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每一个深圳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从踏上这片土地的第一天起,他们的脚步就变成了这辆列车的轮 子,每天都在飞速旋转。他们不知道自己想到达的目的地在哪里。巨大的诱惑在前面招手,巨大的 惯性推动着后背,没有歇脚的机会,没有回头之路。因此,他们感到疲惫,感到迷失,感到茫然和 惆怅。我已经被金钱压弯了腰采访时间:2003年7月19日下午地点:燕南路某咖啡厅人物: 冯尉(男,48岁,深圳某实业公司董事长)我经商的兴趣主要来自于童年饥饿的记忆。小时候, 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为了招待,母亲到村子里借了一点面条。就在母亲烧水准备煮面的时候,我 和年幼的妹妹趁着母亲不注意把生的面条吃掉了一半,母亲发现之后抱着我和妹妹号啕大哭。也许 这件事情在我的记忆中留下的创痛太深,我成年之后,在自己的人生面临多种选择的时候,没有任 何迟疑,我选择了经商。在潜意识里,我一直有一个非常迫切的愿望,要挣很多钱,让全家人过上 好日子。1985年,在部队担任管理股长多年的我申请转业,按照当时的安置政策,我是正营级 干部,完全可以在地方的人民武装部门担任一个相同级别的位子。而且在老家,我还有一个亲戚担 任地方的主要领导,从常理上来说,回老家前途肯定光明得多。但就在这个时候,一直潜藏在脑子 里经商的念头冒出来了,在一位战友的帮忙下,我来到还处在建设阶段的深圳,在一家小企业做起 了一名普通的销售员。1986年,由于销售业绩突出,我被提拔为公司的副经理,后来由于经营 不善,企业面临很多困难,我又临危受命,担任这家公司的代经理。在任职期间,我对厂里的用人 制度、工资制度进行了一番改革,使公司经营状况有了很大的改善。按照常理,有了这样的贡献, 我在公司的地位一定稳固了。没有想到的是,担任公司代经理职务一年后,上级有关部门突然派来 工作组,开会、查账、调查,反复折腾半年多,但结果却不了了之。最后一纸公文,宣布改任为副 经理。从主持工作的代经理降到副经理,其实并没有什么,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我犯了什么错 误,组织上总得有个交待吧!为此,我找领导,要求给一个说法。领导笑笑说:“这事就这样了,咱们都不再提它了好不好?”我是一个性格刚直的人,这样的结果怎么能接受?于是,我决定自己干。创业过程非常艰辛。我卖过保险,开过书店,炒过股票,甚至开过米粉店。在 我最困难的日子里,曾经口袋里只剩下了10块钱,晚上没有住的地方,我就睡在公园的长椅子上 。在深圳折腾了很多年,但一直“小打小闹”没有什么起色,没有赚到多少钱,人也累得不行,而 且充满了挫折感。后来我来了灵感,不想再这样折腾了,我想到要做自己的老本行——销售。和过 去不同的是,不管怎么讲,过去我是在国有企业,牌子总是响当当的,现在赤手空拳要做销售,是 一件很难的事情。就像一个陌生人,来到一家餐厅,看见人家每个人都有一个位子,吃得很开心。 怎么办?我谁都不认识,谁会想到给你这个陌生人腾一个位子,让你也有饭吃呢?后来,我找到一 家做保健品的企业,提出承包销售他们的所有产品。对方毫不客气地拒绝了,“你是谁?卖不出去 我们找谁去?”这个办法不行,我再换一个策略,深圳有这么多的生产企业,难道每家的产品都会 畅销吗?好销的东西没有机会,那我就找不好销的。1989年,我在了解一家生产手机电池的企 业新扩张了生产规模之后,又找上门,要求承包销售他们新增加的产品。大概他们看我的态度特别 诚恳,而且确实做过销售,于是,他们准备让我去试一试。试一试其实就有了吃饭的机会。在签订 合同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没底的。以前连一个手机电池也没有卖过啊,谁知道市场到底在什么地 方?开弓没有回头箭,合同都签了,还能指望有什么退路?我倾己所有租了办公室,又招兵买马, 事情就做起来了。当时的手机电池还是一个市场需求很旺的产品,所以我的这个多少有些“冒险” 的生意一下子就做开了,赚到了自己的第一桶金。事情既然起来了,就一定要做大。这样,两年后 我又投资了东莞一家生产企业,这样不仅有了自己的销售网络,也有了自己的生产基地。我很勤奋 ,而且运气也不错,所以,按照我老家人的说法,我是“发财”了。1998年,我换掉了开了几 年的三菱吉普车,坐上了奔驰,而且我还在深圳一个著名的小区买了几年前还不敢想的楼。我经商 本来就是让家里人过上好日子,现在经济允许了,所以,我几张飞机票,一下子又从老家接来了几 乎所有的亲属。有了钱之后的日子还是开心的,以前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在有了钱之后变成了举手 之劳。就像燕窝和鱼翅吧,没有钱的时候它们是可望而不可即的人间美味,等到你有钱了,总有一 天你会发现它们原来是像萝卜白菜一样平常的东西。你总不能天天吃这些东西吧,就是天天吃,又 能吃下去多少?“只有花掉的钱才是自己的”,这句话我原来没有什么体会,现在是明白了。我出 生在农村,生活一向俭朴惯了的,说实话,我从来就没有什么费钱的爱好,我最喜欢过什么生活? 白天累了一天,到了家里,一碗捞面条就很舒服。对于我来讲,多浪费一分钱都觉得是罪过。我就 是这样的人啊。有一天,我累得要死,坐在车上,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妈呀,我现在挣到 的钱自己一辈子已经花不完啦?!从此我落下了一个毛病,没事情的时候,有时候会想一些很“古 怪”的问题,比如“一个人一天最多可以花多少钱?”我经过精确计算,其实很少,除非你用一种 “造孽”和“烧包”的方式花钱,就像有一个网上笑话说的“等咱有了钱,香烟一点就两根,抽一 根,烧一根”,“豆浆买两碗,喝一碗,倒一碗”。但这是人干的事情吗?当自己挣的钱有一天突 然成了存折上空洞的数字的时候,挣钱的快感和激情也就消失了。在没有了对于金钱的渴望之后, 还必须继续挣下去,这是什么滋味?不挣下去又能怎么样?除了挣钱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干什 么?所以,我还要这么累下去……我的仕途为何给断送了采访时间:2003年7月21日晚地点 :景田北某茶艺馆人物:江鸿(男,46岁,个体业主)人到中年,最不能承受的就是深夜从睡梦 中醒来,独自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关于往事的回忆。但不知道为什么,我最近总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惊醒,当我一个人回想自己走过的深深浅浅的岁月,内心充满了感伤的情绪。现在想来,我的人生 就像是父亲事先设置的一个程序,从上小学开始,到中学、大学,再到毕业进入仕途,当我沿着这 个预定的轨道一直向前的时候,一切仿佛都带着一种惯性。我父亲是上世纪50年代的大学生,毕 业之后不久就被一位当地的领导看中,走上了仕途。他担任了那位领导的秘书五年之后,被提拔为 市政府办公室的副主任,按照官场的说法,他进入了“快车道”,如果按预定的线路走下去,他的 职位和级别将会不断攀升。但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我父亲的领导就下 台了,他自己也顺理成章地成了派系斗争的牺牲品。我父亲这个人在关键的时候还是清醒的,他主 动要求从机关调到当地的一家企业,做了一名普通的会计。进入上个世纪的70年代,他又回到了 机关,官复原职。但此时的机关已经和过去有了很多不同。父亲本质上是一个读书人,血液里有着 浓烈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现实精神和济世传统,但他也有缺点,他的缺点是不善于处理纷繁复杂的人 际关系。在他年富力强的那些年,因为他一直不能在各种派系磨合中搞好平衡,虽然工作十分努力 ,群众关系也很好,但每到关键的时候,总会出一些不痛不痒的小问题。比如有一次上级把他作为 组织部长的人选考察的时候,忽然有人写匿名信说在“四清”的时候曾经查出他占用了公家的一个 办公桌。等到查出这是一个莫须有的事情之后,机会已经过去了。所以一直到临退休,他仍然待在 统战部长的职位上,平时只能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了写写画画这些事情上面。也许是因为抱负没 有实现的原因,父亲很早就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我的身上。很小的时候,父亲就经常向我灌输“男 孩子要有远大的志向”,“要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等等这样的思想。在父亲眼里,我是一个“好孩 子”,很争气。按照他的要求,从小学到中学我一直是学生干部。上大学的时候,我的组织才能更 充分地发挥出来,政治上的进步一步也没有耽误:三年级的时候,在同班同学中第一批入了党,四 年级的时候成了系学生会的主席,毕业的时候顺利进入了老家的一个重要部门。搞了一辈子政治的 父亲,在我的个人成长这个问题上,也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和良苦用心。他没有把我留在自己的身 边,特别是在他发现自己已经不能再继续为我的成长铺平道路的时候。那时,我刚刚由市领导的秘 书提拔为科长,被很多同行认为是“前程无量”,但他却从一片赞扬声中看到了我政治前途上的局 限和危机。那是1988年,父亲到深圳出了一趟差,回家后,他和我语重心长地谈了一次话。我 还记得那天晚上的情景,从来不喝酒的父亲喝了很多酒,显得很兴奋。后来我才明白了他的想法: 综合考虑了深圳的特殊政治地位、人际环境和发展空间,他建议我最好到深圳工作。他相信我在这 里可以干出更大的名堂。一年之后,我参加了深圳的公务员招考,成了深圳某政府机关的一名工作 人员。来深圳之后,我的工作能力很快得到领导的赞赏和同事的认可,职位也不断升迁,从主任科 员,一路顺利升到副科长、科长、副处长。1994年,我所在的单位内部机构调整,我被调到一 个新成立的处室主持工作,职位虽然没有升迁,但趋势是明显的,按照惯例当处长是早晚的事情。 成了一个独立处室的“头”之后,我要考虑的问题就更多了,相对来说,我的主要心思是在用人上 。做官其实更是做人,每一个有战略眼光的人,都会下工夫培养自己的部下,这个道理就像栽树一 样,随着自己的职位的升迁,在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都会把这些得力的部下放到重要的岗位上去 。等有一天这些树连成一片,成为一片绿阴的时候,你的根基就更牢靠了。机关毕竟是比较清苦的地方,特别是在深圳这样的地方更是如此。看着一个个同学和朋友在企业里大显身手日进斗金,我发现很多部下都产生了跳槽的想法。这个发现让我感到了危机,队伍不稳定,什么事情能做成?为了改善手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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