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董仲舒 (公元前 179- 10 4年 )、司马迁 (公元前 14 5 - 74年 )、东方朔 (公元前 15 4 - 93年 )同为汉武帝时代 (公元前 15 6 - 87年 ;在位时间 :公元前 14 1-87年 )的人物。他们的身世、经历、思想很不相同 ,却各有一篇“不遇”之赋传于后世 ,即董仲舒 (以下简称董 )的《士不遇赋》、司马迁 (简称迁 )的《悲士不遇赋》、东方朔 (简称朔 )的《答客难》。在某种程度上这三篇赋展示了三人所处的那个时代的士人风貌和文学特征。一董仲舒 ,是历史上以劝得武帝“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而显名的一代儒学大师。他的“天人感应”、“君权神授”思想为汉家王朝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一些人很容易认为他既如此投机于封建统治术 ,且主张又被武帝所采纳、推行 ,想必仕途顺畅 ,属“士人得遇”型。关于他的一生 ,张溥在其《汉魏六朝百三家名家集题辞注》之《董胶西集》中有精辟评价 :然尊孔氏 ,斥百家 ,立学校 ,举茂孝 ,王者制度皆发董生 ,身虽废 ,言何尝不显哉 ?《汉书·董仲舒传》记载他多言灾异。一次因灾异之故 ,“主父狭奏 ,吕生妄讥 ,下吏当死” ,后“诏赦之” ,“遂不敢复言灾异”。而董的仕途则是历任易王相和胶西王相 ,最后以病免归家 ,年老寿终。因此在众人看来已是十分发达的董仲舒 ,写下了一篇《士不遇赋》 ,发出了“生不逢时”的感慨。他忧叹道 :“生不丁三代之隆盛兮 ,而丁三季之末俗” ,接着又自我安慰 ,“观上古之清浊兮 ,廉士亦茕茕而靡归”。随后以殷汤的卞随、务光 ,周武的伯夷、叔齐以及春秋的伍子胥、战国的屈原的“不遇”聊以自慰。最后表达了“正心而归一善”的愿望 ,体现了一代儒学宗师的道德风范。相对于董之不遇 ,司马迁的经历更加令人扼腕。在大家熟知的《报任安书》中太史公发出了如泣如诉的痛苦表白 ,而在《悲士不遇赋》中 ,却仅是一番沉郁、简练的感情抒发和理智解脱。在这篇赋中 ,他感叹“士生之不辰 ,愧顾影而独存”的形影相吊 ,又表达了“恒克己而复礼 ,惧志行之无闻”的理想。而遭逢“天道微哉”的时际 ,虽有“没世无闻 ,古人惟耻”的古训 ,却仍只有“委之自然 ,终归一也” ,最后得出“理不可据 ,智不可恃”的无可奈何的结论。从中 ,我们似乎可以体味到太史公欲施展报负而突遭横祸的悲怆。刘鹗认为《史记》是太史公的哭泣之书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无论结局如何 ,在后人眼中 ,董、迁二人 ,皆算有为之人 :独尊儒术的推行和《史记》的成书 ,在历史上可圈可点。相比之下东方朔相对的“无为”即是他认为自己不遇的本因。读其本传 ,我们可以了解到朔“文辞不逊 ,高自称誉”。起初武帝令其待诏公车 ,过了许久 ,他才以才智得幸 ,被拜为常侍郎。后来武帝大起上林苑 ,朔上书劝谏 ,被拜为太中大夫、给事中。此后 ,他常直言极谏 ,欲求得重用。不幸的是 ,武帝始终将其当作倡优看待 ,朔因此也就没有机会全面展示自己的政治才华。眼见得一身本领无法施展 ,感慨之下 ,朔著《答客难》一文。这是东方朔创作中最优秀的作品 ,也是西汉时期最好的散文赋之一。在赋中 ,朔抒发了政治失意、怀才不遇的失望和释然 ,以“用之则为虎 ,不用则为鼠”表达了自身的无奈 ,并以“时异则事异”安慰自己。通过对董、迁、朔的政治遭遇和“士不遇”赋的介绍 ,我们可以稍稍总结三人的异同。董与迁都找到了某种精神的皈依 ,他们都把士的不遇归结为生不逢时 ,遭遇乱世。董 ,一代名儒 ,两事骄王 ,都得到了善遇和美誉 ,最后以病免 ,年老寿终于家。他所感慨的“不遇”乃是自己的“为人廉直”与“矫情而获百利”的社会矛盾所引 发。比如本传中记载的主父偃和公孙弘对董的嫉妒而导致了他的下狱和贬任胶西王相。孔子的“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在董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比如武帝即位后求贤若渴 ,董以“天人三策”获得赏识 ;当事易王、胶西王相 ,又恐晚受牵连而告病归家。而司马迁的“不遇”则包含有更多隐忍的内容。在《悲士不遇赋》中 ,他表达了压抑的愤怒 ,无可更易的命运使他在无限的伤痛中 ,发出了“理不可据 ,智不可恃”的哀鸣。即使如此 ,他仍以无有作为为耻 ,在不被武帝所遇之后 ,他以千古绝唱《史记》赢得无数后人的景仰与追慕 ,亦可视为一种后世得遇了。从迁本人及其不遇赋体现了儒道两家思想的融合 ,他以儒家“朝闻夕死 ,孰云其否”为精神动力 ,以道家的“委之自然 ,终归一矣”为最后的人生归宿 ,为重创的心灵开出一剂良方。与董、迁观点截然不同的是东方朔的观点。他并不认为自己生不逢时 ,相反他认为正是太平盛世导致了不遇 ,这与后来的扬雄《解嘲》中的“世乱则圣哲驰骛而不足 ,世治则庸夫高枕而有余”相契合 ,即“乱世出英雄”的社会现象。以这种“治世则庸夫高枕而有余”的思想作为开脱 ,朔稍微缓解了内心的忧伤。与董之属儒家思想、迁之属道家思想相对应 ,朔当属杂家之流。在他一生不断的谏诤中 ,谏汰奢扰民和谏淫乱非礼 ,无疑是儒家仁政的安民和美俗化民思想的表现 ;而执法不避亲仇 ,又正是法家思想最优秀的部分 ;当政治理想幻灭之后 ,朔又很自然地走向道家。二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都是武帝时人。武帝所统治的王朝作为一个强盛帝国被历史记载下来 ,武帝的文治武功也被历史诸多史家传颂。武帝即位之初 ,下诏求贤。一时间士人争相而出 ,《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有载 :汉之得人 ,于兹为盛 ,儒雅则公孙弘、董仲舒、儿宽 ,笃行则石建、石庆 ,质直则汲黯、卜式 ,推贤则韩安国、郑当时 ,定令则赵禹、张汤 ,文章则司马迁、相如 ,滑稽则东方朔、枚皋 ,应对则严助、朱买臣 ,历数则唐都、洛下闳 ,协律则李延年、运筹则桑弘羊、奉使则张骞、苏武 ,将帅则卫青、霍去病 ,受遗则霍光、金日石单 ,其余则不可胜记。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 ,后世莫及。上述引文说明了武帝的“得人” ,董、迁、朔皆榜上有名。其中 ,迁以“文章”显名 ,董以“儒雅”著称 ,朔以“滑稽”称雄。三人分为史学家、经学家和倡优 ,而他们的渊博的学识、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又使他们成为那一时代士人最优秀的代表。武帝重士 ,又喜好辞赋。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总结了当时赋坛的情况 :大汉初定 ,日不暇给 ,至于武、宣之世 ,乃崇礼官、考文章 ,内设金马石渠之署 ,外兴乐府协律之事 ,以兴废寄绝、润色鸿业。……故言语侍从之臣 ,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之属 ,朝夕论思 ,日月献纳 ;而公卿大臣御使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 ,时时间作。……由上可知 ,东方朔、董仲舒又是赋坛好手。武帝好赋和他的好功 ,使得文坛出现了“劝百讽一”的大赋盛况。与历代王朝相比 ,武帝之时 ,士人得遇是主流现象 ;而歌功颂德的大赋亦是文坛主流。如此认为当不为过。那么以上三人之赋之感又做何解释 ?此种“士不遇”的原因何在 ?我们可从政治、士人、文学三者自身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中寻找原因。首先是政治原因。不可否认武帝时期是西汉最为隆盛的时期 ,武帝在历朝历代君王中有着良好的口碑 ,但他身上“专制魔王”的特质并不比其它君王少一些 :他受主父偃的蒙蔽将董下狱 ;因李陵之事而对迁施以宫刑 ;虽对朔有时的谏诤 ,比如上林苑之事 ,加以奖赏 ,却仍大起上林苑。所作所为让时人、后人都见识了“事雄主其诚难哉”的尴尬。从武帝身上探求本源 ,便要归结到封建专制的原因。这种人治社会的专制独裁统治 ,使得帝王养成了骄横恣肆、任性而为、主观臆断的秉性。处于这种率性而治的政治制度之下 ,士人也就难免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了。其次是士人的原因。经过了始皇的箝制文化、束缚士人到武帝的发展文化、广纳贤士 ,士人开始积极地走向仕途 ;西汉大一统国家使整个时代都具有了意气风发的特征 ;被独尊的儒学的“入世”精神使大批有识之士将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做为人生价值实现的标准。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士人从典籍中获得的教益并不一定有用于现实 ,更不可能完全迎合执政者的意图。理论与实践脱节 ,道统与政统相悖的情形时有发生。面对变幻莫测的政局 ,士人们无力将命运完全操纵在自己手中。即使在政治清明的时代 ,明主们因一念之差或个性方面的痼疾而导致的错误处理甚至杀戮并不少见。士人们有理想、有志向却不见得有机会、有用武之地 ,忧国忧民的同时 ,还要担心自身的安危 ,难怪他们要发出“生不逢时”的感叹了。另外就是关于文学自身的问题。由于武帝时代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的发展 ,大气、张扬成为文学的主要特色。加上武帝的大力提倡 ,大赋发展到了它的极致。正如上文班固所叙 ,既有日月献纳的专职写赋之人 ,亦有时时间作的公卿大臣 ,他们都留下了许多恢弘大气的赋家名篇。然而文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静止的、平衡的 ,有主流 ,必然有支流。在当时众多以大为美、以铺彩扌离文、铺张浪费为佳的大赋为主流的文坛 ,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有个性的支流。以董与迁的“不遇”赋为例。两篇赋虽着墨不多 ,也没有描景绘物 ,仅仅是哀婉深沉地抒发内心的愤懑 ,却成为抒情小赋的初篇和名篇 ,具有很高的文学水平和历史地位。而朔之《答客难》则“始设客难” ,“学者争慕效之 ,假主客遣抑郁者篇章叠见”。萧统在其《文选》中将《答客难》系列文辞归为一类 ,总名曰“设论”。可见 ,自朔始设客难 ,后来已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文学发展有其总体特征 ,而在众多个体中个别的亮点则很可能代表这一总体未来的趋势与走向 ,汉赋正是由大赋逐渐发展为抒情小赋 ,由外部世界进入到了内心深处 ;而“设论”也开拓了一片市场。三从董仲舒、司马迁、东方朔三人“不遇”赋和他们对待“不遇”的态度 ,我们可以看到 :董具有浓厚的儒学思想 ,孔子的“用行舍藏”的处世方法在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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