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23日，由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和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大学院联 合主办的“缓和与合作：东北亚国际关系30年”国际学术会议在复旦大学隆重召开。有近60位 来自日本、韩国和中国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专家学者参加本次会议，其中包括中国前驻日大使 杨振亚、韩国前驻华大使权丙铉、日本驻上海首席领事田尻和宏、韩国驻上海副总领事朴锡焕、日 本国会议员近藤昭一、韩国前国会议员张诚珉等。复旦大学薛明杨副校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俞 新天所长及韩国中央大学国际大学院赵圣一院长到会并分别致词。与会代表就“东北亚区域合作” 、“中日关系”、“中韩关系”及“朝鲜半岛问题”等诸多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研讨，兹纪要 如下。东北亚区域合作杨振亚大使首先就东北亚地区中日韩三国友好合作的历史与前景作了基调发 言。他说，今年是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30周年，又值中韩两国建交10周年，在这个值得纪念的 时刻，中日韩三国的政治家和学者济济一堂，共同探讨三国在新世纪如何加强合作，促进本地区的 和平与发展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他认为中日、中韩和日韩关系的发展业已为未来三国更高层面、 更深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30年来，中日关系虽然问题时有，但友好合作始终占主流，两国在各 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两国已互为重要贸易伙伴， 形成平等互利、取长补短、互为依存、共同繁荣的关系，这不仅构成两国关系坚实的经济基础，而 且对两国政治关系也产生良好影响。杨大使还指出，虽然东北亚总的区域局势是稳定的，但安全问 题仍困扰着有关各国，而且同世界其它区域相比，该地区的区域合作仍相对滞后。他说，在东北亚 地区合作问题上，中日韩三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大方向一致，三国之间不是竞争对手，而是合 作伙伴。在最近于金边召开的第6次东盟与中日韩（10＋3）领导人会议上，三国领导人都表明 了进一步合作的愿望，确定了合作的重点与目标，中方还提出了适时启动三国自由贸易区可能性研 究的设想。权丙铉大使则详尽回顾了1999年10月19日在韩国驻华大使馆召开的“21世纪 韩中日东北亚经济协作”国际会议的背景、内容及该次会议后所进行的幕后外交，指出这是三国以 东北亚地区合作为主题召开的第一次公开或半公开的国际会议，表明中日韩三国的领导人以及许多 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三国在东北亚地区进行经济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谈到东北亚区域安全问题 ，日本中央大学的星野智教授认为，为了保障冷战后的亚洲和东北亚安全，日本就必须跳出霸权稳 定论的框框，摆脱日美安全保障体系这一两国间的同盟，在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家体系基础上，建 立起多国间民主和谐的地域性安全保障体制。复旦大学的石源华教授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认为，东北 亚的安全小环境与其它地区相比有着明显的不协调和滞后的方面，但从全局和长远看，亦并非无所 作为。未来的东北亚安全体系将体现出与北约、欧盟不同的特征，它既不像北约那样以政治和军事 组织为支点，有着健全的调控机制，也不像欧盟那样有强制性的集体行动作为安全的最后保证，而 是一种更多地反映松散特点的安全安排，它将以双边伙伴关系为其表现形式，以元首外交为其建立 途径，以多层对话为其运作机制，以多方会议为其发展框架，以经济合作为其推动方式。此外，还 有两位日本学者就东北亚合作问题，从社会和文化的角度发表了自己的独特观点。东京大学的滨下 武志教授提出了“地政论”的观点，指出东亚各国可能在21世纪将面临一些须共同面对的问题。 他举了中日韩三国未来人口老龄化问题的例子，因此，从资源、能源和环境等情况看，东亚各国也 许不能永远维持目前这种发展模式，而应该考虑建立一种“稳定社会”的模式。过去，东亚国家所 有的社会经济活动一直强调以民为主，官民并举，而政府总是从事非赢利活动，但今后在老龄化社 会，政府可能被迫从事赢利性活动，否则无法获得维持整个社会存续所需的资源。京都大学的胜村 哲也教授则提出了“无界文明社会”的概念，并呼吁建立“东北亚学”。他认为东北亚各国应创造 出一种新的合作关系，这有赖于一种支叉型的研究方法，即以中日韩为中心，包括蒙古和俄远东在 内的“东北亚学”，其核心是建立一种强调“相对性”的“无界文明社会”。这种形态的社会是指 在冷战结束后，取代动摇的欧洲文明社会，是以中日韩为中心的沿海区，即在东北亚地区所形成的 文明社会。90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尽管专家们大多同意杨大使关于冷战后中日关系“问题时有， 成果巨大”的基本判断，但仍有不少与会学者对困扰当前中日关系的一些问题表现出忧虑与不安。 日本广岛大学的今中比吕志教授首先比较了今年9月29日（中日关系正常化30周年纪念日）日 本主要报纸所发表的社论，从而揭示出日本国内在对华政策方面出现的一些令人忧心的潜流。如《 朝日新闻》的社论一方面指出“战前日本在中国及亚洲各国发动了战争与侵略这一事实不用中国指 出，我们也该直视，视作自己的问题”，但又断言“日、中两国对历史的认识不可能达成完全一致 ”，并说如果“中国一味强调因日本侵略而受到伤害这一强烈的被害者历史观，就不可能形成基于 相互理解上的信赖”。《每日新闻》与《朝日新闻》的社论大致相仿，指出“（我们）必须要排除 单方面的固执己见，在无偏见的相互理解基础上建立友好关系，但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着急需解决的 障碍”。而《读卖新闻》则完全是另一种语气，它不仅对日中联合声明一字不提，反而以中国的经 济大国化、军事大国化为题大作文章，指出“逐渐膨胀的中国让周边各国感到了威胁”。今中教授 还指出，日本在安全保障问题上，不仅已在意识形态层面作出修正，而且还在制度层面上发生重大 变化。日本国会已通过的《美日防卫合作新指针》及相关的三个法案，不仅扩大了美日合作的范围 ，而且让自卫队与美军发动的武力行动直接关联，◇这有可能危害到日本国民的权利，国民有被强 制动员起来的可能性；在冷战后美国对其亚太安全战略一再变动的背景下，日本正在向建立以集团 性自卫权为中心的战争国家体制的道路上急速前进。日本岛根大学教授宇野重昭认为应重视中日双 方最近出现的相互之间的批评，尤其是在日本言论界“中国批评论”呈上升趋势。例如在日本研究 中国有代表性的学者中岛岭雄教授认为，尽管过去30年“日中友好”有了很大发展，但是也出现 了“靖国问题”，历史认识问题，教科书问题和尖阁列岛问题等两国间的一系列悬案，同时还发生 了沈阳领馆主权侵害事件。京都大学的中西辉政教授则认为，回顾30年的日中关系就会发现这的 确是一个“幻灭的30年”。在过去，对中国的批评性言论大多出自亲台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但现 在不一样了，据今年9月份《朝日新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联合调查，中国人和日本人对各自的 心理认识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日本，喜欢中国的占19%，讨厌的占17%，持中间态度的占6 2%；在中国，喜欢日本的占10%，讨厌的是53%，持中间态度的占35%。不少日本人认为 ，尽管中国仍存在诸多问题如贪污、腐败等，但中国仍在强劲发展，并有可能取代日本成为亚洲经 济增长的中心，这使日本感到焦虑不安，因此目前日本国内的“中国威胁论”比90年代初更为广 泛。鉴此，宇野教授认为，原则上讲，日中之间确实建立了相互关系的基础，双方目前的理念与目 标也是明确的，但感情纠葛和竞争关系已经形成，因此在分析日中关系时，片面认为日中之间已形 成相互关系的坚实基础是错误的。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吴寄南教授也指出，历史认识问题、台湾 问题从1972年以来一直就是困扰中日关系的瓶颈，30年后的今天甚至有进一步的发展。如前 年的4月20日，由于日本给李登辉发放签证，中国被迫推迟李鹏访日，这是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 ，第一次因政治原因而发生此类事件；今年的4月20日，由于小泉首相参拜靖国神社，中国再次 被迫推迟小泉访华，而且由于小泉拒不放弃参拜，访问一事可能遥遥无期。另外，在安全领域的磨 擦可能成为两国关系中新的瓶颈，这特别表现在美日新的防卫合作指针和相关事态法上。但吴教授 同时认为，中日仍有不少共同的战略利益交汇点。中日关键是要在心态和政策上作出调整。目前两 国可为之事：首先可在10＋3框架内进行战略合作，这可能成为中日合作新的增长点；以大型项 目为龙头，使双边经贸合作进入更高层次，如日本可将其修建新干线的技术用于支持中国建造京沪 高速铁路；将相对落后的安全领域的合作提高到重要位置；促进两国新世纪领导人之间的了解与友 谊等等。来自日本中央大学的李廷江教授也指出，在处理中日关系上，应该有一种“大思维”、“ 大历史”和“大构思”，认为日本不应否认历史，而应回到历史，只有继承历史遗产，才能在发展 中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只有超越才能前进；对于当今日本国民心中存在的心理、情感障碍，应该相 信日本人的良知。建交以来的中韩关系韩国新千年民主党国会议员金槿泰先生在其提交本次会议的 书面报告中认为，自1992年8月建交以来，中韩关系有了飞速发展。为迎接全面交流时代的到 来，中韩两国应尽早作好制度上的准备。最近两国关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是随着两国交流的扩大而 出现的，主要是因两国在政策上未作充分准备而发生的。他说，与两国建交初期相比，两国关系已 出现多样化的趋势，不能因为出现一些问题，而限制交流的扩大，今后两国应对可能出现的问题， 事先有一个相互磋商，一旦发生了问题应该有一个机制，使相互间能迅速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另外 ，在经济交流基础上，两国关系应进一步向其它领域扩散，如扩大民间交流和文化交流，从而使两 国关系走向成熟的伙伴关系。在安全领域，两国关系应成为东北亚和平体制的支柱。目前，中韩两国对东北亚的和平比其它国家更为关心。东北亚一旦发生战事，不仅韩国将成为直接的受害者，而且中国的经济发展也将受到很大影响，因此今后两国的协作关系应向构建东北亚和平体制的方向发展。韩国庆熙大学的申尚协教授、韩国中央大学的李时荣教授和姜元文教授主要分析了韩中两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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