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行将取得对伊拉克战争的基本军事胜利。然而 ,它离著名战略思想家B·H·利德尔·哈特界定的真正战争胜利仍有千里之遥 ,甚至有可能根本无法达到。用哈特本人的话说 ,战争的真正胜利是“战后的和平状态和本国人民的处境优于战前”。在对伊基本军事胜利后面等待着美国的 ,多半将是战后严重的军事 /政治困难 ,此外还可能添上经济和财政方面的重大麻烦。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预计 ,美国将在战后长时间陷于军事困难。首先 ,在伊拉克长时间驻扎大量占领军 ,其数必以万计、甚或十万计 ,以此在一个很大部分怀抱对美敌意的人口中 ,维持对于至少所有大城市和战略 /经济要地的占领 ,粉碎萨达姆政权剩余力量的游击顽抗 ,同时承担治安、行政组织和管理、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加剧等多项决不轻松的任务 ,美国公众有可能不愿 (因而可能最终使得美国政府无法 )经久负担完成这些任务所需的生命代价和金钱耗费。而且 ,美国 (特别是美国军队 )很有可能将始终欠缺成功履行这些任务所需的军政经验、意志和智慧。简言之 ,战后“平定”(pacification) ,连同主要将由美国军方负责的伊拉克重组重构任务 ,可能异常繁重 ,甚或超出美国的能力与耐心。其次 ,对伊大规模持久军事占领势将极大牵制美国处理世界其他地方 (特别是朝鲜半岛和中近东其他某些地区 )可能发生的重大军事危机的资源和精力 ,从而损伤美国的全盘国家安全利益。换句话说 ,这一占领多半将构成“美利坚帝国”近 30年来未曾有过的过度伸展 ,使其在颇大程度上失去全球性强国所必需的军事“灵活反应”能力。不仅如此 ,假如这场战争激发起跨国恐怖主义势力对美较大规模或较广泛的袭击 ,那么美国的军事任务将变得更为复杂 ,并且会导致“反恐第一还是平定伊拉克第一”的问题变成国内辩论的头等热点 ,引发或加剧国内对当局政策的较广泛质疑。美国战后的政治困难是多方面的。第一 ,困难的根本来源在于伊拉克不少人口对美国怀抱敌意(经过当今的伊拉克战争尤其如此 ) ,同时在他们眼中 ,美国军事占领或者它扶植的任何战后政府将长时间缺乏合法性或正当性。在这样的情况下 ,相当广泛的“消极抵抗”势必存在 ,战后治理的困难和成本势必巨大。即使这样的困难在理论上有可能克服 ,惯于简单化政治思维、单边主义和黩武主义的布什政府也不是其真正合适的承担者。第二 ,布什政府发动对伊战争的主要资本是“9·11事件”后处于安全恐慌中的美国公众的支持 ,而它将面临的战后最大政治困难则是在所有上述军政情势中维持这一支持 ,亦即维持多数美国公众对它的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次序、威胁界定、根本战略信条以及对伊开战和占 领的基本理由的经久认可。这方面的难度将肯定不低。布什能够利用的将主要是美国公众在关于必要性和可行性的根本问题上较长时间地困惑、犹豫和无所适从,从而对布什政府来说获得一种“无害”(neutralized)状况。然而 ,这种状况能否经久维持值得怀疑。第三 ,美国将继续面对相当严重的外交孤立和舆论孤立。美对伊开战的合法性在国际社会和舆论中未得到广泛认可 ,其国际形象和外交地位由此遭受罕见的重大损伤。如果在战后问题处理上同样如此 (现在看来确实颇有可能 ) ,那么美国能否维持足够的意志和心理承受力来忍受长久相对孤立的局面就颇有疑问。布什政府尽管奉行单边主义 ,但也清楚摆脱孤立关系到美国的自我良好感觉和它在世界上的多项重大利益。第四 ,长时间的对伊军事占领 ,特别是在遭到伊拉克公众持久抵抗的情况下 ,势将加剧伊斯兰世界在“9·11事件”后被激发起来的、对美国而言的各类危险 ,而美国实质性缓解这些危险的可能性将相应减小。所谓“文明的冲突”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重 地折磨美国。这可以说是美国战后行将面对的一种根本政治文化困难。美国战后的财政困难来自多项重大费用负担:维持大规模军事占领和平定战后抵抗的费用 ,伊拉克战后重组和重建的费用 ,避免“人道主义灾难”加剧的费用 ,弥补战争消耗的军备物资的费用 ,等等。可以预料 ,布什政府持续从国会获得巨额拨款并非易事。至于美国经济 ,由于中近东的持续危险和动乱、占领前景的不确定、美国战后的财政困难以及石油价格的大幅上涨等因素 ,不景气可能加剧 ,甚或出现更严重的衰退。假如事态确实如此 ,美国的占领决心就会动摇 ,布什 2 0 0 4年连任总统的希望就很可能破灭。我要谈的另一个问题是伊拉克战争的较长远国际政治后果。在展望之前有必要先就一个由来性的根本问题作出判断 ,即战后美国的首要目标、战略和政策是什么 ?如果美国对伊战争赢得军事胜利、且战后统治不致陷于破产 ,那么可以预料 :(1)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最优先目标将进一步转变 ,其方向如布什 2 0 0 3年 1月 2 9日对国会两院发表的国情咨文所示 :“今天 ,反恐战争中最大的危险以及美国和世界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寻求拥有核、生、化武器的流氓国家。这些国家将使用这些武器进行敲诈 ,从事恐怖活动 ,甚至大规模的屠杀。它们还可能将这些武器给予或者出售给它们的恐怖同盟 ,而这些恐怖同盟将毫不犹豫地使用这些武器。”(2 )布什政府将坚持其追求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战略原则———“预防性强制和打击” ,或者如美国一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所说 ,坚持与“不扩散派”不同的“反扩散派”信条 ,即“基于军事的办法 ,依据威慑、强迫、强制性外交、全球性军事优势和武力的预防性或先发制人式的使用”。 (3)坚持追求上述目标的最主要政治原则 ,即在美国政府自己认定必要时 ,奉行单边主义 ,不惮国际孤立。在这种情况下 ,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大格局将出现如下可能 :(1)安全领域的国际法、国际组织和国际秩序体制将在很大程度上瘫痪或瓦解 ,世界政治总体不确定性显著增长 ,单边主义战争和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秘密扩散的危险明显加大 ,世界政治的无序和分裂同经济互相依赖之间的矛盾将更为显著。(2 )穆斯林世界将进入一种更广泛和深入的变动、混乱和危险的状态 ,导致跨国恐怖主义产生的基础将显著加厚 ,对美恐怖袭击的危险有可能加大。(3)鉴于联合国权威和作用的严重损伤、法德等国的对美离异、北约的近乎瘫痪和美国相对的孤立 ,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会更倚重与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土耳其以及东欧国家的双边同盟或协约 ;反过来 ,这些国家一般会显著强化同美国的盟友协作关系 ,并且据此从美国获得各类实惠。至少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北约和欧盟对美国来说变得不重要、不相干甚或有害了。美国霸权或世界优势的国际同盟基础发生重要改变。与此相关 ,在较长时间里 ,美国对支持它发动对伊战争的国家将心存感激 ,而对强烈反对它的国家记恨在心 ,特别是法国、德国和俄罗斯 ,这对国际格局有潜在的深远影响。(4)俄罗斯同美国的关系跌入普京就任总统以来的最低点。然而 ,俄罗斯的国力、意志和利益考虑等因素决定它完全不可能采取与美总体对立的姿态 ,俄会择时争取同美“重修旧好”。法国和德国也将如此。国际格局中不会出现以法、德、俄三国为首的对美总体制衡阵线 ,但局部协同制衡的可能性将比以往增大。国际组合将呈现一种多少新颖的局面 :美国为首的“紧密同盟”群落对一个松散的“‘怨美’国际社会”。(5 )在东亚 ,朝鲜核危机问题将更为突出 ,东亚格局由此充满变数 ;战争危险或朝鲜核武化危险都有可能增长 ,中国相关的外交和战略决策困难也会相应加大。同样 ,美日军事同盟、日本政府的亲美态势及其军事欲望和军事作用都会加强 ,韩国同美国的军事、政治关系将继续处于潜在的不确定和动荡之中。中国特别需要关切的是 ,中美关系由于双方在伊拉克战争和朝鲜核危机问题上的严重分歧 ,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难以回到类似 2 0 0 2年最后几个月里的那种高度改善状况 ,急需展开的两国多方面系统性战略对话将难以启动 ,两国关系中与中国国家安全关联最大的诸项问题将难以得到重大缓解或解决。而且 ,如果伊拉克局势和朝鲜核危机有重大恶化 ,那么中美关系并非没有可能发生倒退。对此 ,中国要有足够的认识 ,在切实和全面强化自身建设(尤其是军力和国家效率的全面现代化 )的同时 ,进一步优化战略利益的轻重缓急次序 ,更好地奉行战略集中原则 ,既足够审慎又积极有为 ,为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趋利避害美国的战后困难和对伊战争的国际政治后果@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 美国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伊拉克战争与朝鲜核危机是当前最吸引全球注意力的两件大事。围绕这两 件大事尤其是前者而在世界范围内引发的诸多争议和变化,不能不令每个关心国际事务和各自国家 命运的人陷入沉思: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是否从此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国际局势的 走向及特点?所有这些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应当如何与时俱进地调整其外交政策以最大限 度地实现自身的战略利益?超越具体事件进展本身,从更前瞻性的视野对这些重要问题加以深入、理性的探讨,无疑有其必要性和现实性。为此,《现代国际关系》专家论坛于3月28日以“新形势下的中国外交”为主题,在万寿山庄举行为时一天的研讨会,来自京沪的部分知名学 者、专家就此从不同的专业角度进行了深度分析和探讨。现爰刊于此,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付印 之际,伊拉克战争已近尾声,朝鲜也发出了愿接受多边协商的信息,遂请与会相关代表进行了补充与较正。特此说明其追求这一目标的最主要战略原则———“预防性强制和打击”,或者如美国一家基金会的研究报告所说 ,坚持与“不扩散派”不同的“反扩散派”信条 ,即“基于军事的办法 ,依据威慑、强迫、强制性外交、全球性军事优势和武力的预防性或先发制人式的使用”。 (3)坚持追求上述目标的最主要政治原则 ,即在美国政府自己认定必要时 ,奉行单边主义 ,不惮国际孤立。在这种情况下 ,伊拉克战争后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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