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太湖流域市镇的广泛兴起和发展 ,其意义不仅在于推动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市场化趋势和城乡市场的结合 ,也在于促进农村社会形态的变革。从某种意义上讲 ,市镇既是城市向农村扩张的一种表现 ,又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农村城市化的一种形式。特别是到了南宋时期 ,太湖流域的不少市镇以日益发达的工商业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 ,逐渐形成了有别于一般乡村的社会结构 ,呈现出由乡村向城市转变的社会特征。 一、镇级中心地的人口数量与规模作为新兴的经济和社会中心地 ,市镇的兴起和发展过程也是人口的聚集过程。与州县城市有所不同 ,导致市镇人口聚集及其规模大小的首要因素并非政治地位的高低 ,而是工商业的发展水平。工商业越发达 ,聚居的人口就越多 ;工商业衰落 ,居民数量也随之减少。就太湖流域的镇级中心地而言 ,北宋时期工商业水平总体上仍相当有限 ,故其居民数量也不多 ,只有个别市镇例外。如秀州青龙镇到北宋中期已成为太湖流域工商业最为繁华的市镇 ,熙宁十年 ( 1 0 77) ,该镇的商税额高达 1 5 879贯 ,<1 > (食货1 6之 9) 远远超出了同时期一般县城的水平 ,几乎与中等州城相当。镇内“有治 ,有学 ,有狱 ,有库 ,有仓 ,有务 ,有茶场、酒坊、水陆巡司 ,镇市有坊三十六 ,桥三十” ,<2 > (卷2市镇) 估计其居民已在千户以上。宋室南渡后 ,随着工商业的迅猛发展 ,太湖流域镇级中心地的居民数量也在不断增加 ,其中部分巨镇、大镇的人口往往达到上千户乃至数千户。如绍定 ( 1 2 2 8— 1 2 33)初年 ,嘉兴府 (秀州 )海盐县澉浦镇 ,“主户少而客户多 ,往来不定 ,口尤难记” ,全镇在籍居民有 5 0 0 0余户 ,若考虑到为数不少的外来寓居人员和流动人口 ,其人口规模更为庞大。<3> (卷上 ) 同府的青龙镇 ,“控江而淮浙辐辏 ,连海而闽楚交通” ,“市廛杂夷夏之人 ,宝货当东南之物” ,<4> 其工商业和海外贸易较北宋时更为发达 ,人口也有较大幅度增加。据有的学者估计 ,到南宋中后期 ,全镇居民已达数千家。<5> (P441 ) 湖州乌程县的乌墩镇和嘉兴府崇德县的青镇隔河相对 ,合称乌青镇。绍兴三十一年 ( 1 1 61 ) ,商税额一度高达 42 5 0 0余贯 ,远远超出同期一般县城的水平。此后虽有所减少 ,但到淳熙十三年 ( 1 1 86) ,仍有 31 2 0 0余贯 ,<1 > (食货 1 8之 30 ) 与澉浦、青龙等镇相当。镇上“民物蕃阜 ,塔庙、桥道、宅地、园池甲他镇戍” ,<6> 其人口亦当有数千户。其它如湖州德清县的新市镇 ,“虽曰镇务 ,然其井邑之盛 ,赋入之多 ,县道所不及” ;<7>长兴县的四安镇和常州宜兴县的湖镇 ,年商税额最高时都超过万贯 ;咸淳 ( 1 2 65— 1 2 74)初 ,常州晋陵县横林镇的商税额有 2万余贯 ;绍定四年( 1 2 31 ) ,嘉兴府嘉兴县魏塘镇的商税额更高达 3万贯以上 ;崛兴于南宋后期的华亭县上海镇 ,“襟江带海 ,舟车辐辏” ,“佛仙宫馆、氓廛贾肆鳞次而栉比 ,实华亭东北一巨镇”。<2 > (卷5建设志 ) 这些市镇的人口估计不会少于千户 ,或接近千户。也有一些镇的情况比较特殊。如平江府常熟县的许浦镇因地处长江出海口 ,常年驻有大批水军 ,最多时超过万人 ,由是“军民市易为盛”。<8> 由于宋朝全面实行募兵制 ,往往是一人充兵 ,子弟相继 ,家属相随。若以平均每名军人有家属 1 5人计算 ,① 则该镇仅常年寓居的军人家属就有 1万多人。这些居民上千乃至数千户的巨镇、大镇 ,其人口规模实际上已达到了当时一般县级城市的水平 ,甚至与部分州府城市相当。如乾道八年 ( 1 1 72 ) ,徽州歙县城仅 1 931户 ;开禧三年 ( 1 2 0 7) ,严州淳安县城仅 1 335户 ;宋宁宗时 ,绍兴府嵊县城仅 1 1 94户 ;嘉泰 ( 1 2 0 1— 1 2 0 4 )初年 ,扬州城只有 3637户 ;宝庆三年 ( 1 2 2 7) ,徽州城只有 3887户。<9> (P79)当然 ,澉浦、青龙之类的巨镇、大镇毕竟数量有限。从现存的有关文献记载来看 ,在整个太湖流域不过 1 0余个。对于大多数一般性镇级中心地而言 ,其人口规模显然都在千户以下 ,一般有数百户左右 ,相当小型县级城市。如湖州乌程县的南浔镇 ,“市井繁阜 ,商贾辐辏” ;<1 0 > 常州武进县的奔牛镇 ,仅“脚船、脚夫平生靠运米以谋食者” ,就“数逾百家”。<1 1 > 其他如常州武进县的青城和万岁镇 ,无锡县的望亭镇 ,江阴军的岑村和利城镇 ,平江府吴江县的平望镇 ,常熟县的福山镇 ,湖州归安县的施渚镇等 ,人口规模也基本相似。至于那些规模相对较小的镇级中心地 ,其人口大多在百余户左右。按照宋制 ,一般情况下 ,要建立镇级中心地 ,其居民应在百户以上 ,不满百户的往往很难正式建置。如绍兴五年 ( 1 1 35 ) ,徽州官府以所属歙县岩寺、新馆二处“商旅聚会” ,报请朝廷正式立镇。结果岩寺以居民较多获得批准 ,新馆因居民“不满百户 ,不可为镇”。<1 > (方域1 2之1 9) 即便是已经建置的镇级中心地 ,若工商业衰落 ,居民减少到百户以下 ,往往也要被罢撤。如南宋后期 ,江南西路隆兴府进贤县的土坊镇 ,因“居民不满数十 ,商旅稀少” ,当地官员便奏请廷予以“废罢”。<1 2 > (卷 2 ) 太湖流域的镇级中心地也有类似情况 :如常熟县的涂菘镇、长兴县的水口镇与和平镇、海盐县的宁海镇就先后被撤消建置 ,降为市。不过 ,这类市镇只是少数。综上所述 ,南宋时期太湖流域的镇级中心地在人口规模上大致可分为三个等级 :一是部分巨镇、大镇 ,人口在上千户至数千户 ;二是一般性镇 ,人口在数百户左右 ;三是小规模的镇 ,人口为百余户。若以大镇平均有 2 0 0 0户、一般性镇平均有 5 0 0户、小型镇平均有 1 0 0户计算 ,到南宋中后期 ,全流域40多个镇级中心地的人口总量已有 4万户左右 ,约占农村人口的 5 %。② 二、草市的人口数量与规模与镇级中心地相比 ,草市由于工商业发展水平相对有限 ,其人口规模总体上要小得多。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 ,部分草市因周边经济的繁荣或处于有利的地理位置 ,其工商业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 ,人口数量也达到一定规模。如平江府 (苏州 )昆山县的黄姚、顾迳、陶港、江湾等都是平江府重要的沿海港口草市 ,“系二广、福建、温、台、明、越等郡大商海舶辐辏之地”。南宋中期 ,海上贸易十分活跃。史称顾迳市等地 ,“奸民豪户 ,广收米斛 ,贩入诸蕃” ;<1 > (食货38之4) 嘉定十三年 ( 1 2 2 0 ) ,有臣僚上言 ,称黄姚等地税场“每月南货商税动以万计” ,<1 > (食货1 8之2 9) 其人口之多可以想见。又如吴县的许市 ,“居民除水 ,农贾杂处 ,为一大镇” ;<2 > (卷2市镇) 同县的吕山市则是远近闻名的药材市场 ,“凡山区海聚、殊方绝域金石草木之英 ,象犀龙麝之珍 ,鸡首 苓、牛溲马勃之贱 ,皆聚而有之” ;<1 3> 吴江县的合路市 ,“居人繁夥” ;<1 4 > 昆山县的半山桥 ,“居民辐辏 ,朝夕为市” ;<1 5> 同县的练祁市颇具规模 ,嘉定十五年 ( 1 2 2 2 ) ,宋廷析昆山县分置嘉定县 ,即以该市为县治所在 ;嘉兴府崇德县的濮院市 (又名永乐市 ) ,到南宋后期已发展成为著名的丝织业草市 ,“机杼之利 ,日生万金 ,四方商贾云集” ;<1 6> 华亭县下砂市和海盐县鲍郎市是重要的盐业草市 ,年产盐额分别高达 9万余石<1 > (食货2 3之1 3) 和3 5万余石。<3> (卷下 ) 这些草市的居民数量显然已不止数十户 ,当在上百户至数百户之间 ,相当于中小规模镇级中心地 ,有的因此正式升为镇级建置。如前文提到的南宋后期颇为著名的乌程县南浔镇就是由南林市升格的 ,常熟县的庆安镇是由石闼市升格的 ,华亭县的上海镇也是由海边渔业草市发展而来的。还有个别大型草市 ,其人口甚至可以达到上千户。如江阴军的江下市就是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该市位于江阴城澄江门外 ,与军城相连 ,又毗邻江阴最重要的贸易港口黄田港 ,从绍熙 ( 1 1 90— 1 1 95 )年间起 ,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 ,很快发展成为颇具规模的外贸中心 ,其市场的繁华程度一度超过了军城 ,“商船倭舶岁常辐辏 ,故市大于城门贵”。嘉定( 1 2 0 8— 1 2 2 4 )以后 ,虽然来自高丽、日本的海外舶商有所减少 ,但附近“通、泰、靖江之贸易者犹翕集焉”。<8> 笔者曾在另文估算 ,绍定三年 ( 1 2 30 ) ,江阴城区与江下市的在籍户口有近 1 3万户。<1 7> (P1 2 7)姑以江下市的居民数为城内居民数的 1 /4计算 ,则有 30 0 0余户 ,即便与青龙、澉浦之类的雄镇、巨镇相比 ,也毫不逊色 ,以至时人常以“小江下”来形容那些繁华的市镇。如浙东庆元府鲒镇“生齿厥多 ,烟火相望 ,而并海数百里之人 ,凡有负贩者皆趋焉” ,“环镇者数千家” ,时人“谓之小江下”。<1 2 > (卷 3)当然 ,作为环城草市 ,江下市的兴起作为特例另有诸多之成因 ,但其工商业经济规模的扩大与发展是其基本原因 ,则是不争的事实。它的兴起实际上是江阴城随着工商业的发展 ,突破旧有城墙的限制向外扩展所引发的城郊都市化的一种形式 ,这与兴起于农村腹地的草市有所不同。不过 ,就大多数草市而言 ,其人口一般只有十几户至数十户左右。如南宋中后期 ,在平江府常熟县见于史载的 49处草市中 ,有 43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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