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际关系理论流派相互论战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挑战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方法及流派,其中 ,以彼德·卡赞斯坦为代表的安全文化理论以及以戴维·莱克、罗伯特·鲍威尔为代表的战略选择 理论是比较典型的例子。但安全文化理论与战略选择理论不是绝对孤立开来的,而是处于一个相互 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的互动过程之中。双方之间的互动也非常鲜明地体现在冷战后的北约东扩过 程中。一、核心概念及其界定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来看,安全研究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安全观向新 的安全观的不断转变的过程。对于安全的定义,不同学者有着不同的解释。阿诺德·沃尔弗斯指出 ,安全“是一种价值”,巴里·布赞认为,安全是“对免于威胁的追求”、是“显示国家和领土完 整,反对敌对势力的能力”等。<1>布思则认为,“安全意味着无威胁,解放就是安全”。<2 >从社会学角度及建构主义理论出发研究安全问题的彼德·卡赞斯坦教授也认为,安全有广义与狭 义之分。<3>从安全到安全文化命题的提出是国际关系研究跨学科发展特点的表现。关于国际关 系中的文化因素,代表性的研究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研究,在中国也有学者提出,国际关系 就是文化关系。<4>这些命题尽管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但它也表明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的变量影 响国际关系的发展。卡赞斯坦认为,安全是规范、文化与认同的结合。国家安全文化是通过规范、 文化及认同得以表现出来的。规范为有着特定认同的行为者的适当行为描绘了一个共同的期望,不 同的规范起作用的方式也不同。文化是一个宽泛的标签,通过习俗、法律来描述民族国家权威和认 同的集体模式,文化既指一套可评价的标准(通过规范和世界观),又通过一套认知的标准(如原 则和模式)来定义一个体系中存在的那些社会主体,它们怎样运行,怎样相互联系。而认同则是一 个简洁的标签,是用来描述行为者、民族和国家的建构过程。<5>战略最早是军事领域的概念, 关注的是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军事威胁。长期以来,战略就意味着军事战略。如哈特说战略是“配置 和运用军事手段以实现政策目的的艺术”;海德雷·巴尔说战略是“为达到既定政策目标,对军事 力量的运用”等。<6>但冷战后的战略研究已不仅仅限于军事领域,还要考虑非军事领域的因素 。在研究的对象上,也不仅仅是考虑国家的战略,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非国家行为体或次国家行 为体都包括在战略研究的范围之内。这样一来,对战略问题的研究就从军事战略发展到对大战略的 研究。战略选择不仅是国际关系行为体在现实层面上根据战略环境而调整自己的战略定位的一种行 为,同时它也作为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而被人们重视起来。加利福尼亚大学全球冲突与合作研 究所的一些学者在90年代初开始将战略选择作为一种研究国际关系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并出版了其代表作《战略选择与国际关系》。戴维·莱克(DavidA. Lake)及罗伯特·鲍威尔(Robert Powell)是这一研究的代表人物。<7>但戴维·莱克及罗伯特·鲍威尔关于国际关系的战略 研究显然不同于一般性质的战略理论研究。在他们看来,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过程中,关于理想主 义与现实主义、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还包括众多小的理论流派之争以及 决定行为的国内及国际背景、高级政治与低级政治之争等等都阻碍了人们对于国际关系的理解。作 者试图把众多的理论与研究结合到一起,以形成战略研究的方法,强调战略选择不是一种理论,而 是一种方法,一种定位,它是“理性选择”理论在政治科学应用中的一部分。它假定行为体的行动 都是有目的的,而且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使相互之间的行为增加透明度。一个行为体为推进自己 的目标采取的行动必须依赖于其他行为体所采取的措施,相互之间的信息结构畅通。战略选择的方 法非常重要,从单个国家的外交政策到战争、合作等国际现象,如果没有行为体的战略选择及这些 选择的相互作用是无法理解的。<8>安全文化与战略选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不同的安全 文化是不同的战略选择的发生的内在动因,战略选择的发生也有助于构成行为体的认同及利益并形 成行为体的规范,有助于定义行为体的利益,其结果也有助于培育新的安全文化。二、北约东扩中 的安全文化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过程中,安全问题始终是现实主义及理想主义等主流国际关系理 论关注的重点。以卡赞斯坦为代表的西方国际关系学者从社会学及建构主义理论视角出发,着重以 国家生存环境的特性及政治认同的相互冲突为基础来揭示国家安全中的文化。卡赞斯坦认为,不同 的安全文化具有不同的规范与认同,因而对安全利益的认识也大不一样。安全利益是行为体对文化 因素作出反映而定义的,<9>利益是通过社会互动过程形成的,是“定义”而不是“捍卫”的。 在卡赞斯坦的笔下,北约代表了一种安全文化,其内涵是:北约“代表了基于共同价值观及对自由 民主的集体认同之上的跨大西洋的安全共同体”,<10>北约“代表了自由民主的制度化的多元 安全共同体,民主国家不仅不相互打仗,他们还可能发展一种集体认同使合作变得容易,为特定的 目的而产生合作的制度。这些制度的特点是民主的规范、决策原则,其中,……规范与原则的实施 加强了共同体的意识及主体的集体认同。”<11>29◇◇当然,从所谓的北约安全文化的内涵 中可以发现有相当大的漏洞,尤其是对民主和平论的表述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界受到了广泛的批评 ,它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国际关系的历史实践上都是站不住的。尽管如此,北约联盟作为一个安全共 同体有着自身的认同,这种认同在战略上表现为实施华盛顿条约的核心条款第五条,即缔约国实行 集体防御,任何缔约国与他国发生战争时,成员国必须给予援助,包括使用武力。这样一来,成员 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形成了“圈内”与“圈外”的区别。按照卡赞斯坦的观点看,认同是环境的产物 ,是内部环境与国际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行为体同社会环境、国际或国内社会环境相互作用的 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12>北约联盟的认同是北约成员国在实施集体防御功能的过程中与内外 环境的一个相互作用的社会过程。从内部看,大西洋两岸国家共同文明背景及共同价值观是认同形 成的基础,同时北约内部的协商一致原则及集体防御保障了行为体之间行为的透明度,增强了单个 行为体的信心与预期。而从外部环境看,共同威胁是认同形成的主要动力。北约在其发展过程中还 形成了一系列的规范,这些规范对北约的不同行为体的适当行为描绘了共同的期望。这些规范包括 协商一致原则、集体防御原则、文官控军原则、对所有欧洲民主国家的开放原则等。在北约东扩的 过程中,这些规范形成了一系列的标准,为新成员国的加入制定了相应的条件。这些规范在实践中 为北约扩大创造了条件。在此意义上,北约的扩大是一种安全文化的扩大。三、北约东扩中的战略 选择战略选择方法作为一种理解国际关系的角度是以行为体之间的战略互动为分析的基本单位,其 目的在于揭示国际关系行为体作出这种有目的活动的主要原因并显示各自的行为偏好。战略互动是 行为体在一定的战略环境中的相互作用,是行为体根据战略环境而作出的一种理性选择行为。90 年代以来的北约东扩体现了美国、俄罗斯与欧盟之间的战略互动。美国的战略选择是通过北约东扩 一方面继续参与并控制欧洲事务,另一方面促使北约欧洲国家提高负担共担(burdensha ring)的比例并达到防范俄罗斯重新崛起的目的;欧盟的战略选择是北约东扩,一方面继续拉 住美国为欧洲安全与防务作出贡献,另一方面又以北约东扩为契机深化欧洲一体化进程从而逐渐摆 脱对美国的依赖,同时发展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来试图平衡不对称的北大西洋关系;俄罗斯的战略 选择是一方面坚持既定的反北约东扩的立场,另一方面又采取灵活性的战略,通过发展与北约的合 作建设与西方尤其是欧洲的伙伴关系从而实现俄罗斯作为欧洲国际政治“圈内者”的传统角色。美 欧之间的战略互动主要是围绕着欧洲事务以及成本分担问题展开的。从美国来看,北约欧洲国家在 自身实力增强的情况下依然在安全与防务问题上“白搭车”,不愿为大西洋联盟做更大的贡献。不 仅如此,欧盟还坚持发展独立防务支柱,所以,美国希望能通过北约东扩刺激欧洲盟国为大西洋同 盟在新的环境下承担新的任务,为北约东扩及整个大西洋同盟作出更大的贡献。而随着欧盟在经济 上实力的增强、政治上的扩大影响,大西洋两岸之间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依赖与被依赖关系正 在经受着冲击,欧盟要求改变这种不对称关系的呼声日益高涨,要求建立独立防务支柱、发展欧洲 防务特性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从俄罗斯方面看,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俄罗斯的回归西方之 路屡遭挫折。9.11之后,普京领导的俄罗斯抓住机遇,打着反恐怖主义的旗帜加大了与西方接 近的力度,实现了与北约制度性的合作关系。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俄罗斯首先是强烈反对北约东扩 ,矛盾趋于对抗,随之双方进行谈判,俄罗斯趋于妥协,但没有放弃反北约东扩的立场。到普京时 代,俄罗斯开始转换战略思路,放弃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在新一轮北约东扩之前,以“ 沉默”来作出反映,<13>其意是通过与北约的合作来寻求减少因北约东扩而对俄罗斯造成的威 胁,并利用北约东扩来实现与西方的接近,更重要的是,俄罗斯试图通过与北约的政治合作实现融 入欧洲从而融入世界的目的。总之,冷战后的北约东扩以及由此引发的俄、美、欧战略选择是在各 自不同的安全文化背景下进行的战略互动过程,深入分析大国之间的战略互动对于理解安全文化与 战略选择的相关性有着重要的意义。四、安全文化与战略选择的互动安全文化作为社会的产物,是 主体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与社会环境下建构的产物。受不同的社会条件与环境的影响,北约的安全文 化与俄罗斯的安全文化是不一样的,即使在北约内部,大西洋两岸的安全文化观也有着一定的分歧。但不管是相互对立的安全文化观还是一种社会环境与条件相分歧的安全文化,将导致主体对安全利益的认知的不一样,也将导致主体战略选择的分歧。受不同安全文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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