁画榜题形式完全一致,表明是与绘画结合格式。5、在抄写格式上,部分榜题在每 一句末尾画一圆圈“○”,或在每一句前打一表示了结的符号“>”,均是表示该完整语句的内容 为一画面榜题的意思。6、部分写本有表示每一段榜题所在画面的位置关系,与洞窟壁画密切联系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以上特征表明此类写本应是“壁画榜题”,但能否直接判定为“壁画榜题底 稿”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施萍婷与王惠民十分肯定并坚持以“壁画榜题底稿”定名,是目 前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影响最大之观点。之前法国学者苏远鸣就是以“壁画榜题底稿”写本论之,否定了作为洞窟壁画抄件的可能性。张广达和荣新江也认为如P30 33背、P 335 2、S 5 65 9、S 2 1 1 3背等“瑞像记”是“壁画的文字设计或绘后记录”,提出了二种可能性的意见,颇具参考价值<6> 。李永宁、蔡伟堂对S 42 5 7v写本与莫高窟洞窟壁画劳度叉斗圣变中的相类榜题比较研究,结果发现该榜题写本“是一件没有抄完壁画榜题的抄录本”,并因此而定名S 42 5 7v《劳度叉斗圣变部分榜题抄录本》。应该说这一定名是准确的,也是科学的,因为从原卷看到, 此榜题只写有7处画面榜题内容,远没有反映出一幅完整的洞窟壁画大型经变画劳度叉斗圣变榜题内容。劳度叉斗圣变是敦煌经变画中情节最为丰富者之一,多达50多处情节小画面,保存完整者如莫高窟第9、98、1 4 6、5 5、45 4等窟榜题分别多达47、5 0、43、43、5 5处。因此可见S 42 5 7v榜题应是从壁画中抄录下来的几条,并没有全抄,这一点也反映在S 42 5 7v原卷面貌中,因为从原卷可以看到只在写本中间写了8行,而在左右二侧均有相当的空白空间可 以书写,但是没有文字。如果是作为事先设计起草的洞窟壁画榜题底稿,一幅劳度叉斗圣变榜题洋洋洒洒几千字,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S42 5 7v全部空间所远远不够的,因此只能是从壁画中随意抄录的榜题,而且只是就抄写者眼目所及抄了 几条了事,并没有全部抄录。同时从抄写的内容可以看出,抄写者只抄写了劳度叉斗圣变中舍利弗 与劳度叉斗法中最激烈的几个情节,如大风袭击外道时外道们的各种应对和狼狈之态等内容,也是 整个斗法过程中的高潮部分,又是画面中最具观赏性的焦点。进一步表明抄写者只是随兴而为,对 画面中最为热闹的几处画面榜题作了抄录,可能是用于自己对画面的理解。相同情形在其它的榜题写本中同样存在,如P335 2vb天请问经变榜题,只抄了其中的四句一问一答,并没有写完全部的九问九答。北5 4 0 8va思益经变榜题也远没有完整反映洞窟壁画中的所有榜题条目与内容,只是一小部分。S 2 5 4 4v观无量寿经变榜题、药师经变榜题也基本如此,观经榜题中无十六观内容。P 4966弥勒经变榜题只有上下生的部分情节。孙修身先生对如P 335 2v、P 330 4v中属于观无量寿经变的榜题作了抄录并说明,但是并没有指出此二幅榜题的抄写原因与用途关系 。白化文针对敦煌藏经洞写本中的“榜题”,提出了几个意味深长的疑问:即这些榜题写本,或是 画工写榜题的底本,或是壁画榜题的过录本,或者说是别的什么东西。白先生的回答是这几种可能 性都不能排除。经过他的研究认为,北8670号即京洪字62号写卷“是壁画绘成后,录文者面 对壁面抄录榜题的过录本。”主要理由是榜题的顺序与所依据佛经顺序的不完全一样,白先生这一 提示极具启发意义。该榜题写本明确记载的是洞窟壁画屏风画中佛本生故事和佛传故事画的榜题内容,共有11扇,这是归义军时期莫高窟大窟各壁经变画下底层一圈屏风画的常见和典型题材,如有莫高窟第85、94、61、98、1 0 8、1 4 6、45 4、5 5等窟,其中除61窟佛传外,其它均为贤愚经变诸品。虽然我们在现存洞窟壁画中没有发现榜题写 本各扇与壁画各扇中有相互对应者,但是壁画表现与构图形式并题材的一致性,表明该榜题写本与 洞窟壁画之间的密切关系。北8670号作为洞窟壁画榜题的过录本,还有一证据,即我们在原卷中发现部分内容之间有空白者,可能是因故没有抄录暂留空间以待后续。1993年周绍良对S 1 92、S 2 1 1 3vd、S 42 5 7v三卷写本进行了研究,指出此类写本“事实是变相图的榜题文字,大概是将墙壁或屏风上所画变相图上的文字抄录下来的”,与前述几家主张一致。但是与施萍婷对S 1 92的研究不同。施萍婷通过对莫高窟1 0 8窟屏风画贤愚经变的考察,指出了S 1 92为1 0 8窟该经变画榜题底稿。因为写本“第五”、“第六”标示内容部分与洞窟壁画残存屏风画第五扇、 第六扇中相关榜题对应一致,同时在壁画中的位置也正是表明了在写本中的顺序关系,而且最有意思的是二者不仅文字完全一样,连错别字也是“照错不误”<7> 。在笔者看来,这一情形所表明的正是写本抄录壁画榜题的结果,而不是壁画榜题抄录写本底稿的原因。究其原由,不仅是因为S 1 92的情形在各个方面均是与北8670完全一样,均非佛经顺序,均为屏风画贤愚经变的榜题抄录 本。此外写本与壁画榜题毫无差别的对应关系,似乎表明是抄录人的不懂,而非书写者的无知。毕 竟作为一名专业进行壁画榜题书写者,是对相应佛经十分熟悉的。因此此抄录人可能是为了认识画面或是为了学习画面反映的佛教内容而抄录的。S2 1 1 3vc书写华严九会,并非佛经原文的抄本,而是佛经中九会之概述。S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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