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第二国际大多数政党公开投入了本国资产阶级的怀抱 ,背叛了无产阶级 ,沦为社会沙文主义 ,第二国际破产。十月革命胜利后 ,在列宁的多方面努力下 ,共产国际于1 91 9年 3月宣告成立 ,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为宗旨。鉴于第二国际破产的教训 ,共产国际建立了严格的民主集中制原则 ,强调高度的集中和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共产国际存在前期 ,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各国党的成熟和发展 ,这种原则显然有碍于各国党的独立自主 ,不利于各国党的发展。而恰恰从这时开始 ,共产国际进一步强化了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这种高度集中的组织原则 ,严重束缚了各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性 ,对当时的各国革命 ,以至当代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过消极的影响。”(杨建英 :《共产国际高度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与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原则》 ,载《共产国际研究》1 993年第 3期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 ,它的发展、成长与共产国际是分不开的。自中共“二大”作出加入共产国际的决议到共产国际解散止 ,中国共产党一直是它的一个支部。所以 ,中国共产党正确或错误的政治路线的制定 ,以及领导的中国革命运动的成功或失败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指导的正确和错误有着直接的联系。总结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 ,我们能够得到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 :无产阶级政党在处理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党之间的关系时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把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本国革命的实践。一、中国共产党创时期对独立自主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是在俄国十月革命和我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 ,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的帮助下诞生的。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 ,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投入工人运动 ,在斗争中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要求和愿望愈加强烈。在中国产业工人比较集中 ,革命运动比较发达的城市 ,从 1 92 0年开始了建党的酝酿和活动。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列宁和共产国际把注意力转向了东方 ,列宁起草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 ,并在共产国际二大上做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 ,它成为了共产国际制定民族殖民地问题政策与策略的理论依据 ,在理论上、思想上极大地帮助了中国革命 ,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按照列宁的路线和纲领建党。同时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和马林来到中国 ,了解中国情况 ,宣传十月革命 ,寻找帮助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途径 ,加速了中国共产党酝酿和筹备的过程 ,对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中国共产党一成立 ,就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按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俄国共产党的榜样建党 ,因此一诞生就具有优良的素质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 ,制定了彻底的革命纲领 ,确立了战斗性的组织和铁的纪律 ,迅速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但是 ,因为中国共产党仅仅是共产国际这一世界组织的一级组织 ,它没有决定中国共产党路线和政策的权力 ,只有贯彻共产国际所制定的路线和政策的义务。 (郭德宏 :《共产国际、苏联与中国革命关系研究述评》 ,中共党史出版社 1 996年版 ,第 2页 )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局限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错误和缺点。远离中国实际导致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对中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不够 ,没有看到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政党 ,对它估计过高 ,视为国民革命的领导力量 ,只看到了革命的一面 ,没有看到妥协的一面 ,更重要的是没有看到国民党内还有官僚、买办、封建势力 ;对工人阶级的力量估计不足 ,没有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强大力量 ,没有视之为领导力量 ,只看到中共暂时弱小的一面 ,甚至把共产党置于国民党的追随者的地位。这一错误倾向一直影响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 ,在领导权上表现为右倾 ,给以后党内的右倾错误埋下了祸根 ,使国共合作的前途潜伏着极大的危机。组织上 ,由于受共产国际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的影响 ,共产国际及其代表在工作作风上越俎代庖 ,包办代替 ,制约了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独立自主意识的发展。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联系的建立及其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指示、决议的形成及其在中国贯彻实施 ,都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活动有着直接的联系。建党初期 ,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 ,按照共产国际的集中统一的领导体制 ,要求中共送交工作计划和预算 ,要求陈独秀等人定期汇报工作 ,要求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的全部会议 ,甚至越过中共中央直接指派中共党员出使国外。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中国共产党人的感情 ,中国共产党人难以接受并表示愤慨。陈独秀大声疾呼要“保持独立自主的权利”、“坚持独立自主的做法”。马林同陈独秀之间发生的激烈冲突决非偶然 ,虽然有个人作风和性格上的原因 ,但并不是主要的 ,其实质表明了共产国际片面强调的集中领导体制与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愿望之间的矛盾。它同时说明 ,刚刚诞生的中共对独立自主的要求与共产国际集中领导体制之间的矛盾已初始端倪。 (王廷科 :《共产国际、斯大林与中国革命》 ,成都出版社 1 992年版 ,第 1 6— 2 4页 )二、大革命失败的教训表明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重要性在大革命期间 ,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 ,孙中山随之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 ,有力地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实现。苏联帮助孙中山在 1 92 4年创办了黄埔军校 ,培训了大批军事干部 ,还在莫斯科创办了中山大学 ,帮助国共两党训练干部 ,并派来大批军事顾问和教官 ,帮助孙中山建立了一支和中国的旧军阀军队不同的国民革命军。在大革命的初期和中期 ,共产国际从人力物力上直接援助了中国大革命 ;对中国革命的理论和策略 ,如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对象和前途等问题 ,以及中国大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的指导基本上是正确的 ,对中国革命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加速了中国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 ,培养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成长 ,使中国革命运动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中国共产党员人数从不足五百人发展为拥有近六万人 ,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在中国人民中享有很高威望的大党。在这个时期 ,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革命的指导 ,在思想、理论、方法和路线上也有一些重大的失误。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的作用和对中国农民估计不足 ,没有真正认识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和同盟军的重要性和这两个问题上党内存在的右倾危险 ;重视国民党 ,对国民党的革命性 ,对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的革命性估计过高 ,并且对帝国主义列强联合镇压中国革命的力量也估计过高 ,主张一切通过国民党 ,扶助国民党“左派”掌握国民党的领导权 ,完成反封建的任务。轻视共产党 ,把共产党摆在在野党的地位 ,认为中国共产党力量淡薄 ,不能独立地掌握领导权 ,只能通过国民党来实现领导权 ,这严重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独立地位 ,并成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重要依据。从而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的三次大让步 ,即政治上的对国民党二大的大让步 ,“中山舰事件”在军事上的大让步 ,以及“整理党务案”在党务上的大让步。共产国际右倾政策造成的三次大让步严重削弱了无产阶级领导权 ,使国民党新右派的权力大为上升 ,种下了大革命失败的祸根 ,造成右派的强大 ,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软弱 ,中国共产党失去了独立性 ,从而促成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在阶级关系和革命发展阶段的分析方面 ,共产国际又犯了公式化、定型化的错误。造成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 ,不是从客观实际出发 ,而是从主观想象和照搬俄国革命的公式出发。可以这样说 ,大革命的失败、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实际上不仅是幼年时期中国共产党不成熟的表现 ,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缺乏独立自主 ,执行共产国际关于大革命时期的一些错误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犯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又一启示就是在革命中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牢牢把握无产阶级的领导权 ,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结合起来 ,绝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 ,盲目服从国际组织的决定和指挥。三、吸取了三次“左”倾的教训 ,以遵义会议为标志 ,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进行土地革命、组织农村苏维埃运动 ,对于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中国工农武装革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建立了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中共党员最多时发展到 30万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召开 ,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对于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统一战线策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在大革命即将面临失败的紧急情况下 ,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发生了较大转变 ,这一转变以 1 92 7年 7月 1 4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关于中国革命目前形势的决议》为标志。该决议认为 ,中国共产党现在的领导机构犯了一连串的错误 ,决定采取种种办法纠正中共中央的投降主义错误。该决议对抵制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起了积极的作用。决议发表不久 ,7月 2 3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以及助手纽曼来武汉接替罗易和鲍罗廷 ,贯彻共产国际的决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直接指导下 ,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 ,选举了临时中央局 ,瞿秋白任书记 ,结束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促进了土地革命、武装斗争的总方针的确立。但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时候 ,又为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开辟了道路 ,这与罗明那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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