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数度北伐之事,已是众所周知。近重翻三国史籍,沉浸品咂,含英咀华,再思前贤精识,颇感 妙论高远,然又略嫌不足。固然,北伐是在“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大旗之下进行的军事行动。 然而,屡试不爽的史实告诉我们,向来以表象的名义展开的行动,总是掩盖着若干不能以名义展开 的东西;恰恰正是这些深藏不露的非名义的东西,在有力地推动着和左右着事物的发展进程。由此 看来,北伐决不单纯只是一般性的军事行动,在它的背后必然蕴含着许多深刻而重大的因素,包括 政治的、宫廷内部的、权力斗争的和个人性格的等等。揭示这些矛盾关系,不仅有助于我们把握北 伐的丰富内涵,而且也有利于我们更加全面而准确地认识北伐及其发起者。本文的考察重点将放在 矛盾关系表现最为突出和集中的首次北伐。一、诸葛亮“受命托孤”的历史真相蜀汉建兴五年(公 元227年),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地区的行阳(今陕西勉县),准备北伐。临行前,诸葛亮发表 了千秋凛然的《前出师表》。对于《前出师表》,历来赞誉甚多。然而,在笔者看来,《前出师表 》的字里行间所埋藏着的一些极富政治价值的密码式信息,直到今天尚未完全破解出来。对此,笔 者很奇怪,依历代中国文人的聪明和精细,应该说破译这些密码式信息是毫不费劲的。莫非是为尊 者讳的心理在作祟。既然已把诸葛亮抬到昆仑般的高度,那么,有损于或可能有害于他名声的东西 ,要么故意装作视而不见,要么有意地掩饰。笔者认为虽然这样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确实起 到了维护诸葛亮形象的作用,但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人们未能全方位地多侧面地认清诸葛亮 的真实面目,也因此妨碍了人们对北伐、乃至对整个三国史的真正透视。从《前出师表》中时常冒 出的一些不谐音符可以看出,刘禅与诸葛亮之间的君臣关系是相当微妙的。譬如,诸葛亮说:“诚 宜开张圣德,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又强 调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进而特意指出:“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 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暂且不究诸葛亮的这些 说法是否有理,他一连讲了这么多“宜”怎么样,“不宜”怎么样,其口令之严厉,完全不像人臣 之语,而像上级对下级的训词,犹如一个严肃的父亲在冷峻地调教不听话的儿子。尤其是“宫中府 中,俱为一体”,把自己府中的地位同皇帝宫中的地位并列和等同,实际上则是凌驾于皇帝之上, 严重地违反了蜀汉王朝及其封建体制的朝廷纪律和政治秩序。诸葛亮连皇帝都敢教训,对其他手下 大臣那就更不用说该是怎样地张狂了。他的霸道和专横,不是可以窥《前出师表》之一斑而见其全 貌了吗?或许有人说,诸葛亮有托孤之命,刘备生前亦曾叮嘱刘禅兄弟以“父事丞相”。但是,即 便如此,诸葛亮也不能肆意践踏刘备的信任,目无君主,一手遮天。何况刘备生前还要求刘禅“与 丞相共事而已”,即并没有让刘禅把所有权力都拱手交给诸葛亮而自己撒手不管。从这个角度讲, 诸葛亮显然是违背了刘备的临终遗言。或许还有人说,刘备不是曾说过“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 不才,君可自取”(《华阳国志》卷六)吗?对刘备的这番话,笔者是这样理解和分析的:第一, 从蜀汉政权的结构背景看,它是由三大势力集团组成,即刘备所属的荆楚集团,占据着政权的主导 地位;而原刘璋所属的东州集团和当地的益州土著集团先帝帐下白,西方上兵也。嫌其少也,当复 部分江州兵以广益之。”(《诸葛亮集》)此信一直被认为是诸葛亮写给兄长诸葛瑾的,今北大历 史系田余庆正确地辨认为是诸葛亮写给李严的。意即接替李严到永安任职的护军陈到所率兵马,乃 是刘备生前的帐下卫队,属精锐部队,不是稍加训练的新兵或战斗力弱的老兵和残兵。如果嫌兵力 不够,那你李严就把自己管辖的江州地区的兵马调往永安吧。诸葛亮、李严二人之间表面上谈的是 永安防务的兵员数量与质量问题,实际上是李严对诸葛亮削去其兵权的借机发泄。此事不久,李严 又一次向诸葛亮的权威发起挑战。李严都督江州后,“求以五郡置巴州”,即以巴郡、巴东郡、巴 西郡和宕渠、涪陵属国等地区,组成巴州,由他任长官,这等于几乎将蜀汉政权的东部地区全部纳 人李严的管辖范围内,诸葛亮看出李严的胃口太大,当然“不许”。诸葛亮时时排挤和处处压制李 严,势必激化他与李严之间的矛盾。不知是出于故意嘲弄还是讽刺挖苦,或是为了缓和与改善同诸 葛亮的紧张气氛,李严居然劝诸葛亮“宜受九锡,晋爵称王”。诸葛亮不得不回答说:“吾与足下 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 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 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三国志·蜀书·李严传》注引 《诸葛亮集》)诸葛亮这番话的口气相当大,完全不像出自一个“谨慎”的人之口,说得难听些, 反倒像一个乱臣贼子所言。当初有人劝曹操接受九锡时,曹操道:“夫受九锡,广开土宇,周公其 人也。汉之异姓八王者,与高祖俱起布衣,创定王业,其功甚大,吾何可比之?”(《三国志·魏 书·武帝纪》)前后三让,方才受命。相比诸葛亮,曹操的风度显得高雅多了。看来,诸葛亮的人 格双重性表现得相当突出,刘备在世时,他是一副面孔,刘备去世后,他又是一副面孔。他的这一 特征,不仅表现在这一事情上,同样还表现在其他事情上。不管怎样,从以上诸葛亮与李严关于九 锡问题上的交锋,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的矛盾关系已经开始表面化和公开化了。李严的才干和资 本构成了对诸葛亮的威胁,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诸葛亮知道,李严一旦进入权力中心的所在 地,他就不能够随心所欲地使用权力。因此,诸葛亮在《前出师表》中一再强调“亲贤臣,远小人 ”,实际上这里的贤臣主要是指刘备从荆楚带来的“忠贞之士”,诸葛亮列举出的郭攸之、费、董 允、向宠等人,正是其有力的证明;这里所说的小人主要是指对蜀汉政权怀有二心的原东州势力集 团和益州土著集团的官吏。所以,为防不测,诸葛亮不想让出身这两个势力集团的官吏接近和靠拢 后主,不想让出身这两个势力集团的官吏进入最高领导层和核心决策圈。在这种亲疏有别的政治格 局下,李严只能无可奈何地呆在江州,自哀英雄无用武之地。显而易见,诸葛亮的气魄和肚量不如 刘备宽广。刘备去世前,诸葛亮的政治和外交才能得到比较充分的发挥,而军事才能则表现平平, 不及李严突出和优秀。诸葛亮执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权势,为表现具有比李严更高超的军事 才能,从而在与李严的政治权力较量中占上风,出路惟有北伐,同强魏争斗。否则,李严看不起他 ,东州势力集团看不起他,连益州土著集团也看不起他。由此可见,诸葛亮及其荆楚集团要表现和 证明自己的实力与信心、胆略与气魄,只有进行北伐,也只能进行北伐。惟其如此,才能树立起自 己的声誉和威望,才能显示出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才能表现出自己的强有力和不示弱,最终在气势 上、心理上压倒和镇服李严与东州、益州等势力集团。这就是诸葛亮北伐中原的又一主要政治因素 ,也是蜀汉政权内部各派势力集团斗争及其微妙人事关系的必然结果。三、诸葛亮首次北伐为何选 择陇右平定南中是诸葛亮北伐中原前最重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它以诸葛亮的凯旋班师而告终。南征 胜利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安定了后方,“军资所出,国以富饶”,而是在于:这是诸葛亮独掌大 权以来第一次单独统兵作战的精彩亮相,这是北伐中原前的一次成功预演,用意在于表明诸葛亮是 有军事才能的,是能够打大仗、打胜仗的。汉中的地理位置极有利于诸葛亮就近考虑和选择北伐中 原的最佳攻击方向和首轮打击目标。为此,他在这里等待和思考了一年时间,“治戎讲武,以俟大 举”。从地理上看,由汉中北进中原,主要有三条跨越秦岭的路线:一是东面的子午谷通道,全长 300多公里,北谷口正好在曹魏关中重镇长安南面不远。二是中间的驻谷道,全长200多公里 ,北出口即是长安西面的武功县。三是西面的斜谷道,全长近250公里,北出口即是陕西眉县西 边。斜谷道中段有一条西出折北的支道,叫箕谷,从箕谷北出散关,即达陈仓。需要说明的是,这 几条道路都是途经崇山峻岭,深沟峡谷,艰险异常。当初曹操从关中南下征讨割据汉中的张鲁时, 因见路途深险,多次感叹“南郑直为天狱中,斜谷道为五百里石穴耳”(《三国志·魏书·刘放传 》注引《资别传》)。诸葛亮与属下谋臣、将军议论北伐路线时,曾经镇守汉中多年、且又熟悉当 地情况的蜀汉汉中太守魏延主张:“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直从褒中出,循秦岭而东,当子 午而北,不过十日可到长安……毗东方相合聚,由此看来,正是基于以上这些因素的深思熟虑,诸 葛亮才决心把首次北伐的攻击目标和方向选择在陇右一带,“分裂蚕食,先摧其支党”(《三国志 ·蜀书·蒋魏传》)。诸葛亮认定这个地区是曹魏势力范围中最薄弱的环节,也是最容易攻占的地 区,且一旦在取成功,不但可以断曹魏右臂,陇上诸郡,非曹魏之有也,使蜀汉拓展境上,获得维 持战争所急需的大量人力和物力资源,而且还可以截断曹魏与河西走廊及其西域地区的脆弱联系, 使蜀汉处于进退有资、高屋建领、直逼关中的有利战略地位。公允而论,诸葛亮的这个抉择是英明 而正确的。因为从当时的情况看,确实没有比这个更好的抉择了。对于这个抉择,诸葛亮是满怀信 心的。这一点,从首次北伐前夕,后主刘禅下诏的诏书中就可以看出。诏曰:“诸葛丞相弘毅忠壮 ,忘身优国,先帝托以天下,以勖朕躬。今授之以旄钺之重,付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二十万众 ,董督元戎,龚行天罚,除患宁乱,克复旧都,在此行也。”其中特意点到:“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大军北出,便欲率将兵马,奋戈先驱。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师贞势并,必无敌矣。”(《三国志·蜀书·后主传》)可以看出,诸葛亮在首次北伐前夕,就已经同凉州的羌、氐、胡等20余位地方豪强建立了地下联系,他们做好了积极响应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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